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这一年是五四运动20周年。这一年，毛泽东发表了《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发表了《永久奋斗》，还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等一系列重要文献，开启了延安整风运动。

当中国共产党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的时候，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有缺点的，如果不能改正这些缺点，就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这些缺点包括：对于世界局势缺乏深入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缺乏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总结分析革命经验教训的能力不够。中国共产党有了一点物质基础，这不值得骄傲，因为我们缺乏的是思想的基础。万里长征，中国共产党开动了两条腿的机器，但更需要开动的是“思想机器”。

什么是中国的问题呢？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最大的短处就在于脱离人民，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危险也在于脱离中国实际，脱离人民群众。

毛泽东说过，我们是中国人，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问题，必须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

旧中国的第一个问题，在于治理者不行，在于治理者实际上的缺位。因为长期治理中国的就是士大夫阶级，而这个阶级的问题也不仅仅在于腐败，还在于消极无能，不能干事、不敢干事、不想干事。政治上的消极束缚社会发展，这是最根本的问题。至于学风、文风、政风的问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其实都是士大夫政治消极的表现。

这种消极是指在态度上——精英分子对民众特别是对农民的消极。无论鲁迅还是孙中山，他们对于农民的认识都是消极的，而毛泽东后来把这种弥漫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消极思想描述为“小资产阶级情绪”。

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说，一是因为敌人太强，二是因为我们自己太弱。于是就有了革命的长期性。而“我们自己太弱”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启蒙者不知道与人民结合，就在于革命者还没有很好地与中国人民结合在一起。

传统中国之弱，体现在读书人的软弱、文弱，根源就在于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是“两张皮”。毛泽东青年时代说过：“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中国的读书人一向就是特殊阶级，读书，就是把自己从社会大众中超拔出来的基本方式。

尽管士大夫阶级也都懂得“大学之道在亲民”的道理，但是，正如竺可桢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一旦成为读书人，一般就不会参加体力劳动，士大夫阶级对于生产劳动的态度也是消极的，以为那是“贱业”。因此，脑与手的分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遂造成了中国知识与知识分子的一个致命缺陷——鄙视劳动、鄙视动手，而这就是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中国要有合格的治理者，这就要求精英阶层成熟起来，要克服对于民众的消极态度、对于生产劳动的消极态度。

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为什么忽而高亢，忽而绝望呢？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人民群众，他们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因素，而且几乎是难以改变的。毛泽东则说，要克服这种“小资产阶级情绪”，关键就在于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动员群众，发动群众。

群众路线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方法，是调查研究、分析归纳、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改造群众的一系列方法，是一个破坏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基本方法。

要使中国社会有一个真正的领导力量，首先在于党的建设，而其中关键在于搞清楚我们的党与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的根本区别究竟在哪里。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到中国人民中去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是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是继秦、汉、唐、宋以来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最深刻的一场人文精神的革命，它重铸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诞生了毛泽东思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是使中华民族摆脱“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三大法宝。

伟大的中国革命，使中国共产党经历了28年残酷革命战争的洗礼，使中华民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的锻造。经过了残酷的斗争，牺牲了无数英雄儿女，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从亡国灭种的境地重新站立起来了——光明的新中国就这样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形象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深刻的社会革命中诞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但一举解决了宋以来中国国家能力持续下降的问题，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中国持续衰落的趋势，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由此开始。

    本文节选《龙兴：五千年的长征》，中信出版社，2019年10月。标题为编者添加。作者简介：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