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还是现代化论（韦伯、费正清以降）的解释视野里，鸦片战争是中国乃至亚洲从“传统”、“封闭”（帝国、儒教、宗法、闭关自守、自给自足），走向“现代”、“开放”的历史转折点，而在这里，扮演“历史核心动力”的就是“工业革命”。――英国正是通过“工业革命”焕发出巨大的“生产力”，造成了（世界）市场的扩大。因此，鸦片战争对于中国的“正面价值”，就应该这样被理解：古老的、传统的生产方式被抛弃，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被唤醒，原有的生产关系以“工业革命”（即先进生产力）的方式被重新组织起来。总之，英国的“胜利”是由于它“代表先进生产力”，而鸦片战争则迫使中国也走上了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道路――于是，这么说来，鸦片战争倒是使得中国与世界“因祸得福”了。
而种种迹象却表明，这一解释框架的适用范围实在有限，其留下的疑点又着实太多：例如：中国是被（英国的）“工业革命”打败的吗？鸦片战争前，英国唯一可以与中国抗衡的“商品”，实际上不是任何一种工业产品，而首先是白银。白银当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说工业革命的产品，因为它取之于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的掠夺。其次，长期以来（1804－1840年）英国可以向中国出口，用以平衡庞大的中英贸易的另一项产品，同样也不是工业革命的产品，而且那甚至也不是英国的产品，因为那是印度殖民地的产品：棉花――随后就是鸦片。最后，如果有什么看得见的英国工业产品在“打败中国”方面起了作用，那无非就是英国的“大炮”而已。因此我们不妨说，代表英国工业革命最高成就的，不是任何先进文明或者先进生产力，而是野蛮的军事暴力。
也许还要附带说明一下另外的一点，――因为这在今天也还是必要的：“中国的工业革命”，其实是在10世纪50年代以后20年中，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完成的（Maurice Meianer，1986。讽刺性的是：“大跃进”因此也就成为毛泽东最大的罪恶之一）。“英国的大炮”甚至并没有推动世界工业化的进程、促进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恰恰相反，帝国主义的侵略瓦解了中国经济的基础。因此，诸如鸦片战争向中国输入了工业文明和工业革命的说法，越来越引起众多的怀疑、反思和不满，乃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我认为另外一种与此完全不同的解释，显然就更接近真实：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从1500年开始形成、扩展的体系（布罗代尔），截至于19世纪初期（以鸦片战争为重要界限），这一体系的核心其实是在亚洲(Andre Gunder Frank，1998)。而这同时又意味着需要强调的两点：一，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和代价是印度、特别是“作为新外围的美洲”的殖民地经济和资源替代（Kenneth Pomeranz，2000），第二，也是尤其重要的：维持当时世界货币（白银）体系稳定的，则是庞大的中国经济和贸易造成的货币需求。而白银的这种稳定乃至增值，则是英国资本积累和进行工业革命的资本前提。
中国与欧美各国海上进出口贸易值统计，1764－1833每年平均数 单位：银两
年度 进出口总值 进口 出口 出（＋）入（－）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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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4 5，545，847 1，908，704 3，637，143 （＋）1，728，439
1765－1769 5，952，724 1，774，815 4，177，909 （＋）2，403，094
1770－1774 6，451，012 2，094，336 4，362，676 （＋）2，268，340
1775－1779 6，721，893 1，995，913 4，725，980 （＋）2，730，067
1780－1784 7，002，880 1，994，617 5，008，263 （＋）3，013，646
1785－1789 12，944，247 4，489，527 8，454，720 （＋）3，965，193
1790－1794 13，243，083 5，894，663 7，348，420 （＋）1，453，757
1795－1799 12，946，191 5，008，937 7，937，254 （＋）2，928，317
1800－1804 19，129，161 8，737，364 10，391，797 （＋）1，654，433
1805－1806 23，517，162 23，348，319 11，168，783 （－）1，179，536
1813－1819 22，823，948 9，053，208 13，770，740 （＋）4，717，532
1820－1824 22，630，740 7，952，488 14，678，252 （＋）6，725，764
1825－1829 23，551，422 9，161，314 14，390，108 （＋）5，228，794
1830－1833 22，636，249 9，192，608 13，443，641 （＋）4，251，033
（资料来源：据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编》，第45页两表编制，科学出版社，1955年）
实际上，长期以来，一个很少被问及的问题是：漫长的17世纪以降，随着美洲白银的大量开采，随着白银源源不断的供给，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为什么没有出现、导致白银的通货膨胀？为什么银圆这个“象形文字”、这个“幽灵”没有出现必然的贬值，而“永葆青春姿色”？在许多答案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大清帝国几乎无止境的白银需求。正是大清庞大的经济和不断增长的对西方的贸易，维持着白银的价格稳定，阻挡了白银贬值造成的通货膨胀，以及这种膨胀对于世界经济的打击。
而决定性的变化，却在1830年左右发生。那时，随着印籍英国港脚商人大量参与对华贸易，据他们发现，如下商品在中国有利可图：这主要是棉布、棉花和鸦片，从而便以放贷的方式，驱使广州行商从事此项贸易，此举产生的结果首先是：原来已经明显过高的白银价格和利息率（约20％）被投机生意进一步抬高，――而当事实证明：棉花是中国可以生产的，并且随着中国棉花通过内河便利大规模被运进广州，那么这项投机的失败就显形了，而当中国政府开始严厉查禁鸦片之后，投机生意的失败就注定了，从而，港脚商人的高利贷变成行商的呆坏帐――所谓“商欠”，也就是必然的了。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理由是：维护鸦片贩子的利益，以及通过武力讨要因投机失败所造成公行之“商欠”。众所周知――如果说前者在道义上不是理由，那么后者即使在商业上也更加不成理由。因为从历史上看，清朝政府每一次对待“商欠”的办法，都是由公行例银分摊，乃至国家动用白银储备周转赔偿，以照顾外商的利益（梁廷丹，1835；南开大学历史系，1959）。大清这么作的原因，既是出自“怀柔”的传统，而客观上起到的却更是维护贸易和维护白银价值的作用。但是这一次，鸦片战争却使得这一切全都突然改变了：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瓦解了中国国内市场和经济结构，这就从根本上瓦解了中国经济消化、吸收白银的能力，而由此开始的大规模的中国赔款，造成大量白银从中国外流，流向国际货币市场。
随着鸦片战争，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之稳定，到此终于不得不急转直下了：因为――当中国丧失了巨大的白银需求之后，防止世界货币市场通货膨胀的最后一个消火栓就被拔掉了。世界货币市场上白银的价格应声而跌，“自1875年起，银价已是如此之低，致使它不断接近它的铸币价格，最后在1878年达到了这个水平。”(Rudolf Hiferding，1968)鸦片战争之后20年，世界货币市场上的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白银已经不能继续担当世界主要货币的角色。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由危机走向崩溃：因为这个体系的运转，一开始就是依靠美洲银圆几乎源源不断的供给，依靠中国看起来象是源源不断的白银需求来平衡着的，――但现在这个条件不具备了。
因此，鸦片战争从根本上说，标志着世界体系扩展的一个周期的终结。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不是工业革命、甚至不是简单的鸦片贸易，而是一场导源于小型金融危机的野蛮战争，最终摧毁了当时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而如果清中国经常被贬损地称为一个“顽固堡垒”，那它其实就是守护这个体系安全的最后一个堡垒。
世界体系这一周期的变迁使得我们认识到如下问题：一，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支配这一周期性运动的，是生产力或者新技术革命的唯一动力――比如英国工业革命。因为在此周期中，工业革命及其产品不但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小，乃至微不足道。（即使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英国国内产值，也比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中国经济要小得多。）而且事实恐怕是恰恰相反：是美洲资源和印度殖民地经济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基础，而中国庞大的白银需求，则平衡了世界货币和贸易体系，而从这种贸易中，英国获得的利益远不仅仅是茶叶，而是积累了工业革命必须的资本。因此实际上，我们应该说：这个世界体系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而不能反过来说――所谓“先进生产力”（英国工业革命）是决定这个世界经济的基础。二，历史证明，如果所谓工业革命及其生产力要想支配世界经济，那它就必须成为一个霸权，进一步说――它就必须粉碎、废除原有的世界体系，并且按照自己的意志将其踩在脚下、彻底改造它――而要做到这个，单靠“经济”和“生产力”当然就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成为霸权，首先就必须破坏，即破坏原有的世界经济体系；而这又几乎无一例外地需要两只拳头：一个拳头乃是通过制造金融危机，摧毁原有的国际货币流通体系，第二拳头就是通过战争，迫使世界承认自己制订的规则，而这两只拳头上写的统统都是“霸权政治”，而不是经济。
由于长期以来，马克思的学说竟然被改造为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和“唯生产力论”，更由于康德拉捷夫周期也好像总是向我们显示着：每一次世界经济的周期性，都是由新的技术和生产力出现所支配的，例如：19世纪是蒸气机、铁路，钢和化学，而20世纪则是汽车、电子信息产业等等，因此，在观察历史时，人们当然就总是会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而在描述现实时，人们也总是会欢呼：中国和亚洲（特别是印度）已经赶上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这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不必去区别和质疑：发生或者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技术革命是一回事，迫使全世界接受它则是另外一回事，而以粉碎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瓦解世界货币体系为代价（最广义上的马克思所谓“危机”），来确立一种生产方式、一种技术标准的霸权，那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因为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如果没有一个隐蔽的拳头，市场这只隐蔽的手永远也不会奏效。这正像如果没有F-15战斗机的设计者麦克唐纳 道格拉斯，麦道公司就不可能兴旺发达。有把握使世界接受硅谷技术的隐蔽的拳头，就是美国的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这也就是说：为新的技术和生产标准扫清道路的，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更不是伪装成“先进生产力”的新技术、生产标准自身，而是掌握货币资本和军事霸权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正如阿瑞吉所指出的，世界体系的周期性，一般地表现为新的世界军事霸权的兴起和世界金融制度的调整，而并非是简单的生产力和技术革命――而在1840年以降，后者则意味着银本位制度的逐步废除，英国主导的金本位制度的最终确立。
在下面的论述中，本文准备从两个方面，去再次解释一个被重复了无数次的老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理解以1840年为标志的所谓中国的“失败”和英国的“胜利”？――而重新解释这一历史，对于今天理解“亚洲形象的构成”究竟有什么意义？
一，究竟哪一个走进了“死胡同”：英国还是中国？
Pomeranz在其创造性的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将18世纪后期的英国工业革命，视为摆脱了土地和人口的制约的“现代世界经济”，与“旧大陆”“劳动密集型为基础的持续发展道路”（或曰：“使用现有技术的土地容纳能力相比稠密的人口”）之间发生根本性“断裂”的标志。他在这个意义上指出：与英国通过工业革命找到的康庄大道相反，“旧大陆”（这也就是所谓“亚洲”）、特别是中国等最“‘充分定居’和经济最发达地区，看起来都在向一种共同的‘原始工业’的死胡同发展。”――这意味着“亚洲”代表着一种没有前途的、不足为法的发展道路，即“亚洲”――所谓“旧大陆”，因为其人口密集、充分定居和资源有限，就等于一条拥挤狭窄的“死胡同”。
实际上，如果从中国经济－人口史的角度，结合黄宗智关于18世纪后期中国社会土地收益的“边际递减”效应的分析，何炳棣关于明清以降，尤其是康乾盛世中国人口迅速膨胀（由5000万增长到2亿）的结论，我们会进一步加强对于Pomeranz论断的认同：看起来中国的确是走进了“死胡同”。――更何况，与英国和西方世界自鸦片战争以来近2个世纪统治世界的霸权这件令当代人印象深刻的事实相比，即使当代中国以如此面积狭小的耕地，充分解决了世界近1/3人口的吃饭、定居问题，的确也总是是显得微不足道，看起来至今不过依然还是在“死胡同”里摸索而已。
但是，回首并不遥远的历史，我们惊讶地发现，当年英国工业革命的先驱者们（特别是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商们），却非但没有今天Pomeranz这样的先见之明，而且他们最为经常、痛切地认识到的，恐怕竟是恰恰相反的事实：正是工业革命使得他们的生意进入了“死胡同”，比如说：曼彻斯特的呢绒，甚至不能换来可以降低食欲，以应对食物困境的茶叶！
一个有趣的例子告诉我们：迟至18世纪的最后一年的1699年，也就是Pomeranz所谓英国通过工业革命，摆脱土地和人口制约、完成“现代经济创生”的标志时代，属于“新英国公司”的MACCLESFILED号装载了26611磅现银和5475磅的货物（主要是呢绒）到广州贸易，但是，其中1/4的货物没有卖出去。而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了，因为一般的情况往往是“什么也没卖出去”。――这件事不过是不胜枚举的例子中最普遍的一个。而根据美国1917年发表的统计材料，“据1820年估计，广州销售英国产品的净亏损额在前23年中共达1，688，103磅。而且，英国货也是中国商人亏损的一个根源，他们只是因为公司坚持作为购买茶叶的条件才肯接受这些货物。中国行商所以和美国人那样友好，主要就是西班牙、墨西哥和南美洲的银圆在他们的进口货中占极大的比重(Michael Greenberg，1951)。”
而这后一个时期的、来自美国人的材料，明确地透露出如下丰富的信息：一，造成了英国商人长期的、高额的贸易净亏损的，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产品。二，而这种净亏损，恰恰是由市场决定的，而与任何贸易垄断没有关系，更与所谓公行的垄断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恰恰相反，正因为英国商品在市场上根本就无人问津，英商从而不得不将“麻烦”转嫁到其中国贸易伙伴（行商）头上，即把其代销英国产品，当作向后者购买茶叶的前提和条件。而这种一开始就附加了如此苛刻条件的贸易，才使得行商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它也是广州行商经常发生亏损的根源。这也就是说：中国商人将英国货（而不仅仅是英商）视为“麻烦”的根源，其实完全是对于市场“信号”的正确反映，而不是由于中国商人的保守、自大或者垄断。三，美国人以后来者的姿态，幸灾乐祸地注视着英国呢绒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不收欢迎的悲剧处境，这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手里掌握着更多的在对华贸易上战胜英国人的法宝――美洲的银圆，而且也反映了对于工业革命成就的一种一般性的评价：如果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就反映在贸易和生意上竟然就是如此的不堪，那么大概没有人不会怀疑这场“革命”的前途、命运究竟会是如何了（这对于美国随后走上一条与英国完全不同的，不完全依赖自由贸易和工业产品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至于工业革命是不是使得英国走进了“死胡同”，除了当时的各种行诸贸易记录、商人日记的材料外，我们还必须调查更为广泛的材料，而不仅仅是听从当时贵族、企业家和亚当 斯密的门徒们的宣传。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即使不必听信马克思的一面之词，恐怕也得多少照顾到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对当时“一般英国民众”的具体感受的描写――而这一感受，用费正清的话来说大概就是：“被两手空空驱赶到工厂去的英国民众的生活，比叛乱（太平天国运动）前一般中国民众的生活，实际上要糟”(John K Fairbank，1978)。
毫无疑问，斯图加特王朝时代的英国面临着人口压力增加，土地收益减少，资源环境恶化，以及煤炭储量丰富等现实条件（也正如Pomeranz所指出的，这些条件都与中国相似），也正是多种条件加在一起，才促成了英国的工业革命。但是，在这些条件之外，我们当然还要是要加上斯图加特王朝和各路诸侯贵族的横征暴敛，这乃是造成了英国农业的瓦解的重要原因；当然，用Pomeranz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农业产出不足的不断恶化，这些‘剩余劳动力’中的很多人，事实上不能转移到工厂去。”（但问题仅仅是：这种 “农业产出不足的不断恶化”，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然条件的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刻意的政治安排？）还有――贵族围猎的“奢侈”传统，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大量的耕地被以这种方式“节约”下来，这同样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换句话说，如果这种“大分流”，不仅仅是“工业的持续发展”突破了“生态制约”的革命，而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是一种格外专制的霸权政治所造成的“刻意结果”的话，那么，我的问题就是：如果以自然生态的制约为名义，忽视一种保护少数人的利益最大化，却不惜将千百万人投入苦海的政治的作用，而一般地认为举恰恰却“被历史证明”是开辟了人类历史的康庄大道，――那么，在这样的逻辑之中，人类的政治史是不是就太黑暗了一点呢？
因为，说到发展的道路，并不意味着将一切都交给自然和生态去选择即可（这其实如同将一切交给市场“看不见的手”没有什么不同），因为17、18世纪的政治并非完全无所作为，或者只有斯图加特王朝那一条康庄大道可走。实际上，面对可能是更为严酷的人口和土地问题，清朝的选择的确就与英国非常不同，而且这里的区别，恰恰不能说明英国政治在应对资源制约方面是唯一是积极的，而清则是消极的，相反，有充分地材料证明：从康熙、雍正延续到乾隆约200年的清的政治改革，含有比英国更多的积极应对这种困境的政治用意。
当然，这种比较的目的（它旨在批驳那种清王朝一向保守僵化、拒绝改革的历史宣传），也绝非美化清王朝的统治为“善治”，它只是为了强调：大清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锐意改革的朝代之一，当我们评价这些改革的时候，绝对不能简单地断言：起码在应对资源限制方面，英国与中国究竟是哪一个走上了唯一的康庄大道，而其余的，则必然地走进“死胡同”。
“康乾盛世”，创造了超越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经济繁荣的物质奇迹，从而将中国打造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而且这一奇迹，并不是出现在中国生态条件比较宽松的其他朝代，而恰恰是出现在人口剧烈膨胀的时代。而清代进行的，从1700年早期持续到1800年的不懈改革措施充分表明：在解决人地矛盾的紧张、“收益递减” 方面，为政治改革所留下的空间，实际上是很大的。（实际上，没有充分的数据证明这种“收益递减”是必然的，特别是，随着所谓“原始工业”的发展，将当时农村人口广泛的多种经营和市场分工造成的收益算进来的时候，收入经常是增加的。）――而这也就是在市场（斯密）和生态（马尔萨斯）之外，我们必须考虑政治的因素的原因。
我们在这里无法展开一直对于延续到清代中期的政治改革的描述，但康乾盛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清朝统治者实行了与历代王朝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政策造成的，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而且还必须注意到，面对剧烈增长的人口压力，清朝统治者所采取的改革措施，是将包括顾炎武、黄宗羲、戴震等代表反叛思想在内的华夏政治革命传统――特别是在土地制度、乡约制度方面的革命内容，成功地加以转化利用的结果，因此这些政治举措，就包含了更为强烈的社会共识，乃至下层的诉求。例如：康熙8年（1669年）下令停止圈地，并要求当年所圈旗地全部归还汉民（贵族皇庄“圈地”，曾经是明代极其严重的问题）。康熙、乾隆时代，朝廷下令严禁满汉地主“增租夺佃”，以至到乾隆时代，有些长工和雇主“共坐共食”、“平等相称”、“无主仆之分”，并“不利文契”（这也曾经是市场和货币经济最发达的宋代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康熙51年，更宣布以50年（1711年）全国丁银额为准，“盛世滋丁，永不加税。”并最终达到了乡村的基本自治，而这些因素都促成了所谓“康乾盛世”。
而且，在这些措施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康熙时代同时规定海关税“正额”仅为银4万3千两，而直到鸦片战争时并无改变。表11列出了自1764－1833（东印度公司垄断权被废除前）70年，广州粤海关仅对于欧美的贸易值统计，它起码能使人一目了然地认识到：一，所谓清王朝的“闭关自守”、“拒绝贸易”这种流行说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可靠的；二，它还可以通过与海关税的对比显示出：中英双方同期的海关税收之差距是怎样的天文数字，向我们昭示着真正给贸易和商人加上沉重负担的，究竟是中国当局还是英国当局。
而且我们当然还可以从中看到（尽管是抽象的），18世纪－19世纪的亚洲贸易市场是个怎样人头攒动、川流不息、热闹非凡的商业大道，可惜的只是：英国长期却找不到进入这条热闹大道的门径。于是，并非这条大街是“死胡同”，而是寻找这条大街的艰苦过程，反复给英国人留下了陷入迷津和“死胡同”的深刻印象。而这主要却是因为他们缺乏进入这个市场的有效商品所致。
我们暂且将英国工业革命究竟是应对自然生态、市场困境的结果，还是与某种专制政治暴力有更深切的联系――将这个问题放在一边，还是先来看一下被这一结果逼进“死胡同”的英国商人，究竟是如何从那里突围出来的吧！――因为，工业革命及其伟大成果（英国商品），真如果得象人们所宣扬的那样，具有改变世界的伟力，那么19世纪后期的英国商人们，也就不至于为了“呢绒”而苦恼，满世界去寻找救星，以至于让美国人看他们的笑话了。而感谢上帝，他们找到了救星，救星竟然就在那个被称为“世界体系”的东西里面，――而这就是为什么说：在漫长的17、18乃至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对世界经济贡献其实很少，而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却对英国贡献最多。
当然，英国从世界体系找到的，首先就是白银，或者西班牙银圆。西班牙在美洲开采的银矿的85％流进了中国，在换回茶叶和生丝等对英国经济举足轻重的商品之外，还导致了中国黄金的外流，因为在中国白银而不是黄金扮演着通货的角色，黄金/白银在中国的比价为1：8，而在英国则是1；16，这从而为后来的英国主导的金本位制埋下伏笔――这些自然都不必多说。但是，正如Pomeranz所正确地强调指出的：白银的开采，却与任何技术和生产力的革命都没有关系，因为这完全是欧洲“高压统治”政策的产物。“由于欧洲获得并经营银矿，也提醒我们想到高压统治在促进欧洲经济优势中的巨大意义。”的确，我们不应该忘记，所谓这种“资本主义海外高压统治和工业化之间看起来更强的联系”，因为它进一步说明，英国的霸权政治，并不仅仅是由其技术、生产力和财富所决定的，而是在漫长的欧洲战争和殖民战争中日益强化的――而这种根深蒂固的武力崇拜，也深刻地体现在启蒙运动以来，欧洲关于民族国家、市场竞争和国际法的构想之中。或许事实竟是如此：不是工业革命导致了霸权政治，而是如果没有这种霸权政治传统，工业革命其实就是不可想象的。
这就是为什么，总是能将英国拖入困境的不是别的，而总是一个与之类似的霸权。1779年，由于西班牙参加美国独立战争，英国的对华贸易从而彻底陷入困境。由于西班牙的市场被封闭了，所以自1779年至1785年，没有一块银圆从英国运到中国。随后新的美国政府强制实行纸币制度，更给英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甚至直接导致罗氏银行破产。而恢复装运现银之后，受银供应不稳定的影响，英国的贸易逆差进一步变得惊人，――而当英国再次发现它还是没有从“死胡同”里突围出来的时候，它想出来对付这个根本难题的办法也不是别的（实际上它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而是印度和孟加拉殖民地的产品――而那恰恰又是一项英国军事暴力和霸权的产物，我想关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也大概不必再多说了。
是英属印度的产品，而不是英国商品打开了中国市场。其中主要的产品一个棉花，这是中国本身也生产的（但也许是因为在中国植桑、种水稻比种棉更有市场效益，这恰恰是因为Pomeranz所说的棉田对于土地资源的过度占用，中国的棉花市场就因此时而会出现空隙），另一个则是鸦片――这则是中国政府禁止的。但无论如何，随着印度产品的加入，天平终于开始倒转，从1804年以后，东印度公司运往中国的现银就开始大规模减少，而自1806年开始到1809年，约有700万两高成色的纹银块（而不是银圆）从广州运往印度。从表1可以清晰看出，在70年的贸易中，中国唯一出现逆差的，恰恰也就是1805－1806这一次，这乃是一个新的界标――而这里的原因其实就是：由于印度产品对原有中英贸易的加入。
这个新界标意味着，1804年之后的中英贸易，其实是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展开的：英国向中国购买茶叶、生丝、黄金，而却用印度殖民地输入中国的产品赚来的白银结帐，从而东印度公司不必再直接从英国乃至美洲运载银圆。更具体说就是：印度殖民商人通过东印度公司开具的汇票，将从中国赚来的款子汇到英国老家去，而这就是中国/印度贸易对于英国资本积累的贡献，从帐面上也可以查阅的开始。我们从表1可以看到：从1804年起，广州对于英美（除了美国棉花之外，英国对中国的进口部分，实际上都是由英属印度完成的）的贸易总值一下子就突破了2千3百多万两白银，此后一直到1833年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被废除，这个数字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说：如此规模对于英国资本积累的支持，即使从帐面上看也是一目了然的。
显然，18世纪后期以降，英国的经济是建立在如下条件基础上的：美洲大陆的遗民空间、奴隶制庄园的农业产出、银矿的开采；印度殖民地农奴制度下的棉花和鸦片生产；中国的茶叶、黄金、生丝――特别是1804年之后中印贸易的货币盈余。而这个时期，也就是Pomeranz所说的以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的“世界经济”，与亚洲“死胡同”发生“大分流”的时期。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说，所谓英国工业革命其实是这几个大项的产物，然而――如果将这些基本因素都考虑在内的话，我们又怎能说：英国的工业革命，标志着解决人类生态资源困境、人口压力和市场扩张的“现代经济”的创生？――我们又怎能说：这种所谓“现代经济”可以彻底摆脱资源和土地的制约而独立存在？
真正使英国处于有利地位的，不是工业革命。（这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力图武力统治世界的霸权政治的产物。因为如果没有野蛮的军事暴力支持，没有“高压统治”，不但所谓“工业革命”会因为其“奇技淫巧”（1804年之前，英国可以勉强出口中国的商品，无非是坚硬的呢绒和“打簧器”，后者的大部分今天依旧陈列在故宫的所谓“珍宝馆”里供人欣赏）之类的产品找不到市场而胎死腹中，而且，如果没有军事暴力，英国要想让美洲、印度都俯首帖耳，那根本就办不到。所以说，英国指责中国的“朝贡体制”垄断，那么它代表的也不是自由贸易，而是力图剥削全人类的炮舰资本主义。英国进而指责“怀柔远仁”虚伪而且古老，那么，它就也因为其赤裸裸，而不可能长久和可持续。
长期以来，与“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工业革命”相伴随的，就是对中国为什么缺乏“富国强兵”的霸权思想的质疑。鸦片战争后，当近代中国的政治家冯桂芬等人提出“商战”理念的时候，其中就包含着对中国应该从争夺世界霸权的角度，去构筑商业和贸易的呼吁。在他们看来，大清建立在“我国家经费有常，不资商榷，不贪为宝，无取奇珍，惟推柔远之怀，为便民之举”的“王道”理念，尽管长期维持着巨大的贸易量，但却缺乏通过贸易控制世界的战略视野（“霸道”）。
当然，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欧洲的霸权思想，不仅仅是由于大清周边缺乏战略竞争对手，从而导致中国在军事上的衰落，而且更是由于中国政治传统、特别是其权利观念与欧洲相差甚大。所谓“仁道”（“王道”和“公道”）与“霸道”的区分，当然过于简单，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沟口雄三在比较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家戴震的权利观与西方近代权利观时所作的如下分析，或许多少能让我们简明地看到这两种政治思想、权利理论的根本差别。
沟口氏早期研究中著名的一项，就是通过顾炎武、黄宗羲、戴震与近代欧洲权利理论家的比较，指出1500年以降，中国和欧洲在面对市场压力和资源有限时，所产生的完全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权利构想。他认为：前者（戴震等人）的思想植根于因资源有限，而不得不互相分享与扶助的中国社会中，因而戴震这一思想对清代的土地和改革制度、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都造成了重要影响，而后者（欧洲的市民社会）尽管同样植根于资源有限的假设，却导致了通过殖民扩张和“圈地运动”，从而将市民社会之外的世界，降为“自由经济”的肥料和资源：
――产生霍布士、卢梭、史密斯等的欧洲市民社会，不仅是把欧洲以外的斯拉夫社会和亚洲社会，或者欧洲之内的贱民和下等人排除在他们的市民社会之外，不仅如此――而且它又是把上述那些作为自己之自由领域的“经济”的肥料而成立的。与此相对，不可忘却的是，戴震的“仁”，则是在亚洲社会中，将贱民和下人一起当作有生存之欲的它者，视为生活在同一地平线上的人而平等对待。就这一点上说，它超出了那种市民间的――也仅限于市民间的――“怜悯”与“共感”的规范。孙文、李大钊之所以从共和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与这种把全体贱民和下等人作为共同分享天下而生存的“人人”，包容在同一地平线上，不是无缘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戴震的无个体的“天下一体”性，就应该从其异于欧洲式的（东亚社会）的特点给予评价。
在维持现有的资源的基础上追求和谐、平均乃至有限的发展，这与因为资源的短缺，而顺势将世界当成了自己发展的“肥料”从而追求所谓“无限的发展”――上述两种方式，尽管前者一向被称为落后的，而后者则被称为先进的，但是沟口却并不这么认为。他的理由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在他看来，所谓“资源有限”不但是我们的过去，也是现实，更是我们的未来，因此倘若假定说某种“革命”（例如工业革命）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这种假定本身就是一种欺骗，因此是危险的。故他说：
无论怎么样，至此所看到的中国式的自然法，它是在现代形态中又包含着未来形态，不，就其从未来来理解现在，又从现在这样一种现在中展望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说，现在即是未来，因而，这也是具有变革性的。（沟口雄三，1982年）
而中国从1840年的持续衰败到1949年的崛起，或许印证了沟口的见解。因为使得中国由衰败走向兴起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维持了从大清手中继承下来的人口构成、领土面积，而“现代中国”，特别是现代中国经济，就是建立在这两个最基本的元素上的。如果放开视野进一步说，“现代中国”，也许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没有通过领土和版图的分裂，而渡过了近200年世界体系的剧烈调整的“帝国”。而这意味着：在漫长的20世纪中，中国并没有将“极其落后的”西部、北方和西南的人口和土地，作为“包袱”和“负担”而甩掉。特别是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时代，发展的不平衡在“十大关系”的框架中得到有意识的纠正，毛拒绝将这些地区及其人口当作他的“工业化”的“肥料”，――如Meisner所说，这恰恰构成了毛的工业化的重要特色。因此，使得这一遗产得以继承下来的，也就是中国政治传统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自然权利观，其中当然也包括大清前期和中期一系列政治改革的重要遗产。因为只有这一面向“公道”的政治传统，才能不断使得上述有限、但也是庞大的遗产和资源，从内部达到和谐与均等，从而焕发活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邓小平这样的现代化乐观主义者，也清楚而谨慎地将中国的最高发展目标定为“小康”――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中国的“三世说”中，所谓“小康”不过是“大同”的一个阶段，它的前提和限制就是“大同”――后者意味着高度平均和平等。而这一学说的核心就是拒绝无限度的发展，从而包含着强烈地对失控的发展加以限制的内容。
尽管当代中国资本主义，正在越来越造成社会的不平等趋势，但是，真正给今天中国经济带来动力和可持续性的（当然也造成了限度），还是人口（劳动力）和领土所标志的重要经济指标，这一点是无疑的。正如阿瑞吉中肯地指出的，即使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力量，也不仅仅依靠资本，因为领土和人口依旧是其另一个重要指标。(Giovanni Arrighi，1994)
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中国关于平均、和谐的“大同”政治乐观主义，恰恰是建立在资源和发展必定是有限的这一“深刻的悲观意识”的基础上的话，那么它在哲学上就必然是循环论的。但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性”的历史进步观却恰好不是如此。因此我们不妨作一个假定――在“漫长的20世纪”，如果顺着 阿瑞吉如所谓：“工业与帝国”，“资本主义与地主阶级的辨正关系”，走进了“死胡同”的，看起来更象是英国的话――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是否应该有一个另外视野的“大分流”？――它不是进步论、革命论而是循环论的？
而我认为，这或许是Pomeranz创造性的著作，所能引发的更为有趣的问题。
二，1840年之前中国面临金融危机吗？
对帝国主义侵略造成清朝衰落这个根本原因轻描淡写的最好办法，就是将这种衰落归之为它自己的原因。在这些原因中，除了上述所谓人口、资源的压力无法解决这一条外（因为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所以也就根本上无法解决），另外极其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断言中国在1840年之前就已经处于严重的金融危机中。而币制的混乱、官员的腐败和商人的软弱，则是危机的原因，而且同时使得中国必然无法经受这种经济危机――于是无可避免地导致崩溃。
我认为，对于大清这样经历了近1个世纪高速增长世界上最庞大的经济而言，说它不会面对通货膨胀与紧缩的风险那不可能，也是不正常的。但是，也正因为这个经济的庞大（吸收了国际货币市场一半以上的白银通货），所以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也都只能是缓慢的，因而也都是可以控制的，除非发生极其特殊的状况，而且是某些状况凑在一起，才能造成导致其崩溃的金融大危机。
因此，真正导致中国面临金融危机的，不是上述原因的任何一个，而是某个更特殊的东西，而为了能够抓住这个东西，首先我们就必须尽可能对以上原因逐一加以分析。
首先，清的确是存在铜/银双币制，而且在与西方贸易之后，西班牙银圆又大量流入中国――但是，如果因此说中国币制混乱，政府放松了对于货币的管制那就错了。中国的货币价值，严格根据其重量和“成色”来度量，而按照政府的严格规定，银、铜、西班牙银圆与英镑的比价是：1两＝10钱＝1.33（西班牙）圆＝6先令8便士，这就充分表明它是严格、准确和细致的。这里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就是：如果中国的货币管理不是如此准确而是混乱，那么大规模的广州贸易如何能够进行？
而且中国政府严格管理币制的一个生动的实例，就是18世纪末期，乾隆与尼泊尔廓尔喀部落之间，围绕着西藏货币发生的两次战争（分别发生在1788和1791年）。这两场战争绝对并非是费正清所谓“毫无意义的炫耀武功”，战争的实际上的起因，就是因为廓尔喀为西藏铸造的银币（1银币＝白银1钱5分）大量掺铜，成色严重不纯，从而导致大清白银外流，西藏通货膨胀。这两次战争的结果，乃是导致了西藏货币的统一。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大清不惜以战争的方式来应对西藏货币的贬值，并且于1791年动用大量白银为西藏铸币，更表明政府的货币贮备是充足的。因此，说清货币管理混乱，因而没有应对货币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是缺乏根据的（赵志忠，2000年）。而且还有，――我们从清政府高度重视行商“商欠”问题，每次都由皇帝亲自迅速处理这一点，也特别能够看出其对于货币流动问题的高度重视。
而腐败问题是个最常见，也最难以论述的问题。总起来说，由于中国政府并不依靠商业税收来维持自己，并严厉禁止官爵拍卖，这一点恰好与英国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区别。英国政府经常向商人借钱（而且经常不还），所以商人要求自己权利的呼声自然就高。而中国商人不必经常被迫借钱给政府，故政府对其比较淡漠本可以理解――例如，就海关税而言，中国政府的海关税形同虚设，而英国政府的海关税，仅茶叶这个大宗来说，进口税竟然是销售价的96％！（Greenberg，1951）面对这样的盘剥，到底中国还是英国商人的权利更有保障，本来就是很难说的。而中国政府被迫出卖官爵，其实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即19世纪的最末期，这当然要比英国晚得多。因此，用中国的官员腐败勒索，从而导致商人阶级软弱，来解释中国经济和金融危机，理由也并不充分。
还有一个，也是看起来最具说服力的理由――就是：中国没有（或者缺乏）货币信用制度，因此经常发生经营资本的短缺，结果最终酿成了经济和金融危机（戴逸，2004，Fairbank，1978）。
当然，中国货币信用制度的产生确实比欧洲晚。这是由于欧洲的常年战乱，所以霸权国家为了应付战争筹款，有成立银行向社会借贷的需求，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在荷兰成立，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战争的需要都是其催产婆。大清没有这种发国难财的需要，所以度支部也不能视为国家银行。但是，我们到此最多也只能说清的货币信用制度产生原因和基础与欧洲不同，而因此说清没有信用制度那却也就错了。大约在1823年，随着丝绸业的扩张，山西票号的创始日升昌票号诞生，而因为中俄恰克图贸易扩大的需要，更早的中国“帐局”于1736年在张家口诞生（那个城市是此项贸易的中转站）。而无论帐局还是票号，都是资本雄厚、管理极其严格的金融信贷制度。而且，有材料证明中国的信贷机构在广州贸易中非常活跃，“在广州商品进出口引起的大量货币流通，需要票号把银两从内地汇往广州，从广州汇往内地，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出超地位，所以，在广州的票号，直至19世纪60年代，总是汇出大于汇入的形势。”（黄鉴晖，2002）
实际上，学者们之所以会产生中国经营资本短缺的结论，并将之归结为信用制度不发达，其实往往是为了集中解释广州贸易中“公行”的“商欠”问题所致――由于“商欠”是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导致中英冲突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自然引起历史学家的高度重视。例如，戴逸等人即据此一点认为：“造成商欠――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时代没有近代的金融信贷制度，一些资本薄弱的中国行商缺乏可以周转的资金” （戴逸，2004）。然而，由此而推定“商欠”的原因就是因为行商缺乏经营资本，进而再推定中国信用制度不发达，却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因为行商制度在中英鸦片战争中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南京条约》和《穿鼻草约》都要求废除公行，而且《南京条约》中2100万两白银赔款中，即有300万两系公行“商欠”――故我们需要简略地对于公行以及商欠作一点分析，然后再来回答上述问题。
广州13行，成立于康熙59年（1720年），本为沿袭明代旧称。乾隆25年，“洋商立‘公行’，专办夷船货税。谓之‘外洋行’”。而这就是所谓“公行”名称之由来。而它的主要制度功能就是：“凡外洋夷船到粤海关，进口货物应纳税银，督令受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至外洋夷船出口货物应纳税银，洋行保商为夷商代置货物时，随货扣清，先行完纳。”
但是，在中英贸易中国完全处于顺差的时代，这样看起来两项简单的任务，却是典型的“苦差”――这里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其中第一项：“凡外洋夷船到粤海关，进口货物应纳税银，督令受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它基本就不可能实现。这里的原因就是：所谓英国进口货物，经常有根本就卖不出去的极大可能，因而，所谓海关进口税，往往也就根本无从收起。――而这还不算，而当英商将行商接受英国货物，作为他们向行商购买茶叶的条件时，那么这就等于将几乎没有市场的商品甩给了行商。而这种“市场风险转嫁”的后果是：当行商千方百计也无法卖出这些货物并凑够利息的时候，待来年结帐（英商经常为了增加利息，故意来年不到），所谓行商“商欠”几乎就是注定了的。――即这就是造成早期商欠的基本情况。
由此可见，早期商欠与行商缺乏经营资本关系不大，与中国信用制度问题关系殊少。在这一点上，Greenberg正确地指出：因为“在英国制造品上行商总要亏蚀――他们之所以从（东印度）公司接手这些货物，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作。――那些卷进英国散商进口货的行商一般都遭遇到财政的困难，因为这是一项蚀本的生意。关成发和兴泰行这两个最大的破产户，都与查顿大作英国匹头货。（Greenberg，1951）”
而如果说19世纪之前公行的亏蚀，是由于他不得不经营卖不出去的英国产品的话（相对的好处是他可以向英商提供茶叶），那么19世纪之后，特别是1804年印度港脚商人加入之后所产生的公行商欠，数额巨大，次数频仍，其基本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而到这里，我们才恰恰接近了1804年之后，中国逐渐面临金融风险压力的真正原因。
因为此类商欠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由于印度的产品已经在中国有了市场，而这个时期的“商欠”很大程度上就是资本投机生意的产物。由于印度产品在中国市场有利可图，所以港脚商人乐于公行赊欠经营，但条件却是高于平常最高利息（20％）的利息率（50％），港脚商人们清楚地知道，即使行商赔本，按照历史惯例和大清法律，他们的欠款自可由清政府从国库代赔，故港脚商人的利益不会得到任何损失。而这一次，行商再次不得不再次接受高利贷的原因竟然是：贸易的天平逆转，如今是抢手进口货在港脚商人手里。
但是，印度商品的市场是高度不稳定的，以1838年为例：首先是中国棉花通过内河进入广州，棉价大跌，随后一场火灾烧了行商的棉花――而当鸦片查禁如火如荼的时候，则进一步使投机失败，大笔商欠终于再次落在行商头上。――但最为关键的是，事情到此其实才刚刚开始，这一次的情况与已往都不同了的是：港脚商人此次投机的目的已经不再是获利，甚至是套利，而是要通过商欠，在中国、以至亚洲（印度――中国）制造一次金融危机。
因为也就是在1829年－1834年，这些港脚商人纷纷从印度银行取款，一者装满荷包回家，或者是转投利息更高的中国市场放高利贷（印度的最高利息是8％），结果在此期间，印度的主要银行都倒闭了。而在1834－1838年，一伺中国的投机生意失败（这种失败是他们几乎可以预见的），港脚商人们立即要求行商和清政府支付所有商欠和利息，以便收拾不义之财回英国老家。由于这一次利息是如此之高，数额是如此之大，正像在印度一样，他们知道这一次对于中国乃至世界货币体系究竟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如果不采取断然拒付行动，就有可能造成整个货币信用体系的大崩溃。而他们之所以不惜指使英国当局采用武力讨要的方式，根本原因也在这里。
综上所述，行商的商欠，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看起来主要是英国操纵的结果，用冯桂芬的话，就是英国式“商战”的产物，因此它很难与“中国缺乏信用制度”联系在一起。
而最后一个支持中国经营资本短缺，从而导向中国缺乏信用制度以应对通货危机的理由，乃是从中国格外高的贷款利息率上得出的。这一点看起来最有道理，以至于Greenberg也支持这种看法。而最近对此提出反对意见的是Pomeranz。他的主要理由是：“首先，由于我们不知道18世纪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我们也就不知道它的真实利息率。其次，利息率随着贷款人的不同而变化，风险较大的贷款利息率在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不可能总是与条件最好的借款人的贷款利息率相同。此外，如果对借款人的评判有时候是按照一定的标准，而不是按照信用的标准，低利息率就不一定能反映信贷的市场价值。”――就第三个方面，他举出了17世纪的英国商人不得不以低利息将款贷给贵族，即使知道他们没有偿还能力。而就前两个方面来说，他恐怕也是正确的：因为首先，18世纪后期中国肯定存在一定的通货膨胀，这很大程度上当然是由白银大规模进口造成的。其次，因为港脚商人与行商所作的是投机生意，而这种利息一定是比一般生意要高的。――所以，利息率高，也并不一定就说明中国经营资本短缺，因为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经营投机生意的利息率都是高的。
费正清的研究指出，中国的物价在18世纪涨了300％，而这种通货膨胀之所以既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没有给中国社会造成什么严重问题，就既是白银大规模涌入中国的结果，更是清朝积极的货币政策（按银征税）改革的成就。而1800年后，价格的上涨则开始拉平，显示通货膨胀已经被抑止（Fairbank，1978）――这显然就不能排除货币政策所起的作用（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发生白银外流）。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通货膨胀，而是费正清所谓：在1800之后的50年，中国突然爆发的通货紧缩――于是他的观点就是：通货紧缩造成了清政府突然增加税收、横征暴敛，结果导致民众造反，于是清朝因此迅速土崩瓦解。
但是，这样顺理成章的解释实在是过于简单化。因为我们根本找不出1845年之后，清政府突然大幅度提高税收的任何资料，所以只能说这是根本上的臆断。因此，如果说19世纪中国真的面临通货紧缩压力，那么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回应1800年之后，中国为什么没有最终应付货币紧缩的压力？或者说它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造成通货紧缩的一个最明显的原因当然是白银的外流。而对此中国政府当然不是无所作为，措施其一就是增加出口。实际上，从我们的统计表上可以看出，效果也是明显的，即1806年之后，中国的出口依旧还是顺差，并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而再就是打击鸦片贸易，从根本上控制银根，遏制白银外流，政府的禁烟作为可谓雷厉风行――只是却在英国的炮舰政策下失败了。
但清中国控制通货紧缩失败的另外一个原因，却基本上没有被学术界有力地触及：那就是它在治理商欠问题上的失败。这从而造成1794年之后，港脚商人大规模的资本投机没有被遏制，商欠的频仍和数额的日益庞大，最终成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之一。――而且，甚至即使没有发生鸦片战争，而如此频仍和几何数字上升的商欠，最终也极可能将中国拖入金融危机。
而清政府之所以对于商欠问题治理不当，主要表现在1890年代之后，对于公行商欠的性质没有准确地认识，表现在政治商，就是对此时公行的性质的根本变化，没有清楚的判断。因为此时的公行，已经被港脚商人所控制，从而成为向中国倾销外国商品的主要工具。换句话说――它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中国商业机构――而《南京条约》不过以公开的名义，宣告它作为一个躯壳、一个所谓中国商业机构的死亡而已，――根据现有的材料分析，早在1790年以降，所谓公行，实际上已经成为插在中国躯体上吸血的管子。
由于公行的性质改变，故商欠的性质也不同，但是清政府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处理商欠问题的政策却并无丝毫改变。如果早期的公行接受英国商品是迫不得已，故造成一定数目的商欠有情可原，清政府照例赔偿商欠属于维持贸易之举，但是如今的公行却向中国倾销包括鸦片在内的“商品”，已经属于积极进行的投机违法行为。公行每赢利一分，中国的白银就流失一分。而此时的公行商欠，基本上属于港脚商人有意为之。而如果继续按照公行商欠政府照例赔偿的惯例，则公行无论是赔、是赚，最后都会造成中国的白银外流，通货紧缩之加剧――但是，清政府却误认为救公行即是救自己，不得不坚持这样作，实际上它救的是港脚商人和公行买办的利益，这样，1790年代以降的清政府，其实就担当了港脚商人投机活动的“保险公司”角色。而港脚商人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通过高利贷从事投机生意――正是这种活动最终加剧了中国的金融灾难，最终引发了危机。
在危机爆发后，1840年的割地赔款，又极大地消弱了清政府管理货币的能力，这样，事情才最终变得不可控制。而本来，如果没有上述因素，大清几乎完全是有可能凭借其市场、贸易、储备和信用制度克服危机（直到1874年，“红顶商人”胡雪岩为了保护中国国内生丝市场，力图举资2000万两以结束外商操控丝价的局面，但因当时的政府已经无力支持而失败，最终反而导致大量票号倒闭），最终，这一切却都发生了。而且必然产生连锁反应。
最后，退一万步说，即使1840年之前中国存在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但是它也仅仅是可能性而已，因此，与其去简单地将1840年前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强调为必然性，不如去指出是什么造成了危机治理的失效。在我看来，这里的基本原因：一是由于禁止鸦片的失败，二是由于清政府在对待被港脚商人控制的公行的政策方面，犯了严重错误。而前一个是对帝国主义的抵抗，故虽败尤荣，而后一个几乎却是对资本主义投机的纵容，则不可原谅。
三，温故而知新？
在鸦片战争之前，先进的欧洲与落后的亚洲的对立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英国如何混进亚洲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里面去，成为“亚洲”的一部分。在1804年之前，英国能够“脱欧入亚”（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口号“脱亚入欧”相反），靠得是美洲的白银，而在1804年之后，它能在亚洲站稳脚跟，则靠得是亚洲内部市场的生产和交换（主要是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本文的第二部分表明，即使1840年的危机，也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欧洲从“外部”对亚洲的“冲击”――而是由于英国资本主义投机商人在亚洲经济体“内部”制造了一个内出血的伤口、埋藏了一颗定时炸弹，使得体系从内部瓦解。
那么，鸦片战争能否被看作是工业革命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无坚不摧的结果呢？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们”就是这么看的。但是，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大概从来没有思考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货币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其大意是：“人把他们的劳动生产物看作价值，使它们相互发生关系，不是因为这些物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外壳。完全相反。是因为他们在交换中，把他们不同的生产物看作价值，而使其均等，他们才把他们不同的劳动，看作人类劳动，而使其均等。他们虽然不知道，但是这样作了。价值不曾在额头上写明它是什么。它把每一种劳动划成一种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们才想到来说明这个象形文字的意义。”
而马克思还说，所谓历史也不过如此。某种东西被视为“先进文明”、“先进生产力”或者“先进文化”，即视为“价值”的代表，其实它不过是人们各种各样的生产活动互相交换的结果，离开了各种各样的生产活动及其交换，任何一种活动都不可能单独存在，并被抽象的视为“价值”――而我想这恰恰就是所谓“世界体系理论”的深刻之处所在。
但是，人们却往往将那个在某个时段（相对于长时段来说，它总是短暂的）短暂胜出的东西视为真理、价值、先进生产力等等――，在这方面，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尤其过分。而一种“长时段”的历史研究，无非就是使得我们获得一种视野，“来说明这个象形文字的意义”――无论它是叫做工业革命、自由贸易、还是叫先进文明或者先进生产力――因为在这样的视野里，这些统统只不过具有历史的相对意义罢了，除非将它还原到各种生产活动和市场的联系之中去观察，我们就根本不能了解其价值何在。马克思早就说过：“使用对象当作价值规定，本来就和语言一样，是人类社会的产物。”。
所谓英国的胜利和中国的失败，所谓当代“发展” 的中国与清代“落后” 的中国――诸如此类说法，其实也都不过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未必代表先进，而当年的大清未必代表落后，正如当年的英国不能永远“先进”一样。
无论在现代－传统，还是西方－东方的历史解释框架中，“落后”的大清与日益资本化的当代中国之间，或许从根本上没有共同之处和可比性。但是，尽管如此，本文还是要提议：就贸易的大规模扩张和经济的持续增长而言，特别是这种增长对于世界经济、世界金融市场的影响而言（2004年，中国的进出口总值达1万亿美元，已经超过日本，在美国、德国之后据世界第3位，而且进口超过5000亿，领先于出口），“康乾盛世”以降的大清与当代中国的确具有某种鲜明地可比性。如上所述，如果考虑诸如领土面积、人口构成这些最基本的经济因素，即是现代中国从大清直接继承下来的遗产，那么二者之间的可比性甚至就大为增加了。
但是，今天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也应该被这样“从循环论的亚洲宇宙观”去理解：即当代中国经济有目共睹的发展，或许会被如下问题抵消了：这种发展是否将要牺牲几亿农民的利益（中国农民的收入已经7年没有任何增长，从而酿成了严重的“三农”问题）？中国是否要以他们为“肥料”去造就一个“世界加工厂”？中国的发展是否要以牺牲平等为代价？
而且更为可悲的是：工业化不仅仅改造了环境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不仅仅改变了亚洲的经济也改变了亚洲式的发展观。在无限发展的现代化乐观主义支配下，中国也许再难以产生出顾炎武、毛泽东那样的，以深刻地悲观为基础从而展望平等的大同世界的“仁人志士”――不仅仅是因为产生他们的广阔中国河山和农庄在利润的泡沫中消逝了――而且还是因为那个悲欣交集的、循环论的亚洲宇宙观，被浅薄庸俗的进步论所瓦解。――作为一个文明、一种视野、一种悲悯、一项宏愿的“亚洲”，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消逝了。今天的亚洲人，将越来越倾向于将自己的历史遗产判为“落后”的渣滓，因此，佛陀、孔夫子和毛泽东、甘地的亚洲就不是在1840年，而恰恰是在今天消逝了，它其实并没有在英国的大炮面前彻底倒下，而是在发展主义的庸俗轻喜剧中完结――而这是多么惨重的代价，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些使得它再次使得它复兴的力量（正像1949年那样），今天在哪里――如果说1840年是悲剧，那么正如鲁迅说：今天的世界则是“几乎无事的悲剧”。
中国政府正满足于最近2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但是也清醒地承认它正日益陷入庞大的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之中，而且，由于近50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近20年来，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市场的火车头”，其直接结果就是：中国外汇（主要是美元）“贮备”的急遽增加。但是，在三资、合资和外资企业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经济中，如果将这些港脚商人的子孙们的庞大收入也算在自己的GDP里，那么当代中国政府，其实就是在重犯大清当年的错误：因为它没有警惕地意识到，它正面临着一个四处套利，谁都剥削的国际资产阶级。
而且，我们的政府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今天的国有大企业，特别是股份制改造后的大企业，其性质已经与之前大不相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构成部分，而是由国际资本所控制。如果盲目向其不断输血，那么，我国政府实际上就扮演了国际资本的“保险公司”角色。假定此类企业被国际资本、特别是参股国资本所吞并（这在“国际竞争”中随时可以发生）而倒闭，那么中国的国有资产不但流失殆尽，而且中国政府还必须另外支付其起码51％的债务！
中国会面临金融危机吗？我个人的研究结果是不会（在这一点上，不幸与格林斯潘先生的分析完全一致。）但是，它的确也有赖于国有企业引发的债务问题的治理成效。而中国治理国有企业债务问题的办法，绝不是抽象的坚持向其输血，但也更不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所宣扬的所谓“国退民进”。中国政府拯救国有企业，首先就是必须认清其拯救对象的性质，即要明确：我们究竟是要拯救企业职工、国有资产，还是向国际资本和买办代理人输血？而本文第二部分对于大清1804年之后处理公行商欠严重政治失误的论述表明：当代中国政府其实离开大清当年不幸犯下的错误，也许没有那么遥远。――而中国经济倘有风吹草动，那么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将难以估计――因为仅仅中国超过5000万亿的进口，就是无法代替的。
何谓温故知新？――这就是因为：我们从漫长的历史中所能看到的、真正“新”的东西，实在太少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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