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一般认为：货币不过是交换的产物，先有交换，后有货币，随着交换的扩大，或者说为了使交换更有效率，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方才“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有趣的是，当没有办法解释一个事物及其发生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往往就乞灵于“自然而然”，因此，他们的这种“自然而然”总是很神秘的。关于分工与交换，以及作为“交换中介”的一般等价物的产生，斯密这样说：“例如，在一个狩猎或者游牧部落里，一个人比其他人更擅长制造弓箭。他经常用弓箭和族人交换家畜或者野味，最终他发现，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食物，比他自己亲自捕猎到的还要多。因此，从自身利益出发，他开始把制造弓箭作为主业，从而成为一名军械师。另一个人则因擅长建造小草房或可移动的房屋而被邻居邀请帮忙建屋，同样用家畜和野味作为报酬，最后他也发现以此为业对自己更为有利，从而成为了一个房屋建筑师。依此类推，第三个人成为硝皮者或者制革者，皮革是原始社会主要的服装原材料。由此，可以用自己的剩余劳动产品交换他人的剩余劳动产品的可能性，激励了每一个人专事于一种劳作，并且激发了他们有助于其事业发展的天赋才能。”这种典型的“经济学家讲故事的方式”听起来似乎挺不错的，但是包括斯密在内的经济学家们却从来就没有告诉过我们：这样的“狩猎或者游牧部落”究竟在何时、何地真正存在过。而人类学家告诉我们的却是完全相反的事实：格雷伯和波兰尼反复研究了世界各地的狩猎和游牧部落，结果发现：在那里普遍存在的绝不是交换关系，而是一种人类学圈子里通称的“辐辏—再分配”的社会关系，即所有人都把自己的劳动产品汇集起来（如同辐辏一样），然后再由酋长或者部落长老进行再分配。马克思的观点则更独特，在他看来，没有分工和交换，也可以有货币。把财富“货币化”最初的起因不过就是为了携带方便，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一方面，强盗和小偷最希望把不义之财赶快变成货币，“货币化”起初与销赃同源（想一想抢劫了圆明园的英法联军，为什么立即就在废墟上拍卖他们的战利品），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游牧民族都有把自己的所有财产变成首饰戴在身上的习俗，而这就是为了在不断的迁徙中携带方便。因此，与其说货币起源于交换，还不如说将财富货币化是为了财富便于“移动”。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是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货币不过是在商品交换中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东西，是类似于语言中的介词那种“本身没有意义却能使意义产生”的东西—这是伊斯兰学者安萨里的断见，是从在中世纪占支配地位的伊斯兰商业贸易活动中总结出来的学问。但是，采取同样主张的斯密却生活在与安萨里完全不同的时代，即工业革命的前夜。斯密代表的也并不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商人阶级，而是代表欧洲工匠和行会这个阶级，所以斯密对安萨里的断见做了一个小小的修正。斯密说，货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交换”的中介，而是“劳动产品交换”的中介，即手工业品和农产品交换的中介。这一修正是很重要的，因为斯密对奢侈品、对一切非劳动产品，即那些不属于小生产者和手工业者的东西均嗤之以鼻，这个修正表明，在货币理论方面，斯密确实是比安萨里更进了一步。那么什么是货币呢？亚当·斯密是在劳动产品交换或者劳动交换，即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货币理论的。因此，他认为，货币是“衡量生产商品所耗费的时间”的尺度：对拥有某商品但不用于自己消费，而是用以交换其他商品的人而言，该商品的价值等于交换或者支配的劳动数量。因此，劳动是所有商品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所谓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特别是“劳动价值论”，这些都是亚当·斯密提出来的，而不是马克思的发明。长期以来，人们把这当作马克思的发明则是完全错误的，这与其说是往马克思脸上贴金，还不如说是在佛头上着粪。马克思的创举恰恰是从质疑亚当·斯密、质疑“劳动价值论”出发的，也就是说，马克思质疑的恰恰是这样的看法：货币是衡量社会劳动数量的尺度。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出发点就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和质疑，并在这种批判与质疑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以货币为完成形式的价值形态”论。如果觉得马克思的这个说法太拗口，我们不妨也做一次“恩格斯”，把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出发点说成是“资本价值论”。近代西方意义上的货币绝不是交换的产物，因为这种货币是好战政府和金融家联合的造物，它是资本统治和国家权威的象征。这种货币的诞生划出了一个时代。按照罗马法和日耳曼法律，无论何种性质的政府，其最根本的作用均在于确保其属地范围内的“债务”可以得到公平处理，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既是最大的债务人，也是全体属民彼此之间债务的信用担保人。政府正是通过税收创造了货币，而所谓税收不过意味着属民通过缴纳自己的物品偿还政府的保护和服务，并以此确认属民与政府之间的债务关系，而这正是西方政治的本质。马克思说，货币并不是一个（交换）中介，而是“权威”的隐喻。所以他才说货币是“象形文字”，具体说，货币是政府债务的隐喻，货币在物品身上打下印戳，一件物品只有取得了货币的形式，只有打上这个印戳，它才能成为“商品”。而这个印戳、这个“象形文字”绝不是别的什么，而就是建立在政府债务基础上的银行券。我们只要随便拿一张纸币来看看就可以对此一目了然。政府的债务创造了货币，货币创造了“商品”，而不是“商品”创造了货币。什么是现代意义上或者西方意义上的货币？它并不是“交换的中介”，简而言之，这种货币就是一张借条、一张欠条。如果我们更为严格地把货币理解为一个记账工具，那么它如同时间和空间一样，就仅仅是一个抽象的衡量单位，像1小时、1分钟、1立方米一样，是我们无法触摸的极其抽象的东西，那么，这样一个计量标准衡量的对象是什么呢？那么货币衡量的是哪一种债务呢？货币衡量的就是政府的债务。现代意义上的货币都是依托于政府的债务而发行的，现代货币经济就是政府国债的产物。货币、货币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在政府债务的基础上被创造出来的，货币的价值绝不是生产某一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的度量，而是对发行者信用和接受者信心的度量，因为它反映的是政府与银行之间的信用关系，进一步说，反映的是银行与民众之间的信用关系，当然，这种关系的实质就是债务。而这一问题的实质早已经被阿克顿勋爵一语道破，他说：“当前的问题不在于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而在于人民与银行的关系。英格兰银行已经由银行家的银行变成了政府的政府，英格兰银行作为绝对的权力，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大卫·格雷伯曾经这样精辟地阐释了第一种世界纸币通货（英镑）的产生：只有在亨利不偿还债务的时间段内，欠条才能充当货币使用。事实上，这正是最初建立英格兰银行（第一家成功经营的现代化中央银行）的逻辑基础。1694年，一个由英格兰银行家组成的财团，借给国王一笔120万英镑的贷款。作为回报，该财团在纸币的发行上获得了王室批准的垄断权。这就意味着对于王国中任何希望向财团借钱的居民，或者希望把自己的钱存入银行的居民，财团都有权用国王的欠条来进行支付。这实际上使得新的王室债务流通起来，或者叫作“货币化”。对于银行家来说，这件事意义非凡（最初的那笔贷款，每一年他们都能向国王收取8%的利息；同样，他们也可以向所有借钱的客户按8%的利率收取利息），但是只有在国王尚未偿还最初的那笔借款的情况下，整个体系才能存续。直到今天，王室仍然没有偿还那笔贷款；它不能被还清。一旦那笔贷款被还清，英国的整个货币体系将不复存在。正是通过把王室的债务货币化，银行才发展起来，正是依托政府的国债制度，货币（银行券）经济才壮大起来。在英国，银行以王室的欠条为基础，垄断了纸币发行权，并使自己发行的银行券成为社会交换的唯一尺度，从此，一切存贷行为都必须以接受银行券为前提，即以接受国王的欠条为前提。从表面上看，这里的好处是，在需要现金时，你能够随时在银行兑取，以至于亚当·斯密也这样说：“负债于银行，比手里有多少钱才能办多少事要好得多。”实际上，在这样的社会形态里，每个人都成为广义的负债者，即银行的负债者。这样一来，一个以银行券为交往尺度的商品社会，最终把一切社会关系都转变为存贷者与银行之间的关系—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既不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是这个商品与那个商品之间的物的关系（如果是那样，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而是彼此孤立的社会生产者之间“互相预付”的关系，以及银行与国家之间的债务关系。什么是资本？斯密说：资本就是能够带来预期收入的那一部分储备，预期收入的实现必须通过商品生产与交换。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就是把一切财富货币化，为的就是投资的便利，因此，资本的运动方才表现为“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而它的基础就是债务关系的永不断裂。资本是怎样积累的呢？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资本绝不是在抽象的市场竞争中积累的，因为从“世界市场”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是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世界市场竞争首先表现为国家间围绕着货币化的财富（资本）而进行的残酷竞争。谭其骧先生在1981年曾发表过一个重要的学术讲话，这就是《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其中他说道：“中国”这个说法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赔款制度而流行起来的，因为此前我们一般不自称“中国”，而是自称“天下”，为什么在鸦片战争之后才流行用“中国”这个说法呢？一是要清楚地界定赔款人的责任，在《南京条约》的赔款人那一栏里，你总不能写“天下”吧？二是要界定我们自己的权利在哪里，以维护我们的权利。三是认识到世界是列国竞争的市场，我们只是其中的一员。16世纪以来，西方列强首先通过暴力支配下的各种不平等条约，确立起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债务关系。如果那些国家敢于废除这种债务关系，就立即对其进行无情的军事打击和经济封锁（即将其从国际关系中分离出来），而这就是国际关系的经济学本质。同时，资本积累又是通过把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变成无产阶级来实现的，雇佣合同的实质也就是工人向资本家借贷的契约，而这里的信用抵押物就是工人自己—“他们的劳动力本身”。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均是欧洲各国之间债务关系破裂的结果。债务的惩罚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这是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根本缺陷决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比较深刻地汲取了这个历史教训，转而以马歇尔计划援助战败国，而不是通过债务和赔款勒索它们，美国以马歇尔计划代替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似乎是“以德报怨”。这样一来，美国的胜利也就由单纯的军事胜利转变为道德和道义上的胜利，而美国的信用和信誉也因其在战后欧洲重建中所承担的“道德责任”而扶摇直上。基于欧洲经济重建和冷战的需要，西方世界需要一个新的货币金融体系向欧洲的工业、贸易之复兴注资，需要用这个新的信用体系代替旧的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诞生意味着美元虽然尚与黄金相联（每盎司35美元），但更重要的是美元的实质、美元的真正基础是美国道德责任和美国信用的“货币化”，正是后一点划出了美元本位与黄金本位之间的真正区别。因此，1971年8月15日，当理查德·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美元体系崩溃的开始，因为美元的力量从根本上说并不来自黄金的支持，而是来自美国信用和道德责任的支持。由于尼克松划时代地改善了与中国的关系，并实现了从越南的体面撤军，这反而极大地改善了美国的形象，并顺势把四处伸手的苏联逼向了道德破产的窘境，而且随之而来的中国改革开放更使美元获得了巨大的海外市场支持。这都是因为尼克松和美国的领导班子深刻认识到：世界对美元的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而中国的支持比黄金的支持更重要。实际上，1971年以来，美元并没有因为与黄金脱钩而走弱，恰恰相反，随着苏联的崩溃，美国的国际信用达到了高峰，美元的霸权地位也随之走向了高潮。资本不过就是道德化的货币。今天，马克思这一简明扼要的论断非但没有随着美国沦为世界上最大的负债国而有丝毫的改变，恰恰相反，其真理光芒在当代世界更加熠熠生辉。实际上，在我们的时代，只要美国不公开宣布放弃自己的债务承诺，而是信誓旦旦地坚称美国一定会偿还自己的债务，那么就没有谁真的敢让美国偿还债务，因为那样做等于摧毁国际信用制度，除将招致美国无情的暴力惩罚外，自己还必将背上敲诈勒索的罪名，扮演令人不齿的“夏洛克”形象。而只要债务链条永不断裂，美国定期付出的不过是利息而已，随着美元的贬值，这种利息将日益微不足道。在今天的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中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和贸易能力，即使连美国也不怀疑这一点，但是很少有人相信中国拥有把自己的道德责任和信用转化为货币的能力—这里的货币也就是指像美元那样的世界货币。恰恰相反，中国最富有的精英阶层往往是最声名狼藉的“土豪”，他们与中国历史上的商人阶级一样，具有把金钱转化为权力的能力，但他们也与中国历史上的商人阶级一样，从来没有把道德信用转化为金钱的能力。于是，在世界舆论界，中国“土豪”的暴富与其道德上的破产似乎是一个比翼齐飞的进程，而美国和日本正对此乐观其成。无论今天的中国如何宣传“中国道路”、“中国震撼”，中国道路也不可能建立在GDP总量之上。除非中国人有能力像马克思那样，拥有世界视野，把五千年中华文明、伟大的中国革命与建设和改革的经验上升为一个理论整体，以此申诉中国经济发展的合法性。否则，所谓“中国道路”在西方人眼里依旧还是另类，富起来的中国人无非是些“土豪劣绅”而已。在马克思看来，信用能够转化为货币，这个过程是自然的，但是经济与贸易水平却不能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信用，这同样是自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卢梭的名言就是对的：“金钱固然可以买到一切，但却不能培养风尚和公民。”而马克思的话则揭示了这样的真理：资本主义的秘密就在于把道德转化成了货币。而与马克思相反，斯密却总是假定人在自然状态下会如何，这就是经济学家讲故事的一般方式，而这种扯淡的方式也是马克思所批评的“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因为经济学家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这种“自然状态”究竟是在何时、何地真实地存在过。卢梭的名言是：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中。实际上，人一生下来就不在自然状态下，而是困在特定的制度中、生活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马克思说，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可以说他自己的语言、发明他自己的语言，这起码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事实是，现实中每个人都只能学说某种语言，都必须遵守既定的语言制度和规范，正如人们今天总是认为英语是“最自然规范的语言”一样。这是马克思超越一切经济学家，特别是亚当·斯密传统的根本点。马克思是站在斯密的终点上进行思考的。文章来源：节选自《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一书，中信出版社出版，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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