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极度腐败，无可救药。美国的腐败造成的损失，远远高于中国。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读完这篇文章，你就明白美国的腐败的运行机制了。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发现美国政府、医院、学校等等所有单位的办事都十分正规。法律规章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不会给你故意找麻烦。当时我以为，美国真的是廉洁的国家。但是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慢慢地接触社会顶层，我才发现，美国的腐败其实是系统性、无处不在的。

如果仅仅把直接腐败看作腐败，那么美国是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之一。但是从本质上讲，腐败其实就是权钱交易。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看，美国极其腐败。

权钱交易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行贿，第二部分是以权谋私。

先说说在美国如何行贿。在美国，普通人直接给公务员塞钱是很严重的犯罪行为。但是你懂得门道的话，有上万种方法可以合法行贿。很多答案说的竞选捐款其实只是最表层的行贿方式，竞选的经费实际上还没法光明正大地进官员个人的账户。特朗普有一个丑闻，就是他用竞选经费给他叫过的一个色情片演员付封口费。他的私人律师麦克科恩（Michael Cohen）也因此入狱。

其实最简单的行贿方式，是邀请演讲。比如说你想要贿赂一个官员，你不能直接塞钱，于是你就请他来你们公司演讲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然后就合法地给那个官员几十万上百万美元的出场费。这些都是属于官员的个人合法收入。比如在2013年到2014年，希拉里在高盛、摩根斯坦利、德意志银行分别做了一场演讲，每次演讲的出场费都高达22.5万美元。一共讲话三个小时，67.5万美元就进账了。共和党的妮基黑利（Nikky Haley）在离职后每场演讲出场费也是超过20万美元。

另外一种行贿方式，就是成立慈善基金会。比如克林顿、特朗普都有以自己命名的慈善基金会。利益集团想要贿赂克林顿、特朗普的话，就给他们的慈善基金会捐款。而实际上，这些基金会实质上都是克林顿、特朗普控制的私人小金库。他们只需要拿出一小部分用于慈善，剩下的就可以用于他们的日常花费，美其名曰“行政费用”。比如克林顿和希拉里的女儿切尔西（Chelsea Clinton），直接就是克林顿慈善基金会的主席，从基金会拿着巨额工资。这样子，利益集团不仅可以光明正大的行贿，甚至行贿过程本身，都被美化成“捐款”、“慈善”。

还有很多美国政客在上任前或者卸任后都在大企业里面当高管、董事会成员、顾问等职位。很多职位每年都有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美元的工资。这种在企业高管和政府高官之间无缝连接的行为，在美国被称之为“旋转门”（revolving door）。比如川普的第一任国务卿蒂勒森，曾经是美孚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又比如小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Jeb Bush）在卸任佛罗里达州州长之后，当上了一个医药公司的董事。虽然这些公司并没有直接对在任政府官员行贿，但是在这种潜规则下，官员直接就是那些公司的人。在“退任后就能回大企业领高薪，永享荣华富贵”的预期之下，那些官员就会在任内“自愿、公平”地制定出有利于那些大企业的政策。

当然了，只有行贿而没有以权谋私的话，并不能完整的构成权钱交易。而美国以权谋私的方式，远远比行贿要来得隐蔽。超过九成的美国人无法理解美国以权谋私的方式。（这些人以为，美国政府没有以权谋私，希拉里演讲费高只是因为她是明星，而蒂勒森之前是石油公司CEO，证明了他能力出众，更有资格当国务卿。）

而美国以权谋私的方式，就是拿钱立法。总结起来可以分成两种：把不合理的事情合法化，把合理的事情非法化。

把不合理的东西合法化，就是把本来在任何社会都是非法的、不可接受的事情合法化，让利益集团能够获取暴利。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毒品合法化。大麻这种致幻性比较小的毒品只是小意思了，吸大麻在美国已经和吸烟一样普遍了。而美国现在最严重的毒品问题，其实是鸦片类（opioids, 阿片类）毒品。现在美国吸鸦片类毒品的人超过一千万！也就是大约3%的美国人都在吸鸦片。与之相对比，清末全中国吸鸦片的人，实际上只有300万到400万左右。现在美国吸鸦片的人，是清末中国的三倍。而绝大部分美国人吸食的鸦片类毒品的来源，实际上都是在美国正规出售的“止痛药”。美国的药厂，以“止痛药”的名义，把鸦片类药物合法出售。而美国很多医生，看到每一个有病痛的病人，都随意开鸦片类止痛药，给他们下毒。你有风湿性关节炎？吃鸦片止痛！你有腰椎间盘突出？吃鸦片止痛！你有肌肉酸痛？吃鸦片止痛！于是很多人在遵医嘱吃完止痛药之后，便鸦片上瘾。无奈之下只能回去看医生要求更多的止痛药，医生和药厂便因此赚的盆满钵满，而没有任何的法律后果。结果便是造成了美国每年超过7万人因为吸毒过量死亡。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药厂，便是普渡制药（Purdue Pharma）。这家人生产的鸦片止痛药奥施康定（OxyContin），造成了无数人鸦片上瘾。而普渡制药的创始人赛克勒（Sackler）家族，把他们贩毒赚来的黑心钱一小部分用来买文物捐献博物馆，把自己洗白成热爱文化的慈善家。现在北京大学里面还有一个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我还认识赛克勒家族的孙女，他们家族还一直在纽约的上流社会圈活动。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高利贷合法化。中国政府规定，贷款利率超过15.4%的贷款都是高利贷。而中国台湾省地方法律规定贷款最高利率不能超过20%。而在美国，你走到任何一家大商店，甚至你用网络支付的时候，商家都会问你要不要办“信用卡”进行借贷提前消费。这些信用卡的利率都在25%左右，如果算上各种各样的“手续费”、“罚款”，实际利率更高。这些按照中国的标准，妥妥的高利贷无疑了。你们也知道美国人加减乘除都算不清，更不要说算指数利息了。所以这些商家先用广告轰炸，宣扬消费主义，刺激普通人的消费欲望。再对高利贷的利息轻描淡写，或者故意误导，只说“每月只要付50美元”，让很多数学不好的美国人掉入高利贷陷阱和破产的深渊。

美国以权谋私地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把合理的东西非法化。这种是美国腐败最隐秘的方式。详细来说，就是以保护人民、保护环境、保护文化等为名，立法对各行各业设立极度严苛的规章制度，消除市场竞争，使得由少数西欧白人和犹太人控制的垄断利益集团可以永续、合法地获取几百倍的暴利。

篇幅所限，我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的医疗。美国的医疗产业，是美国最大的利益集团。现在美国的GDP里面，大约有18%都是花在医疗上面，是发达国家里面最高的，而美国的医疗水平，却是发达国家里面最低的。美国的预期寿命等各项指标，和黎巴嫩、古巴、土耳其之类的发展中国家差不多。与之相对比，中国医疗支出只占GDP不到7%，人均医疗支出大约是美国的十分之一，预期寿命却只比美国低了一年左右，而且还在持续提升。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美国通过各种各样的严苛的立法，人为地制造稀缺和垄断，让医疗系统能够获取暴利。首先就是通过“处方药制度”，让病人生病不能自己拿药只能去医院。记得小时候我喉咙发炎了，我父母到楼下药铺花几块钱给我买一瓶抗生素，我的病就治好了。而我到了美国之后，我喉咙发炎，需要请上半天的假，在诊所排队几个小时，医生和我交谈30秒左右，开了10粒一摸一样的中国产的青霉素。为了这瓶几块钱人民币的抗生素，我要花上几百美元的医疗费，算上半天一千美元左右的误工费。我喉咙发炎一次，损失一万元人民币。

讽刺的是，美国的畜牧业却严重滥用抗生素。那些畜牧业者为了让牛羊少生病，每次喂养都会在饲料里面加抗生素。所以美国出现了一种很魔幻的现象。现在在美国，牲畜不管病没病，每一顿都吃抗生素。而人类就算病入膏肓，也无法不通过医生买到抗生素。更魔幻的是，我现在在美国，大麻随随便便就能买到，而却对买抗生素束手无策。

和严格的处方药制度相对应的，便是对处方权的严格控制，制造紧缺。在美国，一个普通人要成为执业医师，拿到处方权，真的是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在中国，直接高考报医学本硕连读，五年过后考完执业证书就能去很多医院当医生了。而在美国，要当执业医师，你必须有医学博士（Medical Doctor）的学位。而要申请医学博士，你必须要有本科学位。但是美国所有的大学的本科阶段是没有医学教育的。所以你必须浪费本科四年时间，先拿到一个化学或者生物学本科的学位。然后再花4年时间，拿到一个医学博士的学位。这时候你还是没有处方权。你要花3到8年时间当实习医师，才能拿到处方权。也就是说，从高中毕业的那时候算起，就算你没有选错专业，没有休学备考，也找到了只要3年的实习医师职位，你最少也需要11年才能拿到处方权。

而且美国为了减少医生，故意控制医学院招生数量。过去20年来，美国人口增长几千万，结果美国每年只招9万人左右的医学生。与之相对比，中国每年招收医学生的数量在80万人左右，人均医学生数量是美国的两倍。

和在美国成为医生的困难相对应的，就是严禁中国人从医。就算你是三甲医院的主治医师，你也是无法在美国合法执业。（很多歧视都是隐性的，每年极少数中国医生可以申请到美国住院实习的机会，就不要来杠了。）而美国的医学博士，基本都是禁止中国人申请的。（中国人可以申请医学院里面的哲学博士PhD，但是有处方权的医学博士是基本申不了的。不只是中国申请者，很多华人即使有绿卡都会受到很多隐性种族歧视。）

于是美国通过这种层层精密的制度设计，故意制造紧缺，把所有的美国人当作人质，有任何病痛只能花巨额资金才能得到治疗。让医疗利益集团赚得盆满钵满。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公知们不是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有纠错功能吗？美国的腐败现象是不是会越来越少？我可以肯定地说：绝对不会。美国的腐败只会越来越严重。

西方民主不是灵丹妙药。西方民主说到底，就是公民共同决策罢了。民主政府既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清廉。当78%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应该为新冠爆发负责，我们就很难说美国的民主和正义有任何联系。当绝大部分的美国人逻辑、数学能力低下，美国就永远也无法解决美国的腐败问题。

美国式腐败产生的根源，其实正是美国的这种民主制度。我称之为“愚民民主制度”。

这么说有点抽象，举几个例子吧。假设我去竞选国会议员，说“我支持给中国三甲医院医生发绿卡，让他们来美国执业，降低美国医疗成本。”我的对手就会通过媒体轰炸，煽动对中国的种族主义偏见：“中国那种落后的产生新冠的国家的医生都能给美国人看病，你是不是中国间谍，把美国人的身体健康置于无物？”

我如果说：“我支持废除哈佛的歧视性录取制度，必须按照统一考试成绩录取学生。”对方就会用媒体轰炸攻击我：“你是不是不支持学生全面发展？要让所有美国人都变成只会考试高分低能？”

于是，我的国会议员竞选之路就此结束。

再举个例子，假如我去竞选纽约市长，然后说：“我支持放开纽约市的airbnb短租公寓限制。”对手就会攻击我：“你是不是要让人把房子都租给外国游客，让本地人无房可住！”

我如果说：“我要放开纽约市房屋局的限制，让小开发商甚至小房东都能参与住宅建设，而不是被特朗普这种大开发商垄断。这样子就能提高纽约住宅数量和质量，降低房价。”我的对手就会说：“你说要放开房屋局限制，是不是要让纽约人住香港那种棺材房？我们纽约人还能不能住上体面的住宅了？”

于是，我的纽约市长竞选之路就此结束。

你会看到，在这种隐秘的美国式腐败之下，我提出的对人民有益的正确的政策，都是不直观的，要经过推理才能得出的结论。而对手对我的攻击，虽然是错误的，但是却是直接而具有煽动性的。而美国选民的水平又很低。结果就是，即使美国能出来一个像我这样子聪明而又善良的候选人，也必然会落选，甚至会被批判到身败名裂，社会性死亡。

我在美国八年以来，一直关注美国政治。一个说到美国的腐败根源，试图解决美国根本问题的政客都没有。对，一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