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口号，其一，由易白沙在1916年正式提出来，是继承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等人说法的结果。但在当代，这一事实长期暗昧不明。其二，易白沙认为其性质为儒家专制。这一说法得到了后人的广泛继承，不过有部分学者将其转变成纯客观的描述辞句来使用。梁、易二氏其实是从秦始皇、李斯的“一尊” (专制) 说来理解这一政策的。其三，汉武帝的学术思想政策其实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是相当宽容的：它主要是从学官、教育制度立论，而不是禁止、禁绝百家之意；是以王官之学来统一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之学。《汉书·艺文志》可以作证明。其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毕竟是对于汉代学术思想政策的有意误解。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学术界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研究之进展如下：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写于汉武帝元光元年五月，这是大家比较一致的结论；汉武帝或汉代是否实行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引起了学界的广泛怀疑和讨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性质是什么，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思考和反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历史形成问题，受到了学者的重视；否定汉武帝实行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意见，在学界似乎逐渐占据上风。此外，部分学者还区别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董仲舒《天人三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1】班固《武帝纪赞》“罢黜百家，表章《六经》”【2】的不同等。从总体上来看，关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的研究，正误杂陈，争论不休，尚未达成共识。在笔者看来，既往研究的缺陷或不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 绝大多数研究者并未着力查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特别是“独尊儒术”一词的来源，不知道这两句话最先是由谁、在什么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人云亦云，时间一久，遂成当然。(2) 研究者一般缺乏追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思想性质的兴趣，要么顺从流行说法，肯定其为专制；要么想当然地认为它是一个客观描述，认为它肯定了儒学在汉帝国中拥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3) 绝大多数研究者似乎不明“独尊”一语的词源及其思想内涵，不知董子《天人三策》“邪辟之说灭息”出自何处。由此，他们也难以准确地理解“独尊”和“罢黜”两词的含义。(4) 多数学者不能恰当地处理和辨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独尊儒术”与“悉延百端之学”【3】“汉家本以霸王道杂之”【4】的关系。(5) 绝大多数学者没有分辨“《六经》”与“儒术”的关系，对《史记·儒林传》《汉书·儒林传》《艺文志》及汉代的知识体系缺乏必要的了解。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如下这些问题仍然值得研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两句话是由谁首先提出来的?其本意或思想性质是什么?进一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是否是由董仲舒首先提出，而汉武帝是否实行了此一政策，且二者孰先孰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否是对汉武帝或汉代所实行的学术思想文化政策的准确概括，是否与那时的实际情况相符?或者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否可以应用于对汉武帝、董仲舒，或对汉代之学术思想文化政策的概括?与此相关，汉代是否实行了所谓儒家学术思想专制的政策?进一步，从语义和思想上来看，董仲舒所谓“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班固所云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是本文关注和讨论的重点【5】。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汉代儒家学术思想专制”说的提出 (一) 时代背景与思想背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汉代儒家学术思想专制”说，是彼此关联在一起的两个说法或判断。一般认为，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是汉代所实行的儒家学术思想专制政策；或者说，汉代所实行的儒家学术思想专制政策即是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大家从中学历史教科书开始就已经获得的印象，至今根深蒂固，难以破除。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有两个背景：一个是清末民初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另一个是来自欧美和日本的思想背景。刘桂生说：“这种思想的理论渊源出自欧洲，它本身直接来自日本。……国内挽救民族危亡，反对专制主义的政治现实，与仿袭欧美的时代思潮，是这种论断得以形成并长期流布的基础。”【6】1894年，随着甲午海战的失败，中华民族陷入了危亡阶段，“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知识精英开始抛弃“中体西用”之说，一方面进行思想和文化的自我批判，另一方面掀起了学习西方和日本的新高潮。戊戌变法的失败加剧了这一态势，并促使众多知识分子走上了激进之路：革命派力图使用暴力手段推翻满清帝制，建立共和国；知识精英则掀起了思想启蒙和新文化运动，大力批判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他们看来，西方文化意味着自由、民主、科学和开放，中国文化意味着愚昧、保守、专制和落后。中国在近代的衰败，主要归因于自身制度和文化的落后，因此应当改造自己的文化，全面向西方学习。他们以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易白沙、吴虞、胡适和鲁迅等为代表，向传统文化，特别是向儒家文化展开了猛烈的批判。 据刘桂生《论近代学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曲解》一文，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也经历了一个批儒批孔的过程，其中以远藤隆吉 (1874—1946) 和久保天随 (1875—1934) 为代表。远藤和久保的观点直接影响了清末的中国启蒙思想家。1905年，许之衡撰文，指出梁启超保教之论和章太炎订孔之论即出自东洋，他说：“彼二子者，其学皆与东洋有渊源。”又说：“若谓定于一尊则无怀疑，无怀疑则无进步，因以希腊诸学派律周秦诸子，而谓自汉武罢黜百家之后，学遂不兢，此本日人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而梁氏益扬其波者也。”1921年11月，柳诒徵指出：“以诸子学之失传，归罪于董仲舒请汉武帝罢黜百家，其说盖倡于日本人 (日本人久保天随等著《东洋历史》多言之) ，梁氏撰《新民丛报》时，拾其说而张大之。”1944年，实藤惠秀在《明治时代的儒学批判与清末的孔教观》一文中指出，远藤、久保等人的观点直接来源于明治初期井上哲次郎、日高真实等对儒学的批判，云：“翻阅明治时代的杂志，便可知道清末的‘新思想’，多半由日本人率先唱出”【7】。 总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与清末民初的局势、思想启蒙运动 (包括新文化运动) 及与日本明治时期批儒批孔思想、欧美近代的启蒙思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应当在此一时代背景和思想背景下来理解和判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正误。
(二) 从“一尊”到“独尊”：梁启超、易白沙的汉代儒家学术思想专制说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与当代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
刘伟杰肯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二语乃古已有之，且完全适合于用来评价汉武帝所实行的学术思想政策。他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并没有错，而且清代中期以前的人对这说法的理解也没有错，有西汉至清对董仲舒的数十家言论可证。误解始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邓实、夏曾佑等先生创发新论于先，胡适、郭沫若、冯友兰、侯外庐、刘大杰、杨荣国等推波助澜于后，影响则及于今日。以梁、章、刘诸大师的学力，把相关史实考察清楚易于反掌。他们之所以如此‘诬古’，实由当时的时代、环境及由此形成的思想观念使然。曲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要是打倒孔家店、反对专制独裁、要求民主的政治需要，把儒学定于一尊看成专制的标志，因而不惜张大其词，痛加挞伐。”【8】然而，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上，他的判断难道果真是确凿无误的吗?在笔者看来，他的基本观点是不对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事实上是由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早期健将易白沙 (1886—1921) 正式提出来的，且是对梁启超等人之相关用语的通俗化表达。梁氏使用“定于一尊”来概括汉武帝罢黜百家、推崇儒术的学术思想政策，认为其性质是“专制”。易氏继承梁氏的这一说法，将“一尊”换为“独尊”，并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二句来概括汉武帝所实行的政策。在当今，许多学者在讨论相关问题时错过了易白沙之说，而这很可能是长期以来人们难以得出正确观点的重要原因。据笔者所知，朱维铮很可能是最先言及易白沙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关的学者。他说：“其实，对于这种常识性说法 (即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而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措施) ，早有异议出现。例证不必远举，还在这个世纪的早期，易白沙批评汉武帝利用孔子做傀儡，列过一份‘为之倡筹安会’的十君子名单，董仲舒便屈居第四，说明他不以为董仲舒是独尊儒术的倡议者。”【9】朱先生批评了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意见而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措施的流行看法，但是他似乎没有意识到易白沙即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两句话的发明者。另外，朱氏的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上海图书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学者几乎没有注意到此文的存在。近来，宋定国首先指出，易白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两句话的提出者【10】。不过，从其引文来看，笔者很怀疑宋氏没有亲自查看易氏原文。其后，郑继洲说：“根据笔者的考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提出的。1916年，易白沙在《新青年》上发表《孔子平议》，……作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者，易白沙的思想带有强烈的新文化运动的情结。”【11】不过，宋、郑二氏的发现，至今没有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 以上，是学界研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谁且在何时提出此一问题的大致情况。大体说来，在当代，人们忽略了它是由易白沙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来的这一事实，要么想当然地认为其自古即有之，要么设想并论证它是由董仲舒或司马光等首先提出来的，因此严重误解了其思想性质。不过，在最近五六年，有多位学者意识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两句话其实是由易白沙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首先提出来的，其性质是专制主义的学术思想政策。而专制主义的学术思想政策，在清末民初的思想家看来正是导致近现代中国发生深刻危机的根源。
2.从“一尊”到“独尊”：梁启超和易白沙的汉代儒家学术思想专制说 批判专制主义的学术思想政策，是清末民初思想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专制”，英文作“autocracy”，或译作“独裁”，其本意是指君王独掌国家政权的一种政体或统治方式。在这个政体中，存在着一个拥有无上权威的绝对统治者，他不受法律或传统的约束和制衡，而任由他的个人意志来实行统治。清末民初的启蒙思想家正是在此一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的。而所谓学术、思想或文化专制，是指在相应领域实行的绝对排他的专制政策，是独裁意志的完整延伸和反映。从文献来看，梁启超所谓“一尊者，专制之别名也”的说法，正是易白沙“独尊儒术”说的前导，二者具有密切的思想和文本关系，且处于同一时代背景之中。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儒学统一时代》“其历史”一节中叙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过程 (从武帝初即位崇儒到董仲舒对策、公孙弘缘饰经术) ，首次使用了“一尊”的词语，云：“一尊既定，尊经逾笃。”【12】随后，在“其结果”一节中，梁氏曰： 四曰一尊定而进化沈 (沉) 滞也。进化与竞争相倚，此义近人多能言之矣。……故以政治论，使一政党独握国权，而他政党不许容喙；苟容喙者，加以戮逐，则国政未有能进者也。若是者谓之政治之专制。学说亦然。使一学说独握人人良心之权，而他学说不为社会所容，若是者谓之学说之专制。苟专制矣，无论其学说之不良也。即极良焉，而亦阻学问进步之路。此征诸古今万国之历史而皆然者也。儒教之在中国也，佛教之在印度及亚洲诸国也，耶教之在泰西也，皆曾受其病者也。……吾之为此言，读者勿以为吾欲攻孔子以为耶氏先驱也。耶氏专制之毒，视中国殆十倍焉。吾孔子非自欲以其教专制天下也；末流失真，大势趋于如是，孔子不任咎也。若耶则诚以专制排外为独一法门矣，故罗马教会最全盛之时，正泰西历史最黑暗之日。吾岂其于今日乃欲摭他人吐弃之唾余而引而亲之?但实有见夫吾中国学术思想之衰，实自儒学统一时代始。按之实迹而已然，证之公例而亦合，吾又安敢自枉其说也。吾更为读者赘一言：吾之此论，非攻儒教也，攻一尊也。一尊者，专制之别名也。苟为专制，无论出于谁氏，吾必尽吾力所及以拽倒之。吾自认吾之义务当然耳。【13】 梁启超的这一段话颇为重要，具体阐明了他所谓“一尊”或“儒学定于一尊”之意。梁氏彼时信奉进化论，认为天演是自然与社会的公理。“一尊”与“进化” (“天演”) 相对。在社会领域，梁启超反对“一尊”，反对“专制”。他说：“一尊者，专制之别名也。”它妨碍国家和社会的进步。梁氏将“一尊” (“专制”) 分为两类，即政治一尊和学说一尊。何谓政治专制?梁氏说：“故以政治论，使一政党独握国权，而他政党不许容喙；苟容喙者，加以戮逐，则国政未有能进者也。若是者谓之政治之专制。”何谓学说专制?梁氏说：“使一学说独握人人良心之权，而他学说不为社会所容，若是者谓之学说之专制。苟专制矣，无论其学说之不良也。”其实，学说专制在本质上是政治专制的延伸，没有政治专制即无学说专制。梁启超在上下文中特别阐明了所谓学说专制，特别是中国的学说专制。在梁氏看来，学说专制妨碍学术思想的进步，是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梁氏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定儒学于一尊的时代。他说：“但实有见夫吾中国学术思想之衰，实自儒学统一时代始。……吾更为读者赘一言：吾之此论，非攻儒教也，攻一尊也。一尊者，专制之别名也。苟为专制，无论出于谁氏，吾必尽吾力所及以拽倒之。吾自认吾之义务当然耳。”梁氏认为，汉武帝首先将儒学定于一尊。所谓儒学定于一尊，即儒学成为专制学说，而其他学说“不为社会所容”，必欲绝灭之而后快。 在目前所见相关论著中，学者缺乏对梁氏使用“一尊”及其用法来源的考察。其实，此词直接来源于李斯所上禁书奏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李斯曰) 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14】
梁启超所用“一尊”“一尊定”等语，很明显，直接来源于李斯“别黑白而定一尊”这句话。“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是整个禁书奏议的原理和根据。同时，“别黑白而定一尊”又是“皇帝” (独裁者) 专制的直接外化。李斯禁书奏议要求在学术思想领域实行专制统治，即将皇帝的独裁统治从政治直接延伸到学术思想领域。从宏观看，天下之学术思想本应互相竞争，互相激发，如此才能推阐新理和新观点，不断取得进步；但专制政体为了统治的方便及充分体现独裁者的意志，于是假借统一思想、稳定天下和尊崇主上之名，在学术思想领域实行“定于一尊”的专制政策。具体说来，这个专制政策一方面以严刑峻法为后盾，另一方面以“若有学法令，以吏为师”为指南。只允许以吏为师，学习法令，而严格限制其他诸家学说的传播和传授，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一尊”或“专制”之义。换句话说，梁氏所说的“专制”，在中国语境中即以李斯所上禁书奏议为根本参照。 梁启超等人反对专制的思想，受到今人的广泛重视，但罕见有学者将梁氏所谓“一尊者，专制之别名也”与易氏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关联起来。其实，易氏的“独尊”即来源于梁氏所说“一尊”，其意未变：“一尊”即所谓“独尊”，彼此定义。需要指出，“独尊儒术”一语最早出现在宋代，后来还出现了“独尊孔氏”和“独尊孔氏之旨”等说法15，但是它与易白沙在《孔子平议》中所说“独尊儒术”的含意大殊。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易白沙《孔子平议》上下篇中共出现了两次。一次见于上篇，曰：
汉武当国，扩充高祖之用心，改良始皇之法术。欲蔽塞天下之聪明才志，不如专崇一说，以灭他说。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时则有赵绾、王臧、田蚡、董仲舒、胡毋生、高堂生、韩婴、伏生、辕固生、申培公之徒，为之倡筹安会。中国一切风俗人心，学问过去未来之责任，堆积孔子之两肩。全国上下，方且日日败坏风俗，斵丧人心，腐朽学问。此三项退化，至两汉以后，当叹观止矣。【16】
一次见于下篇，曰：
闭户时代之董仲舒，用强权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关时代之董仲舒，用牢笼手段，附会百家，归宗孔氏。其悖于名实，摧沮学术之进化，则一而已矣。汉武帝以来，二千有余岁，治学术者，除王充、稽 (嵇) 叔夜、金正希、李卓吾数君子而外，冠圜履句，多抱孔子万能之思想。【17】
《孔子平议》的写作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即其时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在袁氏的授意下，杨度联名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和严复等人在1915年8月14日成立了“筹安会”，其目的在于鼓吹君主立宪，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造舆论。《孔子平议》上篇所谓“为之倡筹安会”云云，即是对此事的讥刺。或者说，易白沙之所以写作《孔子平议》一文，就是以进化论为理论武器来批判和反对学术思想专制，反对儒学专制，反对以孔子的名义来实行所谓学术思想专制。在易白沙看来，第一个儒学专制时期是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汉武帝时期。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专崇一说，以灭他说”，即“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清末民初的启蒙思想家均将儒学看作导致民族衰落和社会进步停滞不前的重要因素，从而展开了猛烈的批判，甚至全盘否定。不但如此，易白沙更将权力专制化的儒家知识分子分为两类，一是“闭户时代之董仲舒”，一是“开关时代之董仲舒”，前者“用强权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者“用牢笼手段，附会百家，归宗孔氏”，他们都是抱“孔子万能之思想”而“摧沮学术之进化”的罪魁祸首。 总之，梁启超和易白沙都是清末民初的启蒙思想家，梁氏批判在前，易氏鞭挞在后，二者具有共同的时代和思想背景：他们都信奉进化论，都反对专制，即使在学术思想领域也是如此。他们都以李斯所上禁书奏议为“专制”之参照，以汉武帝罢黜百家、推崇儒学为实行儒家学术思想专制政策的起点。由此推断，易氏对于儒学“独尊”的批判，其实正来源于他的前辈或同时代人，特别是梁启超氏的思想。二氏均认为汉代实行的是儒家学术思想专制的政策。在当代，部分学者不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专制之说，而视之为对儒学在汉代之崇高地位的纯客观描述，进而探讨其积极的社会意义。这实际上是误读，背离了梁、易二氏的本意。
(三)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学术思想专制说在现当代中国的流行 汉武帝实行了儒家学术思想的专制政策，这是清末民初启蒙思想家提出来的观点。这个观点，最初是由梁启超等人下的蛊，约十年后由易白沙正式提出了所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后，这一说法得到强化，随后广为流传，深入普罗大众的心中，形成社会共识。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学术思想专制说，在现当代中国的传播有一个过程，朱维铮、刘桂生等作了细致的梳理【18】。今择要叙述如下：
其一，在1949年之前一段时间，有多位学者以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批判了汉武帝所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专制政策，进一步扩大了此说的影响。如郭树人在1939年发表了《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社会背景》，范文澜在1940年发表了《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延安新哲学年会演讲提纲》，李达在1941年发表了《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傅佩青在1948年发表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打倒孔家店》【19】等。
其二，在1949年以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专制政策的说法广为传播，通过宣传机器和教育系统深入普通大众阶层，其中侯外庐、范文澜和翦伯赞等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范氏认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而实行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看法，在1970年代的批儒批孔运动中迅速流行起来。
其三，在1980年代末以后，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问题，学者分为三派。第一派，坚持流行意见，认为这两句话是对汉武帝或汉代儒家学术思想之专制政策的精炼概括，并批判和否定之。第二派，完全改变了易白沙的原意，认为这两句话是对汉武帝或汉代尊崇儒家之学术思想政策的客观描述，并多方面探讨和阐述了其积极价值和意义。第三派，怀疑、否定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法，批评汉武帝或汉代儒家学术思想专制说，怀疑这两句话不能反映汉代思想的实际。第一种是很早即有的意见。第二种是在1980年代末萌生出来的，在近三十年里逐渐成为新的流行意见。第三种是在最近若干年才变得清晰起来的，它认为班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概括要比易白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更为准确，更为可靠【21】。
三、汉代的学术思想政策：“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与“悉延百端之学”“本以霸王道杂之” (一) 《天人三策》与董仲舒是否提出了“独尊儒术”的思想
董仲舒是否提出了儒家学术思想专制的建议?这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儒学史问题。相关材料之一见于董子《天人三策》。《天人三策》的第一策主要阐述了“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第二策主要论述了今者如何实行帝王之道，第三策主要阐明了“大一统”之论。董仲舒的对策在性质上是否属于专制，其依据的材料见之于下列一段文字：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22】
“大”，尊大、尊重；“一”与“多”对，“一”是核心，“一”是端始，“一”是主宰；“统”即统率、统领义。“大一统”即“尊大一统”。“一统”开始出现在战国末季，是一个政治术语，特指天下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绝对的权力中心，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而使之统领政权的各个部门和贯通各级行政单位。“一统”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和《李斯列传》中出现了三次，无一例外地都属于政治义的用法。进入汉代以后，此含义仍然是“一统”的基本用法，但它同时被挪用到其他方面，如被用到宇宙论、历法和经学解释上。
从政治学来看，春秋学的“大一统”论无疑属于专制性质，秦汉以降两千余年的中国传统政治都属于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型的专制政体。不过，一个政治上的专制政体是否会在学术、思想、文化领域且在一切时期必定实行所谓专制政策呢?此未必然也，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我们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董仲舒是否在《天人三策》中向汉武帝提出了所谓儒家学术思想专制的建议? 董仲舒为何主张统一学术和思想呢?其现实根据是：“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其目的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而学术、思想上的“大一统”是否即属于专制呢?这是一个应当回答的问题。“大一统”既是原理又是目的，旨在以一率多，以上率下，从而实现帝国力量的整合和有机化。与当时的儒者不同，董子自觉地运用了春秋学“大一统”的原理。与董子相对，道门领袖司马谈以《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为借口，肯定了“百虑”“殊途”的必要性，即肯定了诸子百家之学存在的必要性【23】。很明显，董、司马二人的致思方向及其目的不同。综合起来看，董仲舒在学术思想领域提出尊大“一统”的主张，与当时的天下大势相合。而在学术思想领域从“一统”出发，达到“统一”，这虽然可能受到了专制政治的严重影响，但它本身未必即是专制的。是否属于专制性质，应当重点考虑其如何尊大“一统”的问题。董仲舒即主张以“《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为取舍标准，来统一学术思想，进而尊大“一统”。这里的“一”，是《六艺》之科、孔子之术，其内涵是圣王之道。
目前，学者对于董仲舒主张儒家学术思想专制的指控，主要落实在如下三点上：
指控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然而，董子所谓“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主要是从是否纳入官学，特别是博士官所职来说的。董子认为，那些不在儒家经术和孔子之道范围内的东西 (包括后儒) ，应当遏绝其上升的通道，不使它们同样进入官学 (特别是博士官所职) 【24】。实际上，董仲舒的建议与当时已经推行开来的以《五经》之学为中心的官学体制是高度一致的。而董子完全没有主张禁书，没有禁止百家之学在民间和社会上的自由传播，这与秦始皇颁行《禁书令》是根本不同的。 指控二，“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其中，“邪辟 (僻) 之说灭息”一句，容易被理解为禁绝私学或诸子百家之学。其实，这样理解是不对的。“邪辟之说灭息”一句，只是上文“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结果，而不是手段、方法。它不主张采取严酷的政法措施来灭息邪辟之说，跟秦始皇的禁书、焚书完全不是一码事。既然“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不属于专制措施，那么“灭息邪辟”就不可能具有专制性质。“邪辟之说灭息”的准确意思是，如果官方不重视、不提倡诸子百家之学，那么所谓邪辟之说就会在此种不重视的状态中自然而然地灭息或消亡。这当然是董仲舒的一种想象，或一厢情愿的设想，现实情况则很可能不是如此的。其实，民间也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诸子学术和思想、知识和学问的传播。需要指出的是，“邪僻之说灭息”一句出自《孟子·滕文公下》，此前学者都没有指出这一点。孟子主张以辩论的方式来“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因此在孟子那里同样不存在所谓专制的问题。真正的专制只有通过政治措施才能产生相应的效力，达到独裁的目的。
指控三，“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这两句话出自班固的概括，《汉书·董仲舒传》曰：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25】
很显然，董仲舒建议的重点在官办教育、学校制度上。“推明孔氏”，是董仲舒所说官办教育的目的。孔子乃儒学之祖，在董仲舒看来只有孔子本人才能一统分裂已久的儒学。而孔子之术又以《六艺》为管辖，非《六艺》不足以统一儒学。战国中后期，儒分为八，皆以为真孔子 (《韩非子·显学》) 。“抑黜百家”，“抑”是抑制，“黜”是黜退，“百家”是泛指，包括不同儒家派别在内。这句话仍然是从官办教育或从学术领域来说的。“抑黜”并无禁绝、灭绝之义，乃是抑制、黜退诸子百家，其中就有儒家，足见董仲舒不主张“独尊儒术”。“独尊儒术”不但不是董子的主张，而且与汉代的思想实际不合。在对策中，董子实际上真正倡导的是经学 (“《六艺》之科”) 。班固在《董仲舒传赞》中说：“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26】可见董仲舒对策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崇经术，彰显《六经》之学，并以之统贯学术和统一思想，进而使上有以自持，而使下有所守。后来，刘向、班固等人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论”，以及编织了所谓六艺经传与九流十家的逻辑关系，都跟董仲舒拔擢《六艺》之科于诸子之上有密切关系。
(二) “罢黜百家”与“悉延百端之学”
在学术思想上，汉武帝一方面采取“罢黜百家”的政策，另一方面“悉延百端之学”。认为武帝实行专制政策的学者，以“罢黜百家”为根据，而意见相反的学者则以“悉延百端之学”为根据【27】。如何理解“罢黜百家”与“悉延百端之学”的含意及其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罢黜百家”在汉代文献中仅在《汉书》和《汉纪》中各出现一次。《汉书·武帝纪赞》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表章《六经》”，《汉纪·孝武皇帝纪六》作“表章《六艺》”。实际上，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经历了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据《史记·武帝本纪》《儒林列传》和《汉书·武帝纪》《儒林传》，从建元元年 (前140) 延续到元光元年 (前134) ，卫绾奏议所黜为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一类黄老、刑名之言，武安君田蚡所黜为“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这里的“罢”“黜”，都是摒弃、黜退、不予采用之义【28】。很显然，“罢黜百家”不是禁止百家之言的传播，更不是灭绝百家在社会上的存在。后来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抑黜百家”的建议，其大意与“罢黜百家”一致。或者说，所谓“罢黜百家”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是从朝廷治国是否采纳百家的言论来说的，一层是从官学或教育制度上来说。其中，后者是基础，容易落实，而事实上武帝正是采取了此一措施。 与“罢黜百家”相对，汉武帝也采取了“悉延百端之学”的政策。《史记·龟策列传》曰：“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数年之间，太卜大集。”【29】所谓“艺”指技艺，“能”指才能。所谓“百端之学”，主要是从“艺能”来说的，包括《汉书·艺文志》所说“数术”“方技”两类学者。很显然，对于持“主义”的“百家”和对于具备“艺能”的“百端”，汉武帝及汉帝国的态度是不同的。对于前者武帝采取罢黜的方法，对于后者则采取“悉延”的方法。有人将“悉延百端之学”用作“罢黜百家”的反证，这显然是不对的。
(三) “表章六经”与“本以霸王道杂之” 上文已指出，“表章《六经》”出自班固《汉书·武帝纪赞》。具体说来，“表章《六经》”指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之事。董仲舒后来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议，则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继续和完善。是否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范围，在董仲舒看来这是汉代新儒学建构的核心标准。《五经》是儒学的内核，是承载三王之道的经典，而孔子之术主要表现在《六艺》经传上。《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儒林传》都只叙述了传经之儒，即职掌《五经》的博士及其弟子的行事，其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整个学术知识圈的标准，同时这也是儒学内部的新标准。
除了“表章《六经》”之外，汉武帝也很重视霸术，这可以从汉家治理天下的家法和从汉武帝治理帝国的事实两个方面来看。先从家法看，“本以霸王道杂之”是汉朝皇帝治理帝国的基本原则，武帝亦不当有例外。《汉书·元帝纪》曰：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30】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应当是汉家皇帝治理天下的家法和秘诀。而这个家法和秘诀，其实就是主张王道和霸道、德教和刑名、周政和秦政杂用。从汉高祖夺取天下以来即是如此，不过因为历史情势的变化，所用霸王之道或有强弱、多少之不同。纯任德教，纯任王道，或者纯任周政，都是不合汉家制度的。一种意见认为汉武帝完全不用百家之说，这既不符合汉武时代思想学术的现实，更不符合汉武帝治国理政的现实。
再从史实看，汉武帝同样杂用霸王之术。在王道方面，汉武帝最大的政治贡献即是置立《五经》博士和学校之官，并以之为禄利、仕进之途。在霸道方面，汉武帝治国理政，阳王道阴霸术，阳儒阴法，杂用百家，这是武帝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1) 汉武帝本人的政治性格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好大喜功，而外饰以“欲效唐、虞之治”【31】。与此相应，性格与汉武帝相近的公孙弘即得到了他的重用。(2) 霸术重利，在此方面汉武帝的措施有：在政治上实行推恩令、抗击匈奴，在经济上实行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算缗告缗、统一货币等。(3) 在选拔人才的方式上，除了采用经术选仕之外，汉武帝还采用贡举、赀选和荫选等方式。又，汉武帝以诏书的形式选拔诸子百家的次数很多，从元光五年 (前130) 到元封五年 (前106) 共有六次。(4) 出于建功立业的需要，汉武帝广求贤才，并不独钟经术之士。元封五年，汉武帝下《求茂才异等诏》，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32】甚至对于“艺能”之士，汉武帝也是求之若渴，主张公平对待。《史记·龟策列传》曰：“今上 (武帝) 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长，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33 】(5) 从枢臣来看，汉武帝采取兼收并蓄的办法，黄老、刑名百家亦得到重用。汉武帝在位53年，共任命丞相、御史大夫正副枢臣29人，其中真正称得上儒家的只有公孙弘、倪宽两人，其他为外戚、功臣、郡守、酷吏、商人和诸子学者【34】。 总之，“本以霸王道杂之”是汉家政治的基本特征，汉武帝亦不能例外。他的特别之处在于颁行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政策，适应了汉帝国新的发展的需要。“罢黜百家”，主要是从博士官、学官制度及相应的选仕途径来说的，并不完全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学，更不是禁绝它们，实际上百家之学和百家之士受到了汉武帝的高度重视。“表章《六经》”，主要是从王教、王官之教来说的，是统一学术思想的主干。作为王教之本和圣王之道，《六经》的地位超拔于法、道、墨、名、阴阳诸家之上。
四、《汉书·艺文志》与汉代的知识体系：崇经崇儒与百家并蓄 从汉代官方建立或认可的知识体系来看，汉朝或者汉武帝不可能实行所谓儒家学术思想专制的政策，这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来源看，汉代重视书籍的收藏，并广开献书之路，对诸子百家著作的流传采取宽容甚至提倡的政策，这与秦朝“禁书”“焚书”的措施实有天壤之别。由此来看，汉朝或汉武帝自然不可能实行所谓儒家专制主义的学术思想政策。《汉书·艺文志》“总序”曰：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辑。【35】
汉朝的统治者实行宽容、鼓励和提倡之法，诸侯和一般贵族都可以自由抄书、藏书和讨论学术。汉惠帝四年 (前191) 除挟书令之后，汉朝的统治者不但重视《五经》的传授、提倡礼乐教化和重新设立诸子博士等，而且“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面对篇籍散乱、藏书不够丰富、藏书条件不够好的状况，汉武帝采取了加强皇家图书馆建设的重大举措，即所谓“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是也。成帝更进一步，搜集和整理篇籍，特别表现在图书分类、知识体系的建设上。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由大学问家、大经学家刘向负总责，其具体分工是：陈农负责搜求遗书 (尚未收藏的书籍) ，刘向负责校阅经传诸子诗赋，任宏负责校阅兵书，尹咸负责校阅数术，李柱国负责校阅方技。刘向死后，他的儿子刘歆接替其工作，并撰写了《七略》。与此相应，藏书之地西汉有兰台，东汉有东观，规模都很宏大。毫无疑问，大多数西汉皇帝非常重视图书收藏及其整理，没有看到明令禁止诸子百家书籍流通和教授的事情。简言之，我们看不出汉武帝或汉朝实行了所谓儒家的学术思想专制政策。 第二，汉代不但对诸子百家著作采取宽容政策，而且集中力量办大事——编校艺文图书，并系统构建一个叫做“艺文”的知识大厦。这项工作及艺文知识体系的建立，表明汉武帝或汉家天子不可能在学术思想文化领域采取所谓独裁政策。而建立系统的知识大厦，一需要有材料，二需要有框架。艺文知识大厦的框架，以“表章《六经》”和“诸子出于王官论”为基本方针，然后建立起来的。“艺”乃王官之学，“文”是私学子学。“艺”指经艺，特指《六艺》，泛指《六艺》经传。“六艺”本指礼、乐、射、御、书、数，它们是上古贵族阶层必须掌握的六项本领。《六艺》借用此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书被孔子转化成修身成德的六门学问，故谓之“六艺”。《汉书·儒林传》推广其义，曰：“《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文”指篇籍，本自孔门四科之一的“文学”，在《艺文志》中它泛指经书以外的其他古籍或古书。“艺文”，《隋书·经籍志》叫“经籍”，二名的意义相近。汉人的“艺文”知识体系，以《六艺》经传为基干，以九流十家为枝叶，后者即“《六经》之支与流裔”【36】。由刘向、刘歆等人编织起来的这个庞大知识体系，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完全作了继承。
从书篇构成来看，《六艺略》共103家，3123篇。而整个六略加起来，共596家，13269卷。从“家”来看，六艺家约占总数的六分之一；从篇卷来看，《六艺》经传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总之，汉人恰恰看到了秦禁书之恶之坏，而有意反其道而行之，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和策略，宽容诸子百家之学的存在，甚至鼓励其发展。这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从董仲舒到刘向，中经司马谈所主张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汉人的知识观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进一步，从《六艺》与儒家，以及从儒家与其他九家诸子的关系来看，汉朝虽然崇经崇儒，但并非“独尊儒术”。“独尊儒术”的说法不符合汉人的观念。在汉代，儒术 (儒家) 与经术 (经学) 是什么关系?在《汉书·艺文志》中，经术在《六艺略》，分为易、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孟子、小学九类，共103家3123篇。儒家在《诸子略》，《诸子略》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共189家4324篇，儒家不过诸子十家之一家而已。《诸子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37】可见“六艺”与“儒术”两概念在当时是彼此区别，不容混淆的。“六艺”是本原，而“儒术”是流末，前者有是而无非，被看作真知的本身，而后者则有是非对错之分。班固说汉武帝“表章《六经》”，董仲舒说进用“《六艺》之科”，而清末民初的启蒙思想家却居然由此得出了所谓“独尊儒术”的判断，这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是错误的。“独尊儒术” (儒家专制的学术思想政策) 的判断完全无视西汉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即区分经学与子学，进而将子学看作经学之分支和流裔 (“亦《六经》之支与流裔”) 的学术努力。对于汉人来讲，统一学术思想的指导者和贯通者只能是《六艺》，而不是作为子学的儒家。
五、结语 总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口号其实是在1916年由启蒙思想家易白沙正式提出来的，是继承梁启超等人之思想和说法的结果。梁、易二氏认为汉武帝实行的是儒家专制主义性质的学术思想政策。现在看来，他们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汉武帝实行的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政策。所谓“罢黜百家”，主要是从博士官和教育制度来说的，而不是禁止、禁绝之义。所谓“表章《六经》”，是以王官之学——《六艺》来统领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之学。不过，清末民初的启蒙思想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其目的在于通过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而向西方文明敞开大门。当然，这一口号的提出，随后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于儒家文化的延续和保存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时至如今震荡依然。
(作者简介：丁四新，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来源：《孔子研究》2019年第3期)
注释： 【1】苏舆：《董子年表》，见《春秋繁露义证》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92页。
【2】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2页。
【3】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八《龟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24页。
【4】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77页。
【5】本节及相关问题综述，参看拙作《近四十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研究的三个阶段》，载《衡水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6】刘桂生：《论近代学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曲解》，载《北大史学》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页。
【7】刘桂生：《论近代学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曲解》，载《北大史学》第2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131页。 【8】刘伟杰：《汉武帝独尊儒术问题的研究现状与反思》，载《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9】朱维铮：《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见氏著《中国经学史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该文原题《经学史：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载《上海图书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82年上海图书馆刊行。
【10】宋定国：《国学纵横》，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页。
【11】郑继洲：《“规约君权”还是“支持专制”——重论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载《衡水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12】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4页。
【13】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6—57页。
【14】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23页。
【15】郑继洲首先指出，最早使用“独尊儒术”一语的是宋人史浩。见氏著：《“规约君权”还是“支持专制”——重论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载《衡水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16】陈独秀主编：《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第1—2页。按，《青年杂志》每一篇单独标注页码。 【17】陈独秀主编：《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第1页。
【18.朱维铮：《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见氏著《中国经学史十讲》，第66—67页；刘桂生：《论近代学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曲解》，第116—118页。
【19】郭树人：《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社会背景》，载《新动向》1939年第3卷第5期 (1939年11月) ；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见《范文澜全集》 (第10卷)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8页；李达：《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见《李达文集》 (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85、699页；傅佩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打倒孔家店》，载《大公报》1948年10月8日。
【20】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 (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5页；范文澜：《经学史讲演录》，见《范文澜全集》 (第10卷)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72页；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7页。
【21】陈静：《“罢黜百家”旨在“表彰〈六经〉”而非“独尊儒术”》，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22】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2523页。
【23】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3288—3292页。
【24】徐复观最先作出类似解释，钟肇鹏、周桂钿、刘桂生等亦有类似解释。参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72页；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398页；钟肇鹏：《董仲舒的春秋学》，见《董仲舒哲学思想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刘桂生：《论近代学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曲解》，第119页。 【25】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2525页。
【26】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2526页。
【27】赵克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载《社会科学》1987年第12期；王葆玹：《天人三策与西汉中叶的官方学术——再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间问题》，载《哲学研究》1990年第6期；杨生民：《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新探——兼论汉武帝“独尊儒术”与“悉延百端之学”》，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5期；袁德良、袁刚：《论汉武帝前期政治思想的嬗变——兼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悉延百端之学”》，载《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6期。
【28】秦进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词语探源》，载《2018中国·衡水董仲舒与儒家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第27—32页。
【29】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八《龟策列传》，第3224页。
【30】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77页。
【31】班固：《汉书》卷五十《张冯汲郑传》，第2317页。
【32】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97页。
【33】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八《龟策列传》，第3224页。 【34】此段论述，综合了赵克尧的观点，笔者并参以己意。赵克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载《社会科学》1987年第12期。
【35】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01页。
【36】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6页。
【37】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28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