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就因为寂寞的缘故，我把古代的奏章找出来抄写，从《商君书》到康有为的《上清帝七书》。我抄书的地方就建在清代成亲王永理旧宅的废墟上，夜里，这园子里是一个人也没有的，从古树的缝隙里能够看到对面圆明园寥落的灯火。秋天的夜空，如同无际的大海，月明时的窗外，云在天际走，仿佛沧海上行着的帆。
四周一片静谧，而心就这样沉静下来。
于寂寞与沉静中，我时时感动于前人的勇毅与艰难，慨叹于他们的走投无路与奋然前行，同时感到了更大的寂寞，竟然想起了这样的话：“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沉静下来，就似乎听到远山远水隔不断的呼唤和呐喊，而这呼唤和呐喊又时时使我在平静中感奋，于寂寞里惊怵。
到了这个岁数，年轻时经常走动的朋友，因为“忙”的缘故，彼此早已不大走动了，而这也许更是因为心的隔膜，彼此早已没有什么可谈，枯坐着避过对面的眼神，使我时时感到时光不能忍受的漫长，同时分明感到：正是这样虚浮的时光，将我们与历史、与远山远水的呼唤和呐喊隔绝开来。
终于来了一位，是多年前也在这院子里常常谈天的，只是自他担了要任后，已很少来往了。那天夜里，偶然从楼下经过，他看到只有我的屋子还亮着灯，忽然就踱上来。开门后，彼此默然良久。从眼神里，我分明感受到了他的疲惫和寂寞。
“这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啊！”
他翻了我的笔记，断然决然地鼓励说。这语调，仿佛间使我想起我们还年轻的时候。
我忽得一振，但彼此看着对方灯下的华发，情绪随即暗淡下来，我低声说：“而我倒是觉得什么意义也没有……何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只是无聊而已。”
“嚯！‘大事因缘’，你起码可以给学生讲它一两件，这对年轻人是很有好处的。”
“没有人爱听的，现在的学生，你是不知道的——”
“现在又怎么样呢？青年学生，就像当年的你我，总是追求有意义的人生。”
我想说，现在的学生，早已不似当年的你我，而且，如今反感于“意义”的，岂止是青年学生。
马克思创造过一个词，“有节制的利己主义”，且感慨说，“这种利己主义表现出自己的狭隘性，并用这种狭隘性来束缚自己”。在马克思看来，“德国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的实质，其实就在于这种“有节制的利己主义”。我想，这恐怕便是马克思深以为“寂寞”的根源所在，这甚至也就是马克思判定自己的工作在当时的德国“没有意义”的原因。而所谓“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向也绝不仅仅是说当年的德意志帝国。今天的年轻人生长于“物质”的社会，而这毕竟是更“唯物”的世界，反而是我们身处的学术小圈子，似乎仍活在“某种意识”的世界，互为观众，彼此喝彩，年复一年地制造“项目成果”，不知今夕何夕。
然而，看到友人疲惫而执着的目光，以及他的华发，这些扫兴的话，终于没有再说出口。
我知道，他毕竟是洞达的，有一种行走叫“宦游”，而其中所谓寂寞，实际上绝不在我之下。
翻着这些笔记，他从我这里拿了一支烟，抽起来。
我们就这样对坐抽烟，再也无话。
临行，他握着我的手，是如同年轻时那样的紧握，而目光里竟然似乎有了乞求：“你毕竟可以试一试，也算是为我们，你看我，现在即使想做这些，也不可能了，至于你，毕竟还好，起码时间是自己的。何况，人活在世上，不能只想着他自己一个人吧。”
我默然送他到楼下，月光满地，我就这样看着他一步步地走到了月光里，想起一句话——“高处不胜寒”。
于是，到了下学期，我的一门新课就这样列在了课表上，课程名是“唐宋以来经典文献选读”，而这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因为受了夜访的故人的“蛊惑”。
而结果自然不出我所料。起初，听课者熙熙攘攘，挤了一屋子，其状如同赶集，而到了学期末，敢于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的却只有5人了。这成绩自然是我当教师以来最糟糕的一次。
我知道这门课对于初出茅庐者委实太难了，只是这种难反而激发了我的勇气或者脾气，毕竟，与学生为难，又何如与自己为难。于是，假期里把讲义改了又改，发给了我过去参与编辑过的刊物，而如今的编辑正是过去的学生。不久，学生回信说，文章固然令他“醍醐灌顶”，但主编有两点意见：一是文章太长，也太难了，“本刊水平所限”，竟不知道怎么删改；二是这文章讲的是历史上的奏章，而奏章则不属于“国学”。
原来如此……
如今讲“国学”的人多了起来，但究竟什么是“国学”呢？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大致分为4种：一是经典研究（儒）；二是治国理政的学问，或政治研究（笔）；三是事实的归类和辨识（学）；四是诗词歌赋（文），即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学”。此所谓：“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
中华传统文明，当然不等于诗词歌赋，就是因为其中蕴涵着治国理政的宝贵遗产。“善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萧绎《金楼子•立言》中说：“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所谓“文笔之分”，“笔”就是奏章，就是治国理政的经验与学问。
如今讲“文”的人极多，而对于“笔”的重视不够，几乎就是完全无视，这里的原因，我以为无他——人们如今需要些轻松的东西，文章还是轻松些好，写文章的人最好不要与编辑和读者为难。
进而言之，文人不必管国事，国家也不要管文人，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如此最好，而在如今的“主编”们看来，我把“国事”扯进了“国学”，这就是无事生非，就等于破坏了“国学”。但这岂不恰是千年的积弊，正如刘师培所谓：“夫中国之学术既以非干涉为宗旨，故中国数千年之政治亦偏于放任……虚浮之习，朦混之弊，层出不穷，则中国之用法，悉以放任为政策，未尝有任法为治之一日也。”
既然彼此“水平所限”，再跟他们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呢？
自从写文章以来，我第一次品尝到了“被退稿”的滋味，且还是被自己的学生，被自己过去编辑过的刊物。我从此知道，老师不必为难学生，写文章的人更不必为难编辑和读者，如果一定要认真较劲，那你就只能自己跟自己玩。
鲁迅说过，“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然而，如今想来，大约也就是从这里，我终于读出了使鲁迅工作下去的动力，而这种动力无他，其实无非就是“寂寞”而已。
我从此也方才知道，这世界上最大的寂寞，其实就是毛泽东所谓“挖山不止”。“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 这又是怎样的“愚不可及”。
恰是因为这样的教训，我豁然开朗于中华文明的伟大精神，便从此下定了决心，在这寂寞中前行。于是，我终于动手开始写《龙兴：五千年的长征》这本书。
扪心自问，这能算历史吗？
据说，历史，是关于记忆的。
鲁迅在《范爱农》里写过一件事：当年，革命党人徐锡麟（号“光汉子”）刺杀清安徽巡抚恩铭被捕，恩铭的亲兵把徐锡麟的心肝挖出来，炒着吃了。
这描写自然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深刻。而至于这种施暴的原因和动机，我则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
今年夏天去井冈山，井冈山干部学院的同志告诉我，当年还乡团杀回来，抓捕赤卫队和红军，就把他们的心肝挖出来，炒着吃。但这不是因为仇恨，而是因为恐惧。古来的风俗是这样的：杀了一个人，他的灵魂就会来找你报复，只有把他的心肝挖出来吃了，他的躯壳就没有了灵魂，于是，杀人者就会免于被鬼魂报复。
其实，曼努埃尔•普伊格的《蜘蛛女之吻》中写过同样的事：美洲殖民者用一种巫术摄取了印第安人的灵魂，使他们不能思想，没有记忆，不能反抗，成为终日劳作的“僵尸”奴隶。
我想，这就是所谓“诛心”的意思吧！
鲁迅晚年写了《女吊》，这篇文章歌颂一个美丽的女吊死鬼，她死死地缠住了自己的敌人，“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使其不得安宁。
鲁迅临终前还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基督徒临死前要忏悔，以饶恕自己的敌人，而我想了一下，我不希望被饶恕，至于我的敌人，我也一个都不饶恕，我做鬼也要记住他们，我也希望，他们能够记住我。
在“意义”到处被解构的时候，如果说到“意义”，我们的历史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在于，在中华民族已经走过的5000年波澜壮阔的战斗历程，有着许多内外敌人，我们的历史就是前赴后继，与内外敌人不懈斗争的历史。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鲁迅的工作的意义，鲁迅的写作的意义，我以为，在很大的程度上，往往竟是因为他的敌人，直白地说：是为了使敌人长记性，是为了给他们一个难以磨灭的深刻教训。我想，毛泽东毕生的奋斗其实也是如此。
因此，他们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历史与其说是关于记忆的，还不如说是关于报应、关于报复、关于革命的。
革命史观，大概已经被“学术界”解构得体无完肤了，但我是赞成这样的史观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革命与改革的历史，因此，我把它称为“五千年的长征”。
马克思渴望他的书有“真正的读者”，所以就不想在一本书的序言里便把“结论”事先告诉他们，他说，“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只是经不住恩格斯、拉萨尔的苦苦劝说，他方才极不情愿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自己的研究心路、“骨架”和方法做出了简要的概括。尽管这无论对于读者还是作者自己都是必要的，马克思还是对这种广告式的“内容简介”感到不满，于是他在文章开头执拗地重申：写作只是“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问题”。
如果必须简单地向读者概括本书的主旨，那就是：沿着殷周之变、周秦之变、魏晋隋唐之变、唐宋之变，通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讲到今天“数千年未有之新时代”。这就是我所谓的“大事因缘”。
古代与现代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中国的古代历史，当然也是革命与改革的历史，然而如马克思当年所说，“可是，彻底的德国革命看来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困难”。
马克思所谓的这个“重大的困难”究竟是指什么呢？
马克思接着回答说：“就是说，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
我想，晚清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意义，其实正在这里，就在于那些内部的与外部的、主动的与被动的条件高度聚集在一起，迫使着中国去全力克服“物质的限制”“生产力发展的限制”，从而为将来“彻底的革命”提供“物质基础”。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突破“物质的限制”，化中国生产力发展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这当然是我们前人艰苦卓绝奋斗的辉煌成就，但却未必可以囊括括他们伟大抱负的全部。
甚至，我以为这还不是马克思所谓的“彻底的革命”，也并不是毛泽东所谓的“将革命进行到底”，而只是“万里长征”最关键的一步，因为这只是为我们今天的“新时代”奠基。
因此，我们的时代即所谓“数千年未有之新时代”的意义，便在于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竞争的基础上，去建立一个更加合理和美好的社会制度，以此达成人的解放，这乃是“最后的斗争”。而这才是马克思所谓的“彻底的革命”，这才是毛泽东所谓的“将革命进行到底”。
所谓“机遇空前，挑战空前”，就是因为今天的我们面临着这样的革命。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为了这“最后的斗争”，我们可能还要经历几十代人的奋斗。“几十代人”是什么意思呢？自从有衍圣公以来，孔子的子孙才有七十几代。路漫漫其修远，我们今后的路更长，任务更繁重，工作更艰苦，成就更伟大。
我想，这本书在这样的时代还不至于沦入“既无人赞和，也无人反对”的境遇，而与其得到赞和，我倒是希望得到反对，这里的理由无他——“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就是因为我们的事业，从来都是在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前进的。
我不是历史学家，没有那样的学问，写史之于我，无非是“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而已。
然而，我总不能忘记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师长，尤其是何毅亭校长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我想，这一方面是为了学术，他说过，“用学术讲政治”，就必须舍得力气去做学问；另一方面是为了前赴后继的事业，正像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正义的事业永远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