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一批英﹑美传教士、领事和商人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出版机构，这个机构后来定名为“广学会”。发起人为英国传教士韦廉臣，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任第一任董事长。韦廉臣、李提摩太先后担任总干事。机构的宗旨为“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编译出版了大量宗教、政治、科学书籍，发行《万国公报》，在推广基督教的同时，极力传播西方近代的自由、民主观念，呼吁清廷实施政治体制改革。

    广学会对中国近代历史转型所产生的影响，无论怎样高估都不为过。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都可以说是广学会启蒙的直接结果——据不完全统计，自1890年到1911年，广学会共出版400余种100多万册西学书籍，戊戌年间，光绪皇帝为了推行新政而广泛搜求西学，在找到的129种西学书籍中，有89种为广学会所出版。毫不夸张地说，广学会，是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学习和了解西方最可靠的首选途径。
 
致力于通过影响社会精英来改造中国
 
广学会发起人韦廉臣是英国人，1855年即来到中国传教，1877年，韦廉臣联络赫德、林乐知、慕维廉等知名在华外国人士成立广学会。韦氏为学会确立的宗旨是：“在中国以及她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广泛传播基于基督教原则的西方学术，在熟悉当地人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以中国人的立场著书立说，使之适宜于引导和提升民众，尤其是通过影响其更有知识和领导能力的阶级，引导和提升民众……开放中国人的思想。”

在1887年起草的《同文书会发起书》中，韦氏明言成立广学会的两个目的：一是供应高档书籍给中国的才智阶层阅读；二是供应附有彩图的书籍给中国家庭阅读。韦氏认为，若要实质性地影响整个中国，必须从士大夫下手——“只有当我们愈是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我们在中国的事业才愈能顺利进行”。
 
【所出版的图书当中，非宗教类书籍所占比例更高】

韦氏所谓的“事业”，乃是传教。在韦氏看来，宣传西方近代文明，与基督教在中国的推广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但这种观念，在当时的来华传教士当中并不被广泛接受。早在1877年召开的中国传教士大会上，韦氏即提出：当今世界乃“印刷出版统治世间”，故而必须坚持和推广西方近代文化的传播，唯此才是传教的正确途径。但这一观点遭到了以戴德生为代表的大多数传教士的反对，戴氏不反对近代西方文明，但坚持认为“别忘了世界仍是上帝统治的世界”，作为传教士，应忠于职守，仅以传教为责，不该涉足非宗教事务。戴氏提议举手表决，结果，绝大多数与会者选择反对韦廉臣。

由此不难想象，韦氏发起广学会，在传教士内部，定然会招致非议和压力。更何况，在广学会出版的图书当中，宗教类书籍并不占多数。统计数据显示：自1897到1911年，广学会共出版书籍461种，其中，纯宗教性书籍约138种，占总数29．93％；非宗教性书籍约238种，占总数51．63％；含宗教意味同时含其他内容的书籍约85种，占总数18．44％。总体上来看，广学会以出版非宗教性书籍为主，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也恰是这部分非宗教性书籍。

【推广西学的方式：向举子、官员赠书；搞征文活动】

为了达成“引导和提升（中国）民众”的目的，广学会尝试了各种手段，力求让中国最精英的一批人物直接接触到西学。

最常用的手段是赠书。赠书有两种方式：一是在每次乡试、省试及恩科考试时，派人在试场门外，将书籍免费赠送给赴试的举子。每年，广学会都会在200多个考场外免费散发书籍，1893年恩科乡试，广学会把《开矿富国说》、《国贵通商说》、《辨明技艺工作说》等文章制成小册子，在10省考场外分发，共发出6万册；另一种方式是将出版的书籍免费赠送给中央乃至地方的高官大吏，以求影响他们的认知。1888年，广学会即将刚刚印刷出版的《格物探源》2000册分送给南京、北京、奉天、杭州、济南五地的官场，另一西学小册子《自西徂东》，光是南京一地，就送出了1万册。

征文活动也是广学会吸引士子注意力的重要手段。1889年，韦廉臣曾以西学为主题进行一次征文活动，具体题目为：1、格致之学西方与中国有无异同？2、西方算学当中哪些方面比中国的方法更精确？活动规定：头等得奖金8元，二等得奖金5元，三等得奖金2元。李提摩太接替韦廉臣主持广学会期间，也多次举行过征文活动。譬如1893年，李提摩太和同事拟定题目公开征稿，邀请中国的“博学之士”就拟订的选题撰稿。所拟题目无不切中当时中国的现实——1、铁路之益；2、邮政之益；3、游历各国之益；4、公司轮船行于各国之益；5、钢厂铁厂之益；6、农学；7、机器学；8、化学；9、电学；10、格物学；11、报馆之益；12、公家书院之益；13、博物院之益；……活动确实也吸引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在1894年举行的一次征文活动中，康有为即以“康长素”的名字参赛，获得了末等六等奖。

这些宣传手段显然是相当有效的。1894年前后，广学会出版的书籍销量已经相当可观，翻版盗印之风也随之盛起。李提摩太所著《泰西新史揽要》，仅四川一省就有19种盗版。以至于传教士林乐知不得不通过领事馆提出向中国政府追究责任。

【李提摩太：尽可能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

尽可能地影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那些知识分子，是广学会传播西学的一贯宗旨。1891年，主持广学会的李提摩太在其年度报告中如此描述：

“在对（刚刚过去的）赈灾呼吁的回应上，中国内外的外国社团不止一次地表现出他们的慷慨，却忽略了导致这场饥荒的一些可避免的原因仍然没有清除，人们越来越感到帮助中国最有效的方式是开展这类启蒙工作，恰如广学会所试图做的一样。”

李提摩太认为，若不能改变帝国陈旧的政治体制，外国社团在饥荒中投入再多的慷慨也无济于事。而要改变帝国的政治体制，首要之务就是影响帝国的知识分子：

“我们不能梦想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建立起现代化的学校，这将由中国各省政府稍微明白他们自己的需要和如何满足这种需要后自己来做。我们也不必试图结识帝国的所有满大人，更不可能接触到每一个在中国政府中起重要作用的读书人。然而，最重要的官员和那些各省学政、县教谕、书院先生以及一小部分的读书人和他们家中的妇女和孩子，这些人应该都是可以接触到的。(这个数字据估计是44036人。)”

这种“上层策略”在1894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广学会获得了中国高层官员的尊重和认可。两江总督张之洞向广学会捐资1000两白银，曾国藩的女婿、在山东担任道台的聂缉槻也寄来了捐款，上海轮船招商局的一位理事则买了100本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分送给京城的高官。聂缉槻1902年又捐赠了1000两白银，1904年他就任浙江巡抚，又劝导官员和士绅在一年中购买了价值1600两白银的广学会书籍……
 
批评中国改革误入歧途
 
1893年，举国开始筹备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为了赢得太后的好感，广学会特别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委员会倡议在中国居、留的基督教妇女每人捐出一小部分钱来，为太后献上一本特制的《新约》，最后募集到1200美元，顺利打造了一本银质封面的精美《圣经》。

李提摩太亲自撰写了祝词。在祝词中，李赞美《圣经》“所包含的真理给无数人带来了公正的法律和稳固的政府”，但太后并没有特别表现出对基督教的热情，年轻而好奇心重的光绪皇帝倒是派了一个太监到北京圣经会的书店索取了整部《圣经》回去观摩，但关于信仰，同样没有下文。帝国深陷救亡的迷途，无意关心天国；真正有吸引力的，反是世俗文明。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热情有余，理解却并不到位。
 
 【批评洋务运动单纯引进近代科学技术，漠视近代科学精神】

 
首当其冲遭到批判的，是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自强运动。在传教士们看来，科学技术和科学理论完全是两个概念，前者属于技术范畴，后者则属于精神范畴。洋务派只重视前者，一味引进工艺制造技术，对后者则漠然不闻，故而被传教士斥责为“徒袭皮毛”。

 作为弥补，广学会的传教士们曾大力介绍过西方自然科学的思想基础——培根学说。1878年9月14日到11月9日，《万国公报》连续八期登载了慕维廉翻译介绍培根《新工具》的文章。慕维廉极力推崇培根的反权威的怀疑论和重理性的归纳法，认为这些正是一贯缺乏科学传统的中国文化所急需的。1880到1890年代，培根的学说一度成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利器。但到了20世纪初，传教士马林又不得不再次声明：严复、康有为和谭嗣同等一干知识分子认为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就是培根的归纳法的观念是错误的，西方近代科学精神是一种哲学理念，不是某一种具体方法。

【批评中国知识界狂热追捧社会达尔文主义】

传教士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一直持否定态度，因为《物种起源》否定了上帝的“创造性劳动”；对斯宾塞推衍而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同样难以认同——在传教士们看来，社会达尔文主义具有弱肉强食，为殖民主义张目的非人道主义性质。所以，早在19世纪80年代，传教士们比严复更早接触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并未如严复那般如同发现了新大陆一般，以一种狂热的情态去大肆宣传。

到了19世纪90年代，伴随着中国在甲午年被日本击败，崇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高度迎合了救亡心切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胃口，而迎来了一次拥趸的大爆炸。

广学会的传教士们在这场中国知识界的狂欢中始终持批判立场。传教士们信仰神学人道主义，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终将把世界变成利薮，乃一大害。传教士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刊文尖锐抨击斯宾塞的“优胜劣败之理”，称其是：“以荒野间草木禽兽之所行，窜入人类社会之中。”传教士马林也在《万国公报》上刊文谈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和严复一味强调“弱肉强食”、“自强保种”不同，马林认为，人类社会进化的标准不是武力的盛衰与物质的抢夺，而是自由和民主——“必其占据之事渐除，束缚之风尽去，而后人仍得因其自然之性。……此自由一道，所以为进化之大枢纽、大关键也。”（可参看相关专题：《社会达尔文主义扭曲中国近代转型之路》）

【批评中国企业搞官督商办，引入西方经济学思想】

1892年8月，传教士艾约瑟开始在《万国公报》上翻译连载亚当·斯密的《原富》，比严复翻译《原富》要早出近十年，而且在对著作的理解程度上，远远超过了严复。

艾约瑟对《原富》的翻译与中国当时盛行的洋务企业排挤民间资本，迅速向官办或官督商办蜕化的浪潮有关。艾氏在译文中着重阐发了了反对国家垄断，鼓励自由竞争的内容。认为国家垄断企业弊端无穷，并举美国为例：“旁观者平心论之，美国之铁路电报民间自行经淫，较国家之由官兴办，自必为益多多矣。”

针对中国传统理学将“经世致用之学”贬斥为“商贾负贩之学”，艾氏强调，经济学与天文、化学一般都是一门科学，经济学领域的事情，不应该让理学来搀和——“（经济之事）不宜间以理学，须皆准于经济学家。”

此外，传教士们对清帝国财政体系缺乏预算也提出了批评。1882年，花之安在《万国公报》上刊登《慎理国财》一文，批评清帝国和它的官吏们的横征暴敛，并将之归因为帝国财政缺乏可靠明晰的预算，呼吁清廷仿效英国的年代负预算和国民税收制度改造自己的财政制度，让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透明化——“敢用之法，凡上至天子，下至兵丁，每年俱有定章，不能多取……必会计一岁之出入及所存之数，颁于国中，使人周知，以昭公允。倘有不败于用公项，或增或减，亦须岁终上下两议院再议以定。”

【批评中国专制政治体制，介绍西方三权分立理念】

 早在1875年，林乐知就发表了《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一文，向中国知识分子完整介绍了西方的民主政体和议会制度。林氏认为，人权自由、权利平等，是西方近代政治的基础。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在于“其治国之权属之于民，仍必出之于民，而究为民间所设也”，人人生而平等，并无优劣之分，虽然有些人为君，有些人为民，但这并不代表君就比民等级更高。君民平等，所以，“治国之法亦当出之于民，非一人所得自主矣”。

此外，林氏还以“议法”、“掌律”、“行政”来描述和解释了西方近代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并介绍了上、下两院的组织形式和运作规则。在林氏看来，一个国家是否属于近代国家，是否政治清明，有两个基本标准，一是实施“普选制”——“士农工商结得有公举人员之位分也”；二是“政教分离”——“国家不必轻视教会，而教会实不得干预国事。”

彼时，清廷刚刚迎来“同治中兴”的璀璨光环。帝国士大夫对建构在儒家学说基础上的传统政治体制还充满了信心，林乐知的批评也自然而然地显出了一种自保的谨慎——“本馆所以译论此事者非有辩论之心，亦无以此争长之意也。无非欲阅公报者知民主国之所由来及各国章程及公议堂之详细耳。”

1899年，维新领袖康有为对记者说：他之所以转向维新，主要受到两位传教士教育家，即李提摩太和林乐知著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