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汉书·艺文志》指出诸子百家皆出于王官，是中国传统文明的一部分，这是符合历史情况的。西周末年，日渐衰落的周王朝连自身都难保，哪里还养得起庞大的国家机器，随着行政机构诸多职能的丧失，学术散于野，直至春秋战国百家兴起。

《汉书·艺文志》上说，诸子十家，其中可观的只有九家罢了，都兴起在王道衰微、诸侯主政的时候。那时的君主，好恶相当悬殊，因而这九个学派群起并立，各自坚持自己的学说，崇尚自己好的一面，用以游说各国君主，以取得诸侯王的支持。这些学说虽然有差别，就像水火一样，相灭也能相生，仁与义，敬与和，相反也都能相互补充促进。《周易》上说“天下归宿相同而道路各异，思想一致但思考不同。”（原文：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

班固将西周官员职位与诸子百家对应如下：

 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

        道家者流，出于史官。

        阴阳家者流，出于羲和之官。

        法家者流，出于理官。

        名家者流，出于礼官。

        墨家者流，出于清庙之守。

        从横家者流，出于行人之官。

        杂家者流，出于议官。

        农家者流，出于农稷之官。

        小说家者流，出于稗官。

对照流传至今的西周文献《周礼》和《逸周书》，我们可以模糊地看出百家确实出于王官。在《逸周书》中，不仅能找到法家、道家、兵家思想的源头，甚至能从中找到后来小说家的影子。比如《逸周书·殷祝解第六十六》有这样一则故事，显然是虚构的，目的是陈古以刺今：商汤放桀以前，住在郊野之中。夏桀的士民百姓听说汤在郊野，纷纷丢弃财物，扶老携幼投奔他，夏都变得空虚无人。夏桀请求商汤说：“国之所以是国，因为有家；家之所以是家，因为有人。现今我国中无家，家中无人了。您有了人，让我把国交给您，归您所有！”（原文：汤将放桀于中野，士民闻汤在野，皆委货扶老携幼奔，国中虚。桀请汤曰：“国所以为国者，以有家；家所以为家者，以有人也。今国无家无人矣，君有人，请致国君之有也。”）

西周政治制度和理念是一个整体，是中华原文明的基本形态。经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阐发、融汇，至西汉归于黄老，即司马谈所说的“道家”——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中华文明经历了从王官学一家走向诸子百家，再从诸子百家走向黄老的过程。

司马谈（?～前110年，司马迁的父亲）比较了诸子百家的优缺点后认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道家之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了儒墨两家之长，撮取了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按风俗行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原文：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西汉末年，儒家作为百家中的一家逐步取得了独尊的地位，结果是灾难性的，中华原文明体系全面解体，诸子被斥为异端，儒家取代黄老思想——中华文明陷入停滞状态。

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国家图书时，基本上还能保持中华原文明的全貌。刘歆时依据各种书籍的不同内容，按学术性质划分为《七略》，分别是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辑略是全书的绪论，阐述了全部目录的大略及各类书籍的学术思想源流，置于全书之首。

东汉班固保持了刘氏父子的风格，写《汉书·艺文志》时，还是将儒与诸子百家并列，认为诸子是“《六经》之支与流裔”。

到了魏晋时，中华原文明基础文献已经大量散失，儒家之外的子书日趋减少，某些学派的书籍已经难以独立分类。宋以后理学家将中华原文明政治经济学基础文献几乎全部斥为异端，任其泯灭。

刘仲华先生在《清代诸子学研究》一书中这样写道：“自从儒家定于一尊后，其他学派日趋消歇，研究子书的人也很少，比如墨学，几为淹没，除了晋人鲁胜，唐人乐台外，几无专门研究。对于子书的整理也非常少，以至于很多书籍断简脱讹，甚至《墨子》一类的书寄身于《道藏》才得以幸存下来。而且自唐代柳宗元辨子书真伪以后，宋代高似孙撰《子略》，明人宋濂撰《诸子辨》。子书越辨，伪书越多。宋明理学时期，先秦诸子思想无一例外地被扣上了‘异端’的帽子，其研究者更是寥寥无几。”（刘仲华，《清代诸子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19页）

到清代，理学家熊赐履(1635～1709)还天真地坚信宇宙间惟儒，道家为洪水猛兽，称老子为“异端鼻祖”。他在《学统》中写道：“自开辟来，历羲、农以迄姬孔，宇宙间惟儒尔，老氏出而异学始作俑焉。杨朱、庄周、列御寇之徒首先和之，不数传而汗漶（音huàn，表示一摊水在一平面延伸、扩大——笔者注）洪水矣，不可以止塞矣……其于吾儒也，或窜入其中，或驾出其上，或峙为三教，或混为一家，而老氏遂为万世异端之鼻祖矣。”（《学统》卷五十）

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心性儒学失败后，痛感理学清谈之害的清儒为了找回“真正”的儒学，努力回归六经。出于“以子证经”的客观需要，开始大规模校勘整理子书。

歪打正着，清人复兴儒家的使命没有完成，却整理了大量中华原文明基础文献。历史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要知道，今天我们读到的诸子书多是清儒二百年艰辛劳作的结晶。

历史不会忘记，是清儒打下了中华文明复兴的第一根桩！

（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