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韩著《马克思的事业》标题为编者所加，内容有删节) 马克思批判西方思想的这两个“基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无论斯密还是黑格尔，他们都把欧洲的道路、把基督新教当作了一个普遍的解释框架和普适的价值，从而表现出一种非常片面的视角。黑格尔的历史叙述如斯密的一样，讲的只是西欧内部的辩证法或辩证发展，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西欧可以脱离当时的世界而独自“辩证地发展”。他们不但对于中国很无知（尽管斯密赞扬过中国的市场，但黑格尔却几乎一直把中国人等同于鞑靼人），而且他们更完全忽视了伊斯兰文明的动态发展进程。无论斯密还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们对世界史叙述的一个极大的缺陷均在于，没有包括从罗马帝国衰落到文艺复兴之间8个世纪的历史内容，人类历史在他们那里一下子就少了800多年，而这样的欧洲史、世界史难道不是断裂的吗？显然，在那个时期，人类文明进步的主流、对欧洲冲击最大的文明就是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因此，德赛说：“欧洲现代性的故事是按纯粹的欧洲标准，以排外和无知的方式编写的。在那里，世界其余的地方根本不存在。”马克思超越斯密和黑格尔的地方正在于他的世界视野，他对中国、印度、俄国和美国等国都做了研究，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在多种文明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指出：欧洲的“团结”是欧亚大陆长期冲击和欧洲对外殖民战争的结果，欧洲的资本主义离开了美洲、非洲的资源和中国的市场就不发展，欧洲的金融制度起初不过是其对外扩张掠夺的工具，它迅速地把全世界的财富集中在少数欧洲金融家的手里，并把无穷的战争债务转嫁到欧洲大众的头上，这就造成了那里的劳动者不得不起来革命。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马克思指出：欧洲文艺复兴的语言是“借来的”，正如卢梭指出的那样，文艺复兴的语言是欧洲从“可恶的伊斯兰人”那里借来的东西。我们学习马克思的辩证法，首先就必须学习他的这种世界视野。从16世纪开始，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和欧洲文明在发展道路上确实渐次出现了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提出的那种“大分流”的发展趋势。遗憾的是，彭慕兰的著作没有涉及伊斯兰文明，而这个问题恰恰最需要我们今天认真地研究。布罗代尔指出，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不同，中国是“反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典范，我认为他的这个解释既深刻又简单明了。中国有很漫长的、深刻的市场经济传统，这个传统的实质简而言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W-G-W，即从商品经过货币再到商品，而这也就是市场经济的实质—商品交换；与此相区别和对立的方式则是G-W-G'，即用钱来生钱，而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式，也是1500年以降欧洲文明的发展方式。虽然存在着广泛的市场经济，但是中国并没有产生西方那种独立的、支配一切的金融领域，把分散的小农经济、分散的社会财富集中起来向未来投资的信用机制在中国的发育也非常不健全。简单地说，这首先是因为中国与欧洲的历史条件根本不同。16世纪以来，在中国，明清两个绵延王朝实现了长期和平，而长期和平催生的高水平竞争又造成了停滞。我把这种停滞归因于：王朝中国自宋代以来长期实行的“消极的财政政策”和明代以降“依附性的货币政策”，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长期的和平稳定使中国并没有投资于战争和暴力的需求，没有从暴力行动中攫取高额利润的冲动，这与16世纪以降欧洲的情况完全相反。与此同时，中国也好，今天和未来的世界也罢，最应该加强的是对伊斯兰文明的研究，因为正是伊斯兰商人，而不是欧洲人，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信用体系。在欧洲的黑暗时代，伊斯兰文明所建立的这个信用体系以印度洋为核心，横跨西亚、北非和南亚，从而铸造了中世纪人类经济的辉煌时代。实际上，商品和财富的证券化正是伊斯兰商人的发明，而在金融领域的各个方面，欧洲人几乎都是伊斯兰的学生，甚至可以这样说：16世纪以来，欧洲人不过是盗用了伊斯兰的发明攻打伊斯兰。尽管伊斯兰文明创造了先进的信用体系，但是从伊斯兰文明中也没有产生资本主义。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熟悉金融工具的伊斯兰文明却坚决地反对金融机构发展为独立的领域并支配一切。伊斯兰教义对此的解释非常简要：按照伊斯兰教义，如果钱可以生钱，那么就没有人再愿意从事艰苦而诚实的贸易了。可见，伊斯兰文明也许最早认识到：“贸易自由”与“金融自由”绝不是一回事，信用和金融制度只能是贸易的“仆人”，只应是为贸易服务的“服务业”，如果这个“仆人”变成了“主人”，“仆人”骑在“主人”头上，如果金融成了一个独立的、占支配地位的领域，那么它就会对真正的“自由贸易”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今天看来，能够早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前1000年就提出这样的洞见，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先见之明，我们在后面会继续论述这个高明的洞见。我们先来说说中国。中国自乾隆时代已发展为多民族的大帝国，生产方式也是多元化的，统治者满族人可谓猎人，而蒙古族、藏族两族为牧人，居住在西北新疆天山以南地区的回族人擅长经商，内地汉族人以农业手工业为生产方式，但也有人说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商人，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发达的信用体系？除了国家的组织能力不强、社会一盘散沙之外，如果非要从文化上来找原因的话，或许是由于中国文明太实际、太严肃甚至太拘谨了，如此实际、理性的文明排斥宗教冲动，排斥冒险。鲁迅在《破恶声论》中说“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他便是说中国文明的宗教感不发达，而人一旦太实际了也就难免滑头。中国传统思想讲实际、讲实用，不过这种“实际”是否就等同于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呢？恐怕并不是的。西方所说“纯粹理性”的实质就是“算计”或者计算，一切都从冷冰冰、严酷的逻辑推理出发，而中国固然讲实用、讲利害乃至于讲利益、讲理性，但这显然并不是指西方纯粹的算计和冷酷的逻辑。对于这一点区别，王国维曾经有很深刻的论述。硬要用西方的话语来套，那么中国人的理性恐怕是介于西方的“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是两者的混合、调和或者综合。李泽厚就是从康德哲学出发，为中国文明造了一个词“实用理性”，他的用心其实也就是说：中国文明的底色介于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纯粹理性”就是算计，就是冷酷的逻辑推理，那么什么叫“实践理性”呢？实践理性不是李泽厚所谓的“实用理性”，实践理性与康德所理解的“自由”或与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差不多，实践理性的出发点就是死亡，就是人生的有限性。人肯定是要死的，如果从人之必死性，即从思考“死亡”这个问题出发，那么“纯粹理性”的算计就不管用了。因此，康德说，只有从实践理性的角度才能认识到人“内心的道德法则”，换句话说，只有从社会、从人类这个整体、从长时段的历史角度思考，才能认识到人类的行为总体来看是利他性的、是为他人服务的，因此是受“道德法则”支配的。而从个体、从人类日常的短期行为观察，人的行为方式则是纯粹理性的、自私自利的。而要领会这个话，我们可以再回想一下由康德所提出的那个关于“自由与必然”的著名的命题。康德说：如果从经验论的角度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必死的，所以大家根本就不必瞎折腾；如果从纯粹理性的角度算计或者“计算”，人生最大的悲哀其实也不过就是“自己死了但钱还没花了”而已。可见，真正促使人类不屈不挠、乐观奋斗、顽强拼搏的理由，从根本上说，既不是经验和功利主义的，也不是“纯粹理性”的。恰恰相反，从人类整体和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在不自觉地为他人、为后人而工作和创造着，尽管这种劳动和创造的成果是我们在有生之年所不能享受到的。
正由于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情不自禁地、不自主地为他人劳动和创造，所以也只有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只有包纳和包容他人的视野，所谓“社会”才会存在。而这个“社会”才是“使人成为人”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为之珍视和骄傲的“自由”，因为社会的实质就是这种自由。而这种自由“不仅仅把他人当作工具和手段，而且也当作目的”，它并不是从经验论和纯粹理性的角度能够发现的，所以康德把它视作一项“命令”，称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天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就必定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样，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一定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而并非眼下流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拥趸。大家知道，康德一生身体不好，他一直在思考死亡的问题，而马克思很早就考虑过死的问题，他本人就是这样一位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彻底的社会主义者。在少年时代，马克思就早熟地沉思过“为大家而工作”这种“幸福”。作为伟大的学者，他毕生也正是从包纳和正视“他人”这样的角度分析他所处的时代与社会，并跨越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的。相对来说，中国文化则是“乐生”的，现代中国思想家中，大概只有毛泽东和鲁迅能从死亡出发思考“生”的问题。用西方中心论的范畴解释中国是不行的。在《西方美学史》中，朱光潜曾经很诧异康德何以能够把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分得那么清楚，以至于区隔为三个截然分离的领域，并因此指责康德的方法是机械论。朱光潜的这种诧异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朱先生是中国人，无论他对于西方文明浸润得再深，中国文明的底色已经在那里了。这也就是说，中国人固然算计，但这种算计总是比较长远的；中国人固然理性，但这种理性总是为社会关系的温情所包裹并以不摧毁和不毁灭社会关系为界限。我记得张爱玲就说过类似的话。所以，在中国文明里，纯粹理性总是与实践理性搅在一起，而纯粹的市场主义、赤裸裸的个人主义、绝对的“亲兄弟明算账”这条路恐怕就走不通。因此，布罗代尔方才说，中国是“反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纯粹理性、实践理性之外，康德最有意思的观点是关于时间问题的思考，他认为人最大的野心、最大的勇气就是希望掌握时间、控制时间。所谓掌握时间、控制时间也就是预测未来，也就是掌握未来、控制未来。什么叫作冒险？安托尼·吉登斯为什么把现代性称为“冒险”？因为他的看法是从康德那里学来的：人最大的冒险就是预测未来，就是勇敢地面对和把握不可预知的未来。康德的这个看法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考虑到康德本人是最早对战争国债制度进行深刻批判的哲学家时，这种重要性就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了。因为所谓金融，从根本上说，就立足于对时间的经营。如果你了解什么是期货、什么是期权、什么是股票交易的实质，那么你就会知道，所谓金融，归根结底也就是“交易未来”。康德晚年深刻地思考了英国人所发明的战争国债制度，思考了这个制度对整个欧洲和人类可能造成的危害，而且他对待金融的态度就深刻地体现在他早期的重要著作《以形而上学的梦来阐释一位视灵者的梦》（1766年）之中。从表面上看，这篇文章要回答的是“视灵者”是否真的能够预测地震？因为在当时，一位视灵者真的预见了发生在1755年11月11日的里斯本大地震。实际上，康德要解决的问题却是：对于未来的成功预测究竟有无可能？康德的回答是这样的：“视灵”这种事情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当然算是迷信，但是勇敢地直面未来、预测未来和力图把握未来，这恰恰也正是使人成为人的原因。正是那种神灵附体的神圣感（想一想15世纪把法国从英国占领中拯救出来的圣女贞德，她的力量就来自于上帝附体），使人面对不可预知的巨大压力和挑战时能够拥有勇气与自信。如果把康德的“视灵者”改为金融市场里的期权交易员和证券分析师的话，结论实际上就是一样的，即对于证券市场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是迷信，而不是科学。但是，我们之所以需要创造、利用证券这个机制，是因为这种建立在预测未来、把握未来的信心基础上的“迷信”对于经济的发展是有其正面推动作用的—但也只是如此而已。无视这种作用与夸大这种作用，同样是荒谬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这句话固然不是什么科学的结论，但是它却说到了金融的实质。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康德故事”的最时髦版本却是：因为新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华尔街最著名的投资公司要招聘天体物理学家运行交易程序。而这种行为要传递的信息其实非常明显：被理性和科学论证了的未来就是现实，因此，只要把一切交给专家就可以了。它令人难以置信地忽略了康德所提出的真理，这个真理简而言之就是：金融市场其实是无法被“科学”预测的。一切被理性证明和保证的对未来的预测终究也只是一种可能性，而绝非现实。那种关于最新的信息技术将使证券市场变得更加安全的说法实际上完全是一派胡言。有两样东西，越是经常而持久地对它们进行反复思考，它们就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益增长的惊赞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可惜，当今的时尚乃是“好读书不求甚解”，因此，追星族们口诵经典、“仰望星空”，却几乎不能理解康德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这里的“星空”就是指不可知的未来，这里的“道德法则”就是指直面死亡的勇气。勇敢地面对死亡和不可知的未来，这就是康德所谓启蒙的勇气。把握不可知的、虚拟的时空，这种冲动也就是宗教的冲动，没有信仰就没有信用。信用制度就是从宗教里面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这个问题，而鲁迅说中国缺乏“迷信”，实际上是说中国文明的宗教感不强，缺乏向未知和未来世界投资的勇气。回过头来再说，中国文明中究竟有没有通过经营债务以积累资本的趋向呢？有没有向“虚无”、“未知”投资的趋向呢？也有，那就是佛教。哈佛大学教授杨联在他的名著《佛教寺庙与中国历史上的四种募钱制度》中指出：典当、拍卖、借贷、奖券这四种制度都是佛教寺院的发明。陈寅恪也指出，佛教僧侣乃中古中国社会一大贵族商人集团，但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公元511年和公元713年，唐朝和周朝朝廷两次展开大规模的灭佛行动，这实在可以看作以国家的力量消灭资本主义经营趋势和萌芽之举措。按说，杨联先生还是北大的校友，他1933年同时考入了清华经济系和北大中文系，从家长愿，方才就读于清华经济系。但那个时候，陶希圣先生正在北大讲经济史，所以吸引了很多像杨联这样的学子来北大听课。当然，这是题外话。中国文明的主干不是佛家，而是儒家，它是小农经济、小生产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反映。这些思想从汉代的董仲舒就很明显了，所谓天人合一，是说地里的收成是老天爷的恩赐，世界上没有比土地更宝贵的财富了。因此经商不是根本，“盐铁专卖”更是歪门邪道，政府的任务是必须限制土地兼并、维持小农经济，这是因为老百姓有地种就有饭吃，政府也就有租庸调税收之保障。所以，从曹操的屯田、北魏的均田到唐代的均田，这样逐步建立起一个立足均田和小农所有制的帝国制度。而这个制度的优势当然就是它非常稳定，只要不发生大灾荒（而同时政府救援又不利）、不出现大兼并，那么它就是稳定的。而它的不足之处就是它过于谨慎而实际，缺乏向未来投资和迈进的动力，土地过于狭窄零散，缺乏把分散的小生产集中起来的手段，缺乏“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从经济上说，特别是缺乏信用制度这个机制、这个手段，所以历代就不得不奉行消极的财政政策。罗马帝国衰败后的8个世纪，这在欧洲被称为是“黑暗时代”，但它却正是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大家知道，穆斯林公认的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就是个商人，而随着商人阶层渐次皈依了伊斯兰教，商人这个唯利是图的阶级的形象，在伊斯兰世界完全改变了。伊斯兰商人根据伊斯兰法律经商，这是因为他们是教徒型的商人，而不是我们这里的“土豪”。正是根据伊斯兰法律，他们方才提出了市场只服从“安拉的意志”，政府不得干涉市场的主张，而且伊斯兰商人还进一步提出了价格是由先知安拉“看不见的手”决定的学说，而这些主张后来都成为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教义。在伊斯兰世界，信仰是与贸易站在一起的，从这种独特的传统出发，伊斯兰世界方才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巨大的信用网络，伊斯兰教的传播与伊斯兰贸易网络、信用网络的扩展自然是同步的。这个网络遍及中亚、北非，特别是印度洋周边地区，在中世纪，印度洋几乎成为伊斯兰的湖泊，在唐代，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海上贸易网络就是由伊斯兰商人开拓、经营的，唐宪宗时期的宰相贾耽在《古今郡国县道四夷志》中详细记述了从大唐到西海（即地中海）的海上贸易商道。但是，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跨国信用网络的伊斯兰文明却严厉地禁止利息和高利贷，这一点最值得研究。古兰经中有多处条文涉及于此。如黄牛章第275节“真主准许买卖，而禁止利息”，这句教义把经济贸易活动与放债取利严格地分开了；再如黄牛章第276节“真主夺利息，增长赈物”，这句话里更包含着一个重要信息：尽管金融机构应该收取服务费和手续费（贴水），但却不能收取高额利息。如果鼓励形成一个从事金融剥削的阶层，那么就没有人会愿意辛苦进行产业和贸易活动了，如果金融领域独立出来并支配了经济，如果炒钱的利润高于经济活动的利润，那么经济活动就会停止。今天看来，这条教义确实是从根本上杜绝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良策。实际上，今天流行的所谓伊斯兰是“政教合一”的专制体制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它只是作为西方世界妖魔化伊斯兰的手段方才广为流行，而事实恐怕恰好相反。伊斯兰文明恰恰是主张“政教分离”的，如果伊斯兰教不反对国家的话，那么它起码对国家和政府是持怀疑态度的。而伊斯兰文明怀疑政府与国家这一点既与中国文明不同，也与西方文明不同。众所周知，穆罕默德本人并不是一个政治领袖，他在麦地那创立的共同体也从来就不是一个政府，那里没有政府机关、军队、警察、法庭，更没有宗教法庭。恰恰相反，穆罕默德主张信徒应与国家和政府保持距离，这才是伊斯兰的基本传统。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后，来自沙漠的阿拉伯军事酋长建立了阿巴斯王朝，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众从来没有对外来的征服者抱有过好感，宗教与国家的对立因此不断加剧。自832年起，阿巴斯王朝政府不得不宣布对宗教问题采取不干涉主义的立场。从此，在伊斯兰世界形成了与国家、政府分离的社会阶层，而商人和教士作为社会的主干，他们按照伊斯兰法律行事，主张伊斯兰法律独立于国家，商人和教士要求政府遵守法律，不要干预经济、不要干预社会。法律、市场与政府之间必须分开，最早明确提出这一理论的是伊斯兰文明，并不是西方文明。正像传统中国有着漫长的市场经济发展的传统，但却没有发展出信用制度，从而败在西方列强的战争国债制度之下，发展出信用制度的伊斯兰文明却因为长期排斥国家、排斥政府，甚至不主张信徒当兵从政，结果，伊斯兰文明所陷入的难以摆脱的困境就是：如何创建一个现代国家，以抵抗外在的帝国主义军事侵略。也正是由于教义排斥国家和政治，所以伊斯兰文明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强大的暴力和穷兵黩武的打击下，陷入了灾难沉重的深渊，并遭受着长期被妖魔化的命运。当今世界的学者很少能够秉持良知，为陷入水深火热的伊斯兰人民说句公道话，流行的世界史叙述对于光辉灿烂的伊斯兰文明所取的态度，如果不是妖魔化，便是一片无语和空白。想一想《一千零一夜》所描述的伊斯兰文明的繁荣时代，再看看今天阿拉伯世界的悲惨命运，这既使人感到耻辱，也令人极其愤慨。西方主流媒体对于文明与野蛮历史的叙述更是颠倒的，简而言之，它颠倒了文明与野蛮，因为那些被西方经济学视为“好东西”的经济法则，包括独立的司法、与政府相对立的社会、拒绝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这一切恰恰都不是西方的发明，而是伊斯兰文明的发明。特别是信用制度这个现代经济的根本引擎就是曾经很落后的西方从伊斯兰文明那里学来的，而所谓西方的辩证法无非就是通过伊斯兰文明这个“对立面”来转化自己，并以此打击伊斯兰。大卫·格雷伯是少数具有远见卓识的西方学者，他正确地指出，被称为西方经济学基石的《国富论》的基本观点基本上都抄袭自伊斯兰学者安萨里的著作《圣学复苏精义》，例如他们二人（斯密和安萨里）都认为分工与交换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基础，他们都说“交换是人类理性和言语活动的自然结果”，而且用的例子也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人观察到两只狗交换骨头；他们都讲分工，而用的例子竟然也是完全相同的，即一家制针厂如何用25道不同工序生产一根针。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在斯密看来，分工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果，而在安萨里看来，分工却是社会合作发展的结果，甚至是共同体社会互助活动的延伸。这正如在欧洲，信用制度演变成了战争国债制度，并使得金融这个领域独立出来，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使银行家骑在了国家的头上，而在伊斯兰，信用制度却只是贸易和商业的仆人。在伊斯兰社会，金融一直是真正的“服务业”，当然，这种事情只有在伊斯兰文明的昌盛时期“曾经”发生过，因为在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那种作为实体经济、市场经济的“仆人”的银行家了，而且恐怕更找不到那种真的作为“服务业”的金融业了。另外，为现代法兰西制度奠定基础的《拿破仑法典》，基本上抄袭自伊斯兰的《伊玛目马里克法典》，而拿破仑本人差一点儿就成为伊斯兰教的信徒。欧洲的金融家集团之所以要发动七次“反法同盟”，必打倒拿破仑而后快，就是因为拿破仑誓言要取消高利贷并彻底整顿欧洲的金融集团。长期积贫积弱的欧洲正是通过它的对立面—光辉灿烂的伊斯兰文明、伟大的中华文明，方才“辩证地转化为”近代的欧洲，从而最终得以熬过了自己“黑暗的中世纪”。但是，欧洲并没有善用其从别人那里学来的金融武器，而是通过“耍钱玩弹”坑害世界。只是到了今天，深陷金融危机的欧洲方才开始正视伊斯兰金融遗产的进步之处，方才羞答答地承认：连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基础设施都是由伊斯兰国家投资、中国承包兴建的。2013年10月30日，英国《金融时报》（马克思本人曾是这份报纸的热心读者）发表了一篇对未来世界的发展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消息：英国准备建立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金融中心”，并按照伊斯兰金融法重新改造欧洲的金融体系。来自100多个国家的1 000多名投资者和15个国家的政府首脑昨天为第九届世界伊斯兰经济论坛（World Islamic Economic Forum）揭开了序幕。本次论坛不在迪拜、雅加达或伊斯兰堡，而是在伦敦举办。这是该论坛第一次在非伊斯兰国家举办，英国有幸成为东道国。这也体现了英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我们希望保持这样的地位。正因如此，我们已经着手确保伦敦金融城成为各种快速增长的新市场的中心，不论是印度的基础设施基金，还是离岸人民币。现在我们给自己制定了这样的目标：成为西方独一无二的伊斯兰金融中心。这不仅将为英国创造就业，也将为英国带来投资。伦敦碎片大厦和2012年奥运会期间的奥运村就是在伊斯兰金融业的支持下建成的。在重建英国基础设施方面，伊斯兰投资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比如马来西亚对巴特西发电厂的4亿英镑投资，该项目将让伦敦九榆树（Nine Elms）地区在经历几十年的没落之后恢复活力，还有迪拜对英国第一个深海集装箱港口伦敦门户港15亿英镑的投资。看看这些数据：伊斯兰金融业比传统银行业增速快50%，并且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世界1/4的人口是穆斯林，但全球只有1%的金融资产是符合伊斯兰教教法的。整个中东和北非，只有不到20%的成年人有正式的银行账户。这一缺口是呈现在英国面前的一个巨大的经济机会。我们将在现有优势的基础上发展。有着190亿美元报告资产的伦敦已经成为伊斯兰世界以外的一个主要伊斯兰金融中心。英国遵从伊斯兰教教法的银行比任何其他西欧国家都多。英国有十几所大学或商学院提供伊斯兰金融高管课程，包括剑桥大学本月公布的一个针对高管的新课程。如果英国要收获伊斯兰金融的全部果实，那么就需要采取更多行动。因此，我们宣布了计划，要让一些政府项目，比如学生贷款、创业贷款以及企业补助，符合伊斯兰金融规则。在世界伊斯兰经济论坛于伦敦召开之际，我们更要抓住时机，迈出勇敢的一大步，巩固英国在伊斯兰金融世界的声誉。英国首相昨日在这次论坛上宣布说，英国财政部正准备发行总额大约为2亿英镑的伊斯兰债券。我们的目标很明确：让英国成为伊斯兰世界以外第一个发行伊斯兰债券的主权国家。伊斯兰债券不支付利息，而是赋予投资者获得标的资产收益的权利，从而符合伊斯兰教教法。这些债券将支持伊斯兰银行业在英国的拓展，同时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带来经济收益，其中包括生活在英国的300万穆斯林。英国政府发行伊斯兰债券的举动，将推动企业机构采取类似做法，进一步拓展伊斯兰债券在全球资本市场作为一种资产类别的作用，也有助于英国基础设施获得更多急需的海外投资。在向世界开放的时候，英国就会处于最佳状态。因此，当其他西方国家不愿变革的时候，英国政府却积极迎接变革：为英国企业擂鼓助威，开拓新市场，张开双臂迎接海外投资。为了在全球竞争中获得成功，我们已经做好准备，采取必要的重大步骤。在西方世界把伊斯兰世界当作“恐怖主义”来对待时，西方的金融集团却准备随时向伊斯兰教法低头并俯首称臣了。今天，只有那些最无知的人才把西方要建立伊斯兰金融中心当作一个笑话，因为他们拜倒在“西方文明”脚下，根本不知道西方的金融制度就是从伊斯兰文明中学来的。“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变了，郊原血。”这就是人类历史的辩证法。面对伊斯兰世界，西方的金融家已经行动起来，而声称“我们同属第三世界”的中国难道不应该与自己的第三世界兄弟携手做点儿什么吗？如果由“勤劳革命”推动的中国制造业与伊斯兰金融业携起手来，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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