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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历史上每当民族危难之际，为君权政治所利用的儒家文化都被迫向道家文化汲取生命力，至宋明时期的新儒学达到高峰，而后逐渐僵化，失去同化异族的活力。然而这期间中国的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炼金术等发明相继传入西方，终于使欧洲告别黑暗的中世纪，在15世纪迎来了“文艺复兴”的曙光。15世纪下半叶，西方文化开始从自己的文明源头（古希腊文化）中汲取力量，由此进入了一个文化创新的时代。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i][ix]]人类自站立行走200万年，大约到八千年前才进入文明社会，然而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界几乎没什么威胁，人类是和自然界融合为一体共同发展的。欧洲15世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增强了作为自然界主人的意识，开始以自己创造的文化与自然界的造化争权。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为社会发展输入了动力，新兴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儿、牛顿、拉瓦锡等科学巨星的出现使人类逐步洞察自然界的奥秘。17世纪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即权力”的口号，认为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就是以科学的力量认识世界和征服自然界。从此西方文化在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为标志的现代化浪潮中逐渐形成一种信念，即认为大自然的资源是取之不尽的，人类在征服自然中可以获得无限增长的财富，这种“社会进步”不可停止，科学发展没有极限，工具理性是万能的。19世纪以来，现代科学开始成为历史发展的杠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在西方文化中成为主流意识，人类和自然界的对立加深，大自然的不同物种，人类的各色种族都被推上相互残杀的战场，都要受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规律支配。
中国的情形则不然，儒家文化一直保持着敬天、畏天、靠天吃饭的传统，自朝廷实行宋明儒学的文化专制主义之后，父权家长制的专制政权日益封闭和腐败，至19世纪在世界列强眼中已被视为可以任意欺辱和宰割的羔羊，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饱受丧权辱国之痛。此后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在落后挨打的残酷事实面前以为救亡之路在于仿效欧美或苏俄，愤而把《天演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中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弃旧图新”的口号响彻云霄，成为中国迈向现代社会启蒙思想的主旋律，高扬一种砸烂旧世界、打倒“阶级敌人”、战天斗地的斗争哲学。这些社会精英人物大都把中国人的愚昧落后归咎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厚和中国社会历史传统的顽固，于是在中国重复西方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历史使命，叫嚣要废除中医，消灭“宗教迷信”，扔掉旧典籍，废除汉字，不读中国书的言论，甚至不讳言要继承秦始皇的“焚坑事业”，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自阉式的摧残和破坏达一个世纪之久。
事实证明，一个民族要同另一个民族的异质文化进行交流，首先需要的是保护好本民族文化的根基，以本民族文化中可通约的成分引进这种异质文化，并在双向交流中提炼和净化本民族文化的精华。两个民族间异质文化的交流不同于文化侵略，真正的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是一个以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汲取和融汇外来文化精华的深层创新过程。那些崇拜外来异质文化的民族以简单模仿的办法急于引进先进的外来文化，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它们引进来的并非希冀已久的文化精粹，而常常是将外来的追求感官刺激的浅层文化甚至将那些流弊无穷的文化垃圾首先请进门来，从而毒害和腐蚀青年一代的灵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由道学文化接引进中国，中间经过判教时期、译经时期，直到唐代创立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应属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成功的范例。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冲击、交流的历史，显然比古代引入佛教要更加波澜壮阔，深入到国计民生的所有层面。然而仅就引进西方文化的精粹而言，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汲取还只相当于历史上接引佛教的判教阶段和译经阶段，西方文化的经典著作尚未进行系统完整的翻译，多数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精华还不熟识，当然西方人对中华文明的了解就更肤浅了。[[ii][x]]在当代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我们集古今中外文明之精粹创建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文化，实际上就是由此完成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任务，将黄色的东方高原农业文明和蓝色的西方海洋工业文明融会为绿色的自然生态文明。只有新道学的绿色生态文明才是全人类未来的普世文明。
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为标志的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终于形成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西方文化被移植到美国，逐渐脱离开欧洲的传统，增加了实用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等急功近利的文化要素，成为追逐高科技、高财富、高消费，依仗军事力量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理性”文化。美国以其超级强国的经济实力、军事优势、话语霸权、科技水平，成为向全世界推行西方文化的“火车头”。美国人豪华暴富的生活方式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念也成为地球上落后国家和贫穷人口梦寐以求的目标。因之，当前世界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实际上是全球美国化的趋势，是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主流文化统治全球、蹂躏世界、征服自然的大趋势。西方的主流文化以其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发展观，以其唯物主义机械论的宇宙观，以其工具理性万能、掠夺大自然的科学主义文明观，以其聚敛财富、贪得无厌的物质主义价值观，以其相互竞争、优胜劣败的个人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臭氧层破环、气候异常、人口爆炸、灾病流行、恐怖犯罪、贪污腐败、战争危险等直接威胁人类生存的恶果。当全人类刚刚跨入21世纪之门时，美国发生了震撼世界的“9.11”事件，美国系统科学家欧文·拉兹洛（Ervin Laszlo）在2001年出版了他的新作《巨变》。[[iii][xi]]拉兹洛将整个地球的自然生态、社会人文诸基本要素看作一个相互制约的超巨系统，当这个超巨系统的诸多基本动力学要素被其变化的积累效应达到难以承受的极限时，整个系统就会陷入一种无序的混沌状态。根据系统论的非线性混沌动力学理论，这种基本动力学要素临到极限的混沌状态是不稳定的。当系统中出现“灾难性的分歧点”（catastrophic bifurcation）时，系统变得异常敏感，一次偶然事件就会诱发整个系统的“巨变”（macroshift）。拉兹洛断言这一巨变过程共分为四个阶段，即启动阶段、转型阶段、混沌阶段、瓦解阶段或突破阶段。
自1860年到1960年，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创造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社会生产力，人类靠掠夺自然资源创造了大量财富，这种以人类自我为中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构成对生态环境的威胁和破坏，启动了这次巨变。自1960年到2001年，人类靠高科技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耗费自然资源的速度，人口急剧增加，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为标志的现代化浪潮催生了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这是“巨变”的转型阶段。在全球一体化的转型阶段，美国人追逐高科技服务与生产的发展观和穷奢极欲的高消费生活方式成为全世界向往的样板。“现代化样板”的力量是巨大的，它会在全球触发剧烈的趋同效应，人们普遍增长的贪欲可以迅速粉碎各种世代相传的优秀民族传统，把所有人种都调动到贪得无厌、相互拼杀的战场上来。实际上，高度信息化的社会是民族传统最易断裂的时代，老一辈人看作是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东西，在接受现代西方教育的年轻人眼里却弃如敝屣不屑一顾。高消费的生活模式足以摧毁任何渴望现代化的文明古国的历史根基，使一些发展中国家迅速两极分化、出现特权阶层并在腐败堕落中病入膏肓。当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都以美国为样板发起快速冲击时，全球现代化的浪潮就离“巨变”的临界点不远了。人类掠夺大自然的活动迅速改变了地球的面貌，连空气、阳光、饮水、食品都被污染，人类的生存质量和安全感以及都市、乡村的可居住性都在降低。本世纪初，人类在歌舞升平的自我陶醉、勾心斗角追逐财富的繁华之梦中迎来“巨变”的混沌阶段，拉兹洛预言这一阶段仅短短十年时间。自2001年至2010年，随着人口猛增及现代化的加速使人类对地球各类资源的需求日益提高，而地球的自然资源在人类多年持续掠夺下临近枯竭，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在这十年间，人类对地球资源需求上升的曲线和自然生态供给下降的曲线终于会相交，现代化的负面效应达到饱和的极限，全球社会进入不安定的骚动期，情况近似复杂超巨系统达到稳定极限时的混沌状态。拉兹洛写道：“到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时，由于政治范畴的冲突、经济范畴的脆弱性和金融范畴的不稳定，以及气候和环境恶化的种种问题所引发的高度紧张，会使得社会进入巨变的‘混沌跃进’期。”“21世纪初期的混沌，不是趋向于可维持的全球性平衡，就是导致地方与全球性的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瓦解。我们如何在我们的文化和意识里理解、内化这些事情的轻重缓急、价值观和企求，即决定了我们要走哪一条路。”[[iv][xii]]人类的命运受地球上自然环境、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制约，同时又需人类自己创造。混沌阶段是接近复杂系统发生突变的临界状态，也是人类命运的“关键决定时期”，此后人类社会真正的巨变就会到来。要么引发大灾难、大破环、大瓦解，要么引发大突破、大转型、大飞跃，这都要看人类是否能获得一种大智慧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学会操纵地球船的航向，跃迁到一种更高的文明时代。人类如果沿着西方文化的主流价值观走下去，就会进入“瓦解阶段”；如果在西方文化的价值观上发生一场新的“意识革命”，完成新价值观的文化转型，就会进入“突破阶段”。人类是要生存下去还是等待自我毁灭，这种生与死的抉择取决于今后能否寻找到一种使全人类都能生存下去的自然生态文化。在巨变到来之前，人类是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的，人类的命运决定于全世界对21世纪文化战略的抉择。
在中国，由于现代化起步较晚，还没有达到欧美国家现代化水平的临界点，因之至今我还不认为已经进入了拉兹洛所谓巨变的混沌阶段，大概“9.11”事件也不能看作美国进入混沌跃进期的标志。由于近些年各国政府对保护地球生态平衡已有某种程度的自觉，我以为人类至少还有几十年时间为新文化的创立和传播做准备。然而，面对全球现代化潮流的巨大惯性，所差的仅是巨变发生的时间早晚而已。目前全球人口已达到65亿，而且还在猛增。饮水、空气、土壤等自然资源被污染、破坏并不断退化。城市的各种废弃物在成倍增加，每年把数十万种有毒物质排注于土地、河流和海洋中，把数十亿吨有害气体释放到空中，使得水、陆地、空气中的辐射量大增，反过来污染动植物等饮食资源并毒害人类自身。全世界每年失去500万到700万公顷的农业用地，森林被大量砍伐，土壤不堪承受人类活动的压力被毒化、贫瘠和荒漠化，江河断流，野生动物和各类珍稀物种日益灭绝，预计到2025年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将处于无法生活的状态。美国人口仅占全球总人口的4.1%，却每年消耗全球能源总产值的25%，如果全球人口都接近美国人的生活水准，那就需要四个地球的自然资源才能维持下去。美国的人均资源相当于中国的六倍，又依仗霸权采取各种手段获取世界的有限资源，却不肯承担抑止军备竞赛和限制环境污染等责任（如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世界第一却不愿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中国和印度的生态支撑能力都不足以效法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与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然而在高消费、城市化的浪潮中这两国“先富起来”的人在心灵上也早已物化，引导国人加速侵吞自己贫乏的生态资源。目前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在城市里，到2025年将会升高到三分之二，如此高度城市化的社会重负必然导致新的社会人文层次的弊端和危机，仅交通等社会公共事务中的故障和冲突以及层出不穷的犯罪就会使各类管理机构难于应付，这种过度现代化的社会是无法持续发展的。
地球上自然生态的危机必然导致人文生态的危机，自然生态的单一化也预示着人文生态的单一化。按照地球上各物种之间弱肉强食、自相残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发展观走下去，地球上将仅剩下一个国家、一个种族、一种语言、一类生物，然而人类在这样单一化的世界里是无法生存的。人们还没意识到人类已处在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世界里，昨日的敌人会变成今日的朋友，消灭了对手的同时也就随之消灭了自己。这种力图排除异己的单一化趋势不但会助长各国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极端组织、邪教、贩毒集团、贪污腐败势力、暴力犯罪团伙、黑社会等在全球泛滥；社会道德的败落使各种人为谋取私利不断做出伤天害理、骇人听闻的恶行，还会出现凶杀、淫乱、诈骗、恐怖活动、传染病、天灾人祸、饥荒等惨绝人寰的悲剧；直至加剧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政党之间、教派之间的激烈冲突；甚至引发核大战，或者兴起移民风潮，打破国界，造成全球的无序状态。布达佩斯俱乐部的英国哲学家彼得·罗素（Peter Russell）说：“从全球的视角看，我们的文明是一种疯狂的文明，是一种极具剥削性的文明。很难说我们对生物圈的影响是良性的。如果就这一问题举行全球公决，如果给每一物种投一票的权利，以决定是否允许西方文明延续下去，那么我想除了蟑螂和老鼠以外，几乎所有物种都会投我们的反对票，会有99.9%的反对票：西方文明对地球一点好处也没有。西方文明应该灭亡。”“我的意思是，作为个体的人，我们不应该灭亡，但我们存在的现行模式应该灭亡，需要出现一种新型文化”。[[v][xiii]]世界上众生的生存权利本来平等，人类某一种族的主流文化危害众生的生存权利，不但会失去其延续的合法性，而且终必危及自身。拉兹洛说：“这就是大自然处理问题的方式。如果一个物种自己变成了瘟疫或癌症，它就到达了一个关卡，这个关卡会阻止它的繁衍，或促使它集体自杀，就像旅鼠那样”。[[vi][xiv]]如果有一天人类因核大战、环境污染、灾疫饥荒等原因像恐龙那样灭绝，大概只有老鼠能超量繁殖统治世界。然而如果人类继续破坏臭氧层，紫外线可以杀死陆地上露天活动的一切生物，甚至连老鼠也难幸存。宇宙的未知世界越来越向人们透露，宇宙是一个有灵性的统一体，是一个亚原子过程的整体网络，是一个信息的整合场（意识场）；物质、能量和精神，生命和无生命，动物和植物，本来就是一个密切相关的统一体，它们都是由道创生而来的，人为地片面加速某一物种的变化必然引发整体变化并招致大自然的报复。人类是最有灵性的物种，在地球生态大劫难即将来临之际，其先知先觉者必能迅速感悟到危险的存在，并在集体无意识中警告人类为开创新文化提供动力。
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创造力往往蕴藏在它起始的源头之中，这是一条激发“意识革命”或“文化转型”的客观规律。真正的文化复兴或启蒙运动，如同欧洲15世纪后期的“文艺复兴”运动那样，都要到历史深处的母体中汲取力量。当前，西方文化的转型和再次复兴已无法重新回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去寻根，而是要到更古老的母系氏族公社原始宗教文化中去汲取力量。这是人类面临的“第二个轴心时代（the Second Axial Age）”，而且是比公元前一千年之内的“轴心时代”更为深远、更为彻底的“轴心时代”，是人类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自觉拯救自己的“轴心时代”。中国发轫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道学文化，是世界上唯一遗存下来的最古老的生态文化，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母体，也是全人类文明肇始的源头。道学文化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世界各民族异质的传统文化原来都是从道学文化的原点逐步嬗变和发展而来的。人类各民族要再创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辉煌；要启动文化复兴运动和旧价值观的转型；要避免人类的生态大劫难；要迈进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政党、没有战争、没有剥削压迫，人民依地域高度民主自治的大同社会，都必须向古老的道学文化复归。本来人类各民族的先哲在社会理想上都曾有过一种相似的大同社会之梦。从中国先哲的大同世界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都在向往一种没有阶级压迫，人性全面解放、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制度。这种社会理想实际上是预言人类社会必然在更高阶段上向原始共产的氏族公社民主制度复归。这种人类终极理想的社会即是大同世界的德力社会，而道德社会的实现必须以新道学文化的传播为先导。今天推动人类进入大同社会的根本动力已不仅是生产力，不仅是经济或高科技，而主要是文化的革命，是新道学的创立。当今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如果都用于创造财富并为全人类造福，如果每个人都有高尚的道德观念对同类充满爱，这就足以使全世界所有人种都过上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足以使整个地球都进入自然、和谐、生态平衡的道德境界。然而由于世界各民族在相互残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潮流驱使下，人类创造的巨大财富大多内耗在对付自己同类的冲突上。现代科学被用来制造和储存可以摧毁地球、灭绝人类几十次的核弹和生化武器；各国都花费大量金钱建设军队、警察、监狱和法庭；政府不惜用人民的血汗钱供养庞大的官僚阶层，而官僚们却用手中的特权压迫人民；数量不少的人为了满足个人私欲从事贩毒、抢劫、诈骗、贪污、杀人等危害社会的犯罪恐怖活动。世界列强都想以消灭竞争对手来保护自己的安全，然而残酷的生存竞争反而使他们感觉更不安全。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不能满足人们的贪欲，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万能的浪潮反而更加蒙蔽了人们的良知和扭曲了人类的天性。爱因斯坦说：“只要各个国家有计划地继续备战，那么恐惧、互不信任和自私自利的野心就会再次导致战争”。“但愿废除当前国际无政府状态不必由一次自作自受的世界性灾难来实现，这种灾难的规模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时间是太短促了，我们要行动，就必须立即行动起来。”[[vii][xv]]在世界各种异质文化中，仅有新道学文化是消弭战争和恐怖犯罪的文化，是化解冲突的双赢的文化，是保护自然生态的文化，是给21世纪的人类前途带来光明的文化。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场文化革命，破除旧文化戡天役物、弱肉强食、相互残杀的价值观，把新道学文化传播到全世界。
[[i][ix]] 《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5页。
[[ii][x]] 余英时：《论士衡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余英时认为，佛教来华可分三个阶段，自汉末至4世纪末，为“格义”阶段；自鸠摩罗什401年在长安译经，至玄奘、义净、不空等系统翻译佛典，为译经阶段；从隋唐至宋代形成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再到宋代儒学，为佛教中国化的阶段。他断言西学输入中国，至今“实在还没有脱离‘格义’的时代”。有关西方学术思想的经典，“我们却始终没做过大规模有系统的翻译工作”。
[[iii][xi]] ［美］欧文·拉兹洛：《巨变》，杜默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
[[v][xiii]] ［美］欧文·拉兹洛，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英］彼得·罗素著，欧文·拉兹洛整理编辑，朱晓苑译：《意识革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131页。
[[vii][xv]]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2、26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