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批评全球化浪潮不断,却很少有人敢预测全球化已经崩溃,最近的《哈泼斯杂志》上有篇文章引起广泛讨论,作者为加拿大籍专栏作家邵楼(John Saul)。他认为全球化实际上已 经崩溃,未来所兴起的新国家主义,将引发另一波世局动荡。政府必须更注重国内人民整个 幅祉,而不只是企业竞争力,尤其是资本家的福祉。
邵楼文章立论独特。他从历史归纳,任何经济大趋势,很少会持续30年,如果结合科技创新和政治变迁,顶多50年。他认为全球化应该从1971年开始算起,到现在已经超过30年。那年 ,一群欧美大企业负责人在瑞士达沃斯举行世界经济论坛,他们确定企业竞争力和开放贸易 将带来庞大公共利益,因此前两项课题应该为各国政府优先采取的政策。这是首次世界领导 人一致的共识,企业利益应凌驾公共利益。
1974年世界6强(美、英、法、意、德、日)领导人开始集会商讨跨国经济政策,如汇率协调 、市场开放、技术交流等,全球化逐渐成型。
邵楼归纳,全球化最主要建构者是一群资深教授,企业顾问和投资基金经理人。他们精于建 构理论,辅以佐证。他们周游各国,说服企业及国家领导人采用他们的主张,市场必须自由 开放,企业规模必须大,自己不能做的,赶紧购并他人。
80年代开始,有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总统里根的公营事业民营化,解除银行、保险、 航空等各项管制。90年代新经济开始,更使全球化火上添油。
但是从20世纪末期,很多国家已经看出全球化对小国不利。甚至连进步的小国都深受威胁。
国际游资到处流滚,常妨碍小国金融正常运作。很多国家已经默默制订一些法令规范,保护本国的金融体系。澳大利亚准备银行理事长麦克法兰说,“大部分观察家已经得出结论,现行的国际金融市场操作方式有问题,必须做出改变。”
最著名反全球化的国家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片面宣布林吉特退出国际货币市场,大幅贬值,以利出口,并且冻结资金移往国外。
中南美洲国家经历20多年的自由化、开放市场,大部分国家经济增长率还不如70年代。新上任的巴西总统卢拉提出的新经济计划中,仍然保有很多国营事业,市场也不完全开放。
在政治和人权领域内,国家主义更漠视全球化潮流。俄罗斯总统普京逮捕第一大石油公司董事长,非洲占旺达境内50万人被屠杀……“这么多国家各走各的,怎么可能说是全球化呢? ”邵楼说。
很多对全球化质疑的人士,不但举各国实际例子,发现全球化并不嘉惠全球,而且也已发展 出各种理论反全球化。
其中最具说服力的是,我们不能用经济理论(全球化)来决定文明的方向。历年来,历史演变都由军事、技术、发明所改变,例如工业革命、汽车与电力的发明,促使人类文明重大改变 ,而不是空洞的全球化理论,“我们怎么可能让我们的命运,由一群企管顾问、教授和基金 经理人决定呢?”邵楼说,“这与基本民主背道而驰。”
全球化更遵从单一论点,他们认为落后国家在经济和社会上必须置之死地,而后才能干净而健康地重生。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逼越南以种植咖啡代替稻米。这不 但在经济上没有获益,更摧毁越南固有社会及历史结构。
最后,全球化提倡政府减少干预,成为虚拟国家、虚拟政府。关切国家及政府角色的学者均不以为然。哈佛大学教授史考特认为,近代经济得以完善发展,是靠欧洲以国家取代封建社 会,国家政府保障土地所有权,建立基础设施,如道路、港湾,以削减运输成本。更重要的是,政府制订法律,保障经济自由竞争,“民主的政府,并不能保障人民能收获耕种的果实 ,”史考特说,“只有负责任的政府才可以。”
而国家出现危机时,也是政府出面解决,而不是企业。例如马哈蒂尔以自己的方法,而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见,解决了马来西亚金融危机。两年后,国际金融界眼看马来西亚经 济逐渐复苏,又将之纳入国际证券指数机制。1999年全球经济高峰会议,还邀请马哈蒂尔演讲复苏经验。“虽然是国际金融危机,对马来西亚来说,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需要政治方法解决,”马哈蒂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