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明代思想家顾宪成（1550~1612年）这句名联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投入滔滔社会洪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超越自我，成就事功。

本书是笔者过去十多年做人做事、研习内圣外王的心得。

感触最深的一点是：学术乃时代之元气，国无学不立。学术弱则人弱、国弱，学术强则人强、国强——中国不能放弃自己的古典学术体系，以西方学术取而代之。

过去两千年，中华文明主要与域外两大文明发生了碰撞。一是东汉以后与印度文明的碰撞，结果是佛教的引入；一是明以后与欧洲文明的碰撞，西学大规模引入。

作为一种教化形式，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佛教丰富了中国文化，改造了中国文化。值得反思的是宋明理学援佛入儒，内在修养方面颠倒本末、高推圣境，以佛家明心见性的逻辑理解《大学》《中庸》，使中华文化积善成德、下学上达，由人道之善成就天道之德的修行路线被埋没；外在事功方面，按佛家判教的逻辑，宋明理学将本土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子之学，皆视为异端，导致中国文化空疏，国势衰弱千载，两度被北方游牧民族全面占领。

中国文化最鲜明的特色是摆脱了神话和神的信仰，社会生活高度世俗化，理性化。内圣外王一以贯之，体用不二。人在日常世俗生活中成就自己，安时处顺，敦伦尽分——处处直心道场，人人可成圣贤。

宋明理学对中国内圣外王之学破坏力巨大，最后沦为士绅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直到20世纪随着新文化运动和激烈的社会革命，宋明理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才退出历史舞台。

恢复中华内圣之学的本来面目，这是本书上编“身家事”的主要内容。

明末西学始东来。在20世纪工业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大背景下，西学涌入波澜壮阔。西方文化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整体面貌，将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推向一个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工业强国，何其了得！

事物发展总有两面性。百年来，诸多学人不加批判，生吞活剥地引入西方人文学术，导致学术与现实脱节，本本主义泛滥，话语权旁落，软实力疲弱。

只要某种学术思想在西方人文学界流行，中国学人就将之作为普遍真理引入。这种学术思想是否否定中国历史和文化，都不在考虑范畴之内。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成为西方人文学术的中国代言人，成为“镀西学之金”的学术大腕。

作为中国人却反对中国文化——一些人文学者不仅不以此为耻，反而认为天经地义，甚至到处吹嘘如何坚持“学术自由”，如何“思想独立”！

改革开放以来，汗牛充栋的西方人文学术思想被引入中国，这些学术大多与中国历史、现实无关，带有抹不掉的欧洲殖民主义色彩。它们不仅无用，且有害！因为殖民主义不仅会切断古老的贸易路线，还会切断其他族群的宝贵历史。

于是乎，今日之中国大学，成了西方人文学术任意横行的场所。大学学术思想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混乱——学者们几乎人人异说，“道术为西学裂”，社会缺乏基本价值认同。

长期以来，人文学界努力掩盖以下常识：人文学术不同于自然科学！对于历史文化迥异的文明，一个族群的人文学术很难在其他族群中扎根。比如中国和印度文明交往的历史已有数千年，我们并没有将印度丰富多彩的哲学和宗教引入，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扎根的只有高度本土化的佛教。

过去四五百年前，中国同西方文明有了较深入的交流。由于历史文化背景、工业化路线不同，所以我们主要引入了社会主义，其他人文思想都难以在中国开花结果——就算西方文明的主脉基督教，在中国也不过是诸多宗教之一，影响力并不算大。

知识界忘记了文明传播的基本规律，将五花八门的西方学术奉若神明，中国古典学术则被淡化、妖魔化。由于泊来的西方学术常常与中国历史、现实无关，所以学者们就大搞玄学，生搬硬套，用自己熟悉的西方概念胡乱肢解中国现实——上骗政府，下欺公众。

近些年，美国学者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理论被引入中国，他的三本主要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的兴衰》和《权力与繁荣》都有了中文版。

本来，奥尔森的理论有利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学说，以及中国古典政治学（黄老道家、法家）赏罚观念的理解。但诸多知识分子可不管什么现实，他们不顾奥尔森反对“专制主义”的主张，硬将其“共容性组织”套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我们认为，从中国共产党本身来看，之所以能够以经济治理的身份介入经济增长，可能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共容性组织的属性和特点有关系。共容性组织（Encompassing Organizations）是奥尔森在其《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一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和理论······”【1】

表面看来，将中国共产党定义为“共容性组织”是一种创新，实际上，这样只会带来思想混乱。作者们根本不能解释，也不屑思考：为何中国共产党没有如奥尔森笔下的苏共一样（也是一个共容性组织），变成特殊利益集团，对社会巧取豪夺。

笔者并不反对引入西方学术。我们反对的，是对这些思想不加批判地引入，肆无忌惮地传播。只有站在中国本土学术的立场上，不失思想的主体性，才谈得上对西方人文学术实行“拿来主义”。否则，我们会因为消化不良生病，乃至死人！

醒醒吧，人文学者们！

西方讲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同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轻重术，我们没有必要亦步亦趋；

西方讲基于均势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同于中国一统天下的王霸术，我们没有必要亦步亦趋；

西方讲党派竞争选举，乃至抽签选举，不同于中国选贤与能的选举制度，我们没有必要亦步亦趋；

西方讲以现代性为中心的全球史学，不同于中国以礼义王道为核心的春秋大义，我们没有必要亦步亦趋；

······

若只会跟随西方邯郸学步，不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观照世界，我们将变得不会走路，成为思想的残废，匍匐而归。

从南部非洲的采集游牧部落到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有族群都有自己的经典，尊崇自己的经典——即使没有文字的族群也通过口头或图画等形式传承经典。因为经典是超越个体生命的集体智慧结晶，是一个族群适应环境、安身立命的根。

过去一百多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抛弃了以经学和诸子百家为核心的经典，失去了建基于其上的中国古典学术体系，失去了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立足点，这是目前软实力远远落后于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的根本原因。

收拾破碎的文化山河，返本开新，以中格西，我们才能走出这一百年历史误区。历史证明：简单否定自我，盲目引入西学，“以西释中”是条邪路、死路！

在21世纪全球大争的时代，在文化软实力已经上升为主要战略力量的条件下，返中华文化之本，开人类文明之新——时不我待！

翟玉忠

2021年7月6日星期二

注释：

【1】权衡、高帆、乔兆红：《复兴与增长：共容性组织推动的经济制度变迁（1921-201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第20页。

（摘自翟玉忠先生《文脉寻根：重新发现中国文化》，该书由华龄出版社2022年出版；购买作者签名版请加微信：zhai2005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