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西征的确给中亚与西亚的人民带来了苦难，对当地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但疆域辽阔的蒙元帝国建立，打破各民族此疆彼界的限制，东西交通为之大开。

蒙元政府建立了历史上空前的遍布整个帝国的驿站系统，从中原到地中海之滨畅通无阻。而宋代兴起的从福建经南海、印度直抵波斯湾的海路成为联系元朝与伊利汗国的主要交通线。中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四大发明中的火药与指南针都是在这一时代传到西亚，进而再传到欧洲的。中国的丝、茶、瓷器与钱币大量输往中国以外的地区，中国的医药学、历史学、绘画、审美观也传到西亚。而东地中海地区的医药、希腊科学的大地球形说，穆斯林世界的天文、历算、工程、医药、制酒与饮食也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伊利汗国汗室与元朝皇室同出于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在西北三汗国中与元朝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蒙元时代也是古代历史上中国与波斯往来最为频繁的时期。波斯模仿元朝发行的纸币中统宝钞、至元交钞，在波斯也发行了纸币。至今波斯语中对纸币的称呼仍然是čau，即源自汉字“钞”。伊利汗朝在编纂其国史《史集》时，从中国去的元枢密副使孛罗是主要顾问，写作班子中还有中国文人，所以这部《史集》的体例深受中国影响，不但有蒙古、突厥诸部的历史，成吉思汗列祖列宗的传记，从成吉思汗到元成宗六代皇帝的本纪，还如同中国的官修正史包括有四夷传与外国传一样，包括有波斯周边地区的历史如：《乌古斯可汗传》（突厥史）、《中国史》（上起三皇五帝、伏羲女娲、秦皇汉武，下迄辽金）、《印度史》、《以色列史》（近东史）与《弗浪史》（欧洲史），堪称当时的世界史。中国的龙凤图案也传入波斯与中亚，成为当时美术作品中常见的图案，影响着伊斯兰世界的审美观。

拉施都丁《史集》波斯文本彩色插图

在蒙古征服的过程中，大批西域各族人民随蒙古军来到汉地，形成空前的移民运动。这些外来移民被划入当时中国社会的第二等级——色目人，后来通称为“回回”，即今日回族的先民。回回人所通用的波斯文成为元代三种官方文字（蒙古文、汉文与波斯文）之一。通过穆斯林的中介，东地中海地区的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矿物学、医学知识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人知道了大地是球形的，以及经纬度说，还知道了欲纳尼（希腊人）、亦思刊达而（亚历山大大帝）、阿黎西他塔里西（亚里士多德）等。

元代人明确地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元末汪大渊说：“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他还说，“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岛夷志略》后序）。海路交通是维持元朝廷与波斯伊利汗国之间往来的主要渠道之一。蒙元的使臣经常奉命远航印度洋和非洲。当时跋山涉水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也很多，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就是其中之一。他经由波斯、中亚和印度航海来到泉州，还顺大运河而上到过杭州。

中国与欧洲的直接而经常性的联系也在这一时代开始建立起来。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使臣普兰•伽尔辟尼（Giovanni de Pano Carpini）与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使臣威廉•鲁卜鲁克（Guillaumede Rubruquis）先后经驻牧伏尔加河下游的金帐汗拔都的协助，穿越欧亚草原来到蒙古高原，觐见了元定宗贵由与元宪宗蒙哥，他们在漠北见到不少欧洲人。教皇派出的蒙特高维奴（Giovanni di Monte Corvino）在元大都（北京）建立了天主教堂，与汪古部驸马阔里吉思密切往来，还为其子，即后来的赵王施行洗礼，为他起名为约翰（汉名术安，即约翰的音译）。蒙特高维奴派传教士安德烈等人赴福建泉州建立教堂，安德烈后来逝世于泉州，其墓碑在20世纪被发现。直至元末代皇帝元顺帝在位时，教皇还派使臣马黎诺里来到大都，进献欧洲的良马。见惯了蒙古马的蒙古人与汉族士人看到西方的高头大马十分惊奇，文人纷纷作诗庆贺。

从中国前往西方的人也空前增多。元世祖忽必烈时代，大都的聂思脱里教徒列边扫马（Rabban Sauma）与东胜州人麻古思（Markos），沿陆路西行至伊利汗国。后来麻古思于1281年被推举为聂思脱里教派总主教，称为雅卜•阿罗诃（Yahbh-Alhah）三世，驻于报达城（今巴格达）。而列边扫马则被伊利汗派遣出使欧洲，经黑海到达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罗马和巴黎，会见了拜占廷东正教总主教、教皇、法国国王与英国国王。

辽阔的疆土、多民族的国家与多元文化的共存大大扩展了元人的视界和地理知识。元中期编写的政书《经世大典》中所含《经世大典图》以方格方式绘出西北三宗藩的地图，列出数十个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的地名，而《元史》的地理志中专门列有“西北地附录”，也将西北宗藩的辖区列于元朝领土之内。明洪武年在元代的地理知识的基础上绘出了一幅题为“大明混一图”的珍贵地图。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幅涵括整个欧亚非三大陆的地图，东起西太平洋，西至大西洋，其中包括欧洲与非洲的地名近百个。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此幅地图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正确地绘出非洲大陆的地图。今存的朝鲜王朝初期所绘“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即与此图有密切关系。全国人大原委员长李鹏访问南非时，还将此图的复制品作为国礼和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友好往来的象征赠送给当时的南非总统曼德拉。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最值得提及的是世界著名旅行家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父子循陆路东来，在中国居留十余年后，取海道返回。重归故乡后，他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详加口述，由他人笔录成书，成为《马可波罗游记》。这部书在欧洲广为流传，马可波罗所描述的蒙古大汗统治的中国的繁荣与富足吸引了许多欧洲王公、商人与航海家。由于15世纪时中近东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传统的前往东亚的航路受阻，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一心要寻求到中国的新航路，他基于大地球形说，坚信从欧洲向西航行也能到达中国。经过坚忍不拔的努力，最终到达美洲。因此可以说，哥伦布的远航肇端于马可波罗，源于对成吉思汗所创造的蒙元帝国的向往。

还有，虽然欧洲人自古希腊时代起就知道地球是球形的，但从未有过科学意义上的跨越大洋的探索性远航。由于中国的磁罗盘与火炮技术的西传，使欧洲海船的攻击力与防卫力空前提升，并可在茫茫大洋中进行海船的地理与航向的定位。这样即使是只船片帆也具备了远航未知海域的能力。15世纪开始的西方殖民者的大航海与地理大发现正是建筑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成吉思汗和他开创的蒙元帝国开启了人类全球化时代的序幕。

       作者简介：刘迎胜，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选自氏著《蒙元史考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