很多人说起儒家，都觉得只是“温柔敦厚”，甚至有学者认为“儒”起源于“阉人祭司王”，和能打没关系。但孔子说“志士仁人杀身成仁”，“三军夺帅匹夫不夺志”，孟子说“大丈夫威武不能屈”之类，怎么看也不像是什么“阉人祭司王”说出来的。实际上，儒源自于三代封建贵族技艺，当时封建贵族是一群车战骑士，这些封建贵族的武力技能本身就是儒生的重要修身内容。六艺的“射”和“御”就很典型，当时封建贵族车战，一方面要驾驭战车，就是“御”，另一方面则是在战车上射箭杀敌，就是“射”。孔子本人颇有战力，所谓“勇服于孟贲，足蹑郊菟，力招城关”（《淮南子·主术》），比勇士孟贲更能打，力气大得能一手举起城门。孔子也将这些贵族战争的技艺传授给弟子，他们也都以“士”自诩，而封建时代的“士”，本身便具有允文允武的特质。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公元前四八四年孔门弟子冉有作为季氏的将领，击败了齐国军队，季康子问他在哪学的打仗？冉有回答“学之于孔子”。孔门的贵族战争技艺，不但用于国与国之间，在当时也用于宗族之间的武装斗争。《礼记·檀弓上》记载子夏请教孔子，如何报父母之仇？孔子说“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即睡觉也要头枕盾牌，不上班，成天琢磨报仇，武器不离身，不和仇人共存于天地间，遇到了就拿出武器和他拼命，绝不退缩。此外，孔子又回答了子夏关于如何给兄弟、堂兄弟报仇，给堂兄弟报仇是“执兵而陪其后”，即手持武器，参与整个宗族的武力复仇行动。子夏受孔子这种武装教育，当然也是很能打的，《韩诗外传》卷六记载子夏陪伴国君遇到了“两特肩”，即两只三岁的野兽追逐国君，子夏“拔矛下格而还”，即拔出长矛杀死了这两头壮年野兽，救了国君。而另一次，子夏则以“颈血溅君之服”的武力和勇气，强迫赵简子对自己的国君以礼相待。

孔门弟子受封建贵族武德教育，普遍能打，子夏以“文学科”著称，却也被孔子教得能宰杀猛兽和武力威慑君主，至于政事诸科弟子，能打当然更不在话下，如冉有、子路之类，随时把“子行三军则谁与”挂在嘴边，相当于勇猛太过头，以至于孔子要教他别“暴虎冯河”玩匹夫之勇，因为孔子最慎重“斋、战、疾”，对于战争要重视，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但勇敢的同时是审慎而不是鲁莽。子路好勇能战，最后也是以君子的高贵身姿在战斗中“结缨而死”。

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孔门是被各种势力视为一种封建武力团体来对待的。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曾考证孔门在匡、蒲遭遇的战斗其实是同一件事，是因为叛乱的蒲人担心孔门帮助卫君，这种恐惧也和孔门的战斗力有关。在战斗中，“有弟子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德，有勇力”，在战斗中宣称“宁斗而死”，并“斗甚疾”，使“蒲人惧”（《史记·孔子世家》），可见追随孔子的弟子不但能打，其中一些人还提供了战车。此外，又如孔门弟子有若，鲁国大夫微虎从七百人中选三百个勇士夜袭吴王，选拔标准是“三踊于幕庭”，即一种体能测试和跳高比赛，有若通过了筛选，参与了对吴王的夜袭，吓得吴王一夜之间迁徙了三处营地（《左传·哀公八年》）。又如孔门弟子曾参，被孟子比喻为“孟施舍之勇”。曾参不但勇猛，而且强调勇猛与孝的关系，他认为“战陈无勇，非孝也”（《礼记·祭义》），如果儒士不敢勇敢战斗，也不能算具有孝的品质；而子夏则被比喻为像北宫黝一样勇敢，“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孟子·公孙丑上》），刺杀一国之君，完全没任何心理障碍，可谓不但有勇，而且能看出侠客文化最初源出于孔门。

哪怕是孔门中以“德行”著称的颜回，也不是一副窝囊像，而是很有武德与勇气的。孔门与蒲人的战斗中，颜回与众人走散，孔子甚至担心他战死。钱穆先生《孔子传》中指出颜回“斗乱中失群在后”，当时颜回二十五岁，正是能打的年龄，很可能承担了战斗的殿后任务。“善于殿后，需要高超的武艺。颜渊在孔门师徒‘斗于蒲’突围之际，为了掩护老师和同学脱险，独自担当了殿后的任务”（高培华：《卜子夏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15页）。

侠客文化也源出于儒门，《史记·游侠列传》就首先提到了孔门弟子原宪、公皙哀二人。周予同认为，原宪这一派“已流入侠的一途”（《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61页）。梁启超认为，孔门后来分化出的“漆雕氏儒”也是纯粹游侠的一派，孟子所赞赏的北宫黝、孟施舍等儒家勇士，都是受到漆雕开影响的（《饮冰室文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3—124页）。章太炎、胡适也有类似的观点，说漆雕之儒是“闾里游侠兴”的源头。正由于儒和侠关系的密切，所以敌视儒的韩非也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师；来源：《南方周末》2020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