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巴蜀的豪族势力，刘璋政权与蜀汉政权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对策。

     刘焉、刘璋父子曾割据益州26年（188--214），其中刘焉6年，刘璋20年。在刘焉时期，对当地的土著豪族尚采取了一些较为严历的措施。刘璋时期，特别是“赵韪之乱”后，对土著豪族则一味迁就。如南郡枝江人董和担任成都令时，曾严格限制豪族所为。当地豪族便联合要求刘璋调董和到外地。刘璋听命，准备调董为巴东属国都尉。这时成都的一些官员又出来相携请愿，要求留任董和，刘璋又俯首听命，将其留任。法正通过长期的观察，认为刘璋过于“懦弱”，以致于不得不寻求新主。在邀刘备入蜀、并被刘备夺蜀的过程中，更表现了他的鼠目寸光和软弱无能。诸葛亮在总结刘璋政权失败的教训时，也认为：刘璋过于暗弱。毫无疑问，因“宽”而“误”。

     鉴于刘璋的教训，蜀汉政权建国之后，制定了重点针对土著豪族的一系列政策，从根本上抑制、打击了土著豪族势力。

     首先与土著豪族势力发生冲突的是经济利益。《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曰：“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刘备入蜀之初（214年），官府财政极度困难，军用开支无所出。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了刘巴的建议，铸造“值百”大面额钱，即同样大（或更小）的一个铜钱，因有“值百”二字，就相当于过去一百个“五铢”钱的购买力。相传刘备甚至取帐钩铸钱。这一招确实高，立解燃眉之急，“数月之间，府库充实”。政府开支、军用开支很快就解决了。后来蜀汉还铸了“太平百钱”、“直百”、“定平一百” 等大面额钱。

     但这些钱并非从天而降。铸大额钱的实质是掠夺过去的存钱者。大家知道，在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有钱人家赢余的钱，除购买土地外，通常以现金方式储存在家里。益州豪族多经几代人、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他们过去存的数量极为宠大的现金——五铢钱，竟在一夜之间贬值一百倍！蜀汉政府开支、军用开支的财产，表面上看好像是铸造新币所产生的奇异效应，实质上却都是从益州土著豪族那里掠夺而来。

     刘备这一招曾引起孙权的羡慕。东吴於嘉禾五年（236）开始铸“一当五百钱”，“当千钱”，“值二千”、“值五千”等大面额钱。由于土著豪族的激烈反对，孙权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探索，最终妥协，于赤乌九年（246）下令收回大面额钱。孙权的这一转变，表明他确实是一个极能“审势”的政治家。而蜀汉却始终坚持铸造、使用值百钱，坚持从经济上刻剥、打击土著豪族，直到它最先灭亡。此外，蜀汉政府还实行了许多新的重要的经济措施。如在相当长时期内，在全国范围内禁酒；又设置 “司盐校尉”，实行盐铁专卖；设置“司金中郎将”，主管各种金属的采矿和治炼（《王连传》、《杨洪传》、《张裔传》。这些经济领域过去皆由土著豪族控制，这些措施无疑极大地侵害了豪族利益。

     在对待土著豪族问题上，蜀汉政府在经济上占了便宜后，又迅速波及到法律上。经济困难解决后，刘备即命诸葛亮率法正、刘巴、李严、伊籍制定蜀汉法律《蜀科》。《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说“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一次讨论时，法正曾说：“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 诸葛亮却说：“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这里，诸葛亮分析了蜀汉初期的“势”，指出：秦朝因刑法过苛，百姓怨声载道，天下“土崩”；刘邦反其道而行之，仅“约法三章”，便大获全功；但刘璋却过于软弱宽大，蜀中豪族专权自恣，君臣之间连正常的纲纪都没有了，这才导致其统治的结束。蜀汉政权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基础、形势都与高祖时不同，欲与刘璋反其道而行之，“威之以法”，从严治蜀。

     从理论上说，一种法律的“严”并不专门针对某类人或某一种势力，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很有针对性。首先这个法的具体内容有很多是专门针对“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制订的；其次，当时实际上执法的人，即当时掌有实权的官吏队伍，主要是刘备、诸葛亮从外面带来的“荆州人士”和刘璋留下的也是从外面带来的“东州士”。由于各种利益的冲突，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与土著豪族发生若干矛盾，利用职权、利用法律打击土著豪族成为这个集团的共同意识和共同利益。史籍中有关例证太多，此举一个。如蜀郡豪族常房，因其担任了益州从事的官职，在土著豪族中很有影响。建兴元年，南中叛乱爆发前夕，常房奉命巡察牂柯郡（今贵州）。他得到牂柯太守朱褒即将叛乱的可靠情报，便收捕朱褒的主簿拷问，致死。朱褒举兵攻杀常房，又上书反诬常房造反。诸葛亮不加察证，便诛杀了常房四子，还把他的四个弟弟流徙到越嶲（今西昌）。但朱褒仍参与了叛乱。对此，史学大家裴松之认为是“妄杀无辜，以悦奸逆，斯殆妄矣！”。

     仕途上排挤、限制土著豪族。要认识这一点，应对三国职官制度有一初步了解。面对当时土著豪族势力空前发展的现实，魏、吴、蜀采用了不同的职官制度。曹魏的豪族势力虽然较弱，仍创建了“九品中正制”：由朝廷选拔各地“贤有识鉴”的大族名士为一郡或一地的“中正”，推荐其同籍士人，分为九品，朝廷据此授官，即完全抛弃了汉代官制，从制度上保证了豪族的入仕途径。到三国中、晚期，曹魏政权能新人辈出，能最后一统天下与此当有很大关系。东吴虽未从官制上进行大的改革，但主要依靠江南土著豪族管理国家，故能得到土著豪族的普遍支持；在每遭外侵的关键时刻，豪族中的杰出人才都能站出来保护自身和国家利益，故其政权能多次击败曹魏、蜀汉的大规模进攻。蜀汉仍采用汉代察举、征辟旧官制（蜀汉的许多制度都沿用汉代旧制），即由上级官员考察、推荐、提拔、使用下级官员，其实质是朝廷、州、郡官府中掌实权的人说了算。汉代旧制是建立在“一家五口”这样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到东汉晚期豪族经济高度发展后，它早已不适应。大量史料表明，蜀汉各级政府的实权主要是控制在刘备从荆州带入的基本队伍中，在巴蜀内地（盆地内）职官任用上，一直是排挤和有控制地使用土著。许多人“终刘氏之世，官位不尽其才。”（《华阳国志》卷10）。只是在南中等边疆地区才较多地任用了豪族。

（作者单位：成都武侯祠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