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8月25日上午，六经书院2024年度工作会议在北京市东城区泓晟国际中心二楼会议室召开。这是大《六经》工程总编辑翟玉忠老师作的主旨报告。

理论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已成为我们时代的突出问题。

在现实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今日之中国是国际社会举足轻重的力量。但在理论和话语权层面，长期以来，我们却始终处于西方话语光谱负面的一端，代表“政治不正确”。西方是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的，中国则被扣上了威权、专政、国家资本主义的大帽子。

在政府的政治话语体系之外，哲学社会科学界企图用本土话语解释当代中国，但目前还没看到真正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出现——更有甚者，有些学者拼凑假大空的口号标榜自己的“学术成果”，这种放弃知识分子基本道德与社会责任的“媚臣”做法，令人不齿！

为何会造成这种局面呢？

因为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主流学术仍是西学，中国政府主张中国式现代化，但学界仍沿着过去一百多年西学化的惯性前行，学界的西学化与政府的“中国式”南辕北辙，这是我们在理论上严重滞后的深层次原因。

以经济学为例说明这一点。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既摆脱了苏联式计划经济，又没有走向西方私营企业主导的市场经济。当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远远超过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框架。它是计划与市场、公有与私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共存。《求是》杂志社张宇研究员最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贡献》一文中写道：“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更没有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存在资本、发挥资本的作用。改革开放后，我们突破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对立、与资本相对立的传统观念，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创造性地提出公有资本的范畴，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提出发挥各类资本的积极作用。”【1】

按西方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计划与市场、公有与私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矛盾的，要么搞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公有经济，要么搞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私有经济，政府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干预市场，但不可计划与市场、公有与私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共同发展，因为它们都是二元对立的概念，不能共存，要么是A，要么非A，不能既是A又是非A。

但如果我们从阴阳的角度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发现上述偶对观念不是截然对立，而是呈现共存互补的统一性，其中一个呈阳性，居主导、主轴和（质上而非量上的）主体地位，另一个呈阴性，居非主导却又不可或缺的地位。就如一台机器，光有主轴传输动力是不够的，还要有副轴配合，否则很难正常运转。主轴和副轴二者互补，而非互相对立矛盾。

掌握阴阳互系的思维方式，摆脱二元对立这种李约瑟博士所说的“典型的欧洲痴呆症”仍然不够【2】，我们还要理解基于阴阳思维方式和大一统治道的经济学理论——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因为轻重术是从具体的层面告诉我们作为政治中心、社会稳定重心的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事实上，当代“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误区，因为政治与经济不可或分，市场只能做大蛋糕，却不能均分蛋糕，不受干预的市场只会带来导致社会分裂的贫富鸿沟——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分配蛋糕，只能由政府主导。进而言之，“经济学”只能是政治经济学！

轻重术的核心经典《管子·国蓄》的作者明确指出，政府的法令不能贯彻执行，社会得不到治理，根本原因是贫富不均。新粮和存粮本来够用，而人民仍有挨饿吃不上饭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被囤积起来了。君主铸造发行的货币，算好了每人需要几百几千的数目，仍有人用费不足，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钱财被积聚起来了。所以，一个君主，如不能散开囤积，调剂余缺，分散集中的财利来调配民众的花费，即使加强农业，督促生产，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剥削奴役而已，还哪里谈得上国家大治呢！“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施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结果是资本精英控制了政治权力，反过来政治权力再支持资本精英的商业利益。这种恶性循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已经成为西方社会分裂动荡的重要原因。西方有识之士也注意到回归“政治经济学”、《国蓄》所说的政府“调通民利”的重要性。曾担任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的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在《拯救资本主义》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挑战不仅来自经济层面，还来自政治层面。我们不能将这两个领域独立分开。事实上本书所讨论的领域之前被称为‘政治经济学’。它研究社会法律和政治制度与一系列道德理念之间的关系，其中如何公平地分配收入和财富是一个中心议题。”【3】

同发展经济做大蛋糕一样，分配财富、分好蛋糕同样是社会的中心议题。2500年前，孔子就曾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篇》）今天看来，此言真实不虚！

所以，我们不仅要学会用中国人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经济理论解释经济现象，还要学会站在中国本土视角去看世界。盲从西方，继续躺在西方学术温暖的套子里，永远也解释不清楚中国的现实，更不可能指导中国和世界的未来！

在中国文化中，思维方式和逻辑学属于“名”的范畴，主要存在于法家经典《管子》中的轻重术属于法（术）的范畴，公正无私的修养、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属于道的范畴——中华古典知识体系就是道-名-法，内养外用一以贯之的道术！

宋代以来，受源于印度的佛教观念影响，学界强调从尧舜禹汤到孔孟程朱的道统。这种排他式的“类宗教”观念十分有害。特别是孟子，他只是儒家的一个派别，历史上的影响力甚至不及荀子一门，却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影响所致，中国文化不再是诸子百家争竞的巨流，而变成儒家中一小部分——孟子、程朱理学的涓涓细流，今天，在西学近乎垄断一切思想学术的形势下，连所谓“道统”的涓涓细流也要断了！

我们欲挽大厦于将倾，复兴中华文化，只能回归以经学为源，诸子百家为流的道术。只有真理的力量才能无往不胜，排他性的人为树立的权威正统只能得意于一时——学术思想不能过度依赖政治强制的力量，这是今人需要特别注意的。

过去20年来，我们以孔门“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四科为抓手，贯通经学及诸子百家，恢复中华道术，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今年，我们出版了两本书，包括文学（经学）的第一本专著《中国人的政治教科书<今文尚书>》，以及政事科的《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修订版）。正在出版过程中的还有《中国名学》和《为人民服务的智慧》（暂定名），前者属言语科，后者包括德行科和政事科的重要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程恩富教授还为《为人民服务的智慧》一书写了序言，对我们的学术路线给予了高度评价。

2024年是个丰收年，孔门四科的每一科，我们都取得了长足发展。

但我们还应冷静地看到，西学的力量过于强大，学界主流依然是西方化和西学化。他们表面上也研究中国文化，但实际是按西方学理肢解中华道术。我们不愿为虎作伥，一些人就想各种办法打压我们。

只要坚持真理，坚定自信，他们就打不倒我们，在越来越多正义力量和正直人士的支持下，我们就会从弱小走向强大。总之，希望大家客观看现实，乐观看未来，脚踏实地、步步为营、甘作新世界的铺路石——这就是今天我要强调的。

谢谢大家！

注释：

【1】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贡献》，载《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

【2】普里戈金、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3】罗伯特·赖克：《拯救资本主义》序言，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