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国历代政制的人都知道，中华帝国内部自古以来都存在着皇权与吏权（文官集团）之争，在相互的博弈、竞争中，皇权并不一定都能占得先机。有明一代的历史就极为清楚，不论执政的皇帝是如何地昏庸无道、几十年不问国事，大明帝国的朝政却从未为之而停顿、荒废，帝国强大的文官集团为其日常运转提供了支撑。但是，通过大清立国以来所施行的所谓“满汉同朝”（也就是一官二设），满族皇帝成功地使满臣与汉臣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以确保他们忠心不二、行为得体。于是，官僚集体中满、汉两大集团之间的互相钳制使得皇权大为扩张。早在雍正之前，官吏们的命运就已经牢牢地掌握在了皇帝的手上。自雍正执政以来，他还进一步通过将同僚之间的告密行为制度化、合法化（即密折制的实行），使得内外臣工于任何时候都战战兢兢，不敢有些许非分之举。皇帝们这样做的效果在史氏此书中体现地极为明显：曾静案缘起者之一的岳钟琪大将军在接到逆书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请一位满族同僚一起提审投书者，以洗清自己的嫌疑。同时，在案情还没有得到大的进展之前就被迫向雍正送去了加急密奏以说明情况。他心里清楚，如果他不上奏的话，其同僚们同样会将此事密奏圣上，那样的话，大将军的处境就会变得十分被动——大清帝国官场所形成的这样一种境遇，使得自古以来皇权与吏权（文官集团）之间的张力与博弈得到了极大的改观，权力的天平彻底地转向了皇权，官僚们失去了直接与皇权对抗的一切可能。因此，从总体上而言，此时的雍正帝具备了乾纲独断的一切可能。在处理曾静案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可以通过他自己所确立起来的行之有效的各种制度、程序、职官体系应付自如地处理这些突发性事件，并能随时调控帝国的任何一个角落的任何资源。不论是遥远、寒冷的西北还是温暖、繁华的江南，甚至是险峻、苗蛮杂居的湖南西部山村，都在圣君的关照之下。只要他愿意，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调动帝国庞大的资源使各种重要的信息、圣谕下达到任何地方的任何官员手中，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协调一致处理每一件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的事情。毫无疑问，像曾静案这样的谋逆大案就是这样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也是雍正检验其官僚系统行政运行能力的试金石。事实上，通过对此案的处理，雍正的群僚们有人丢官送命、有人升官发财。

　　由于官僚集团对皇帝个人的行为缺乏必要的制约能力，因此，在整个案件的初期，我们看到，所有的主动权都掌握在雍正的手中，他通过自己的朱批谕旨自如地调动涉案的各地官府进行侦破、逮捕、审讯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也就是在对曾静案与吕留良案进行最后定性之前，帝国的官僚机构似乎完全在根据雍正的意愿迅速而有效地运转着。在这里，我们看不出任何官员自己所持有的真实想法与态度，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尽忠心、干实事的姿态。然而，这种局面在面临对两案定性的最后时刻发生了巨大的逆转。首先，在雍正试图严惩早在四十五前就已经死去的吕留良时，为了获得道义上的支持，他希望群臣上表议事，然而结果是“不管雍正如何暗示，就是不见内外朝臣有任何动静。”（153页）可以想见，这样一种沉默局面的出现，表现出整个官僚层（在这里或许还可以称之为“文官集团”）对吕氏这位当朝名儒的态度。但是另一方面，在雍正想宽恕本案主犯曾静时，朝臣们却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态度，一开始是上奏雍正确认曾静当按大清律处以极刑（凌迟），即使在雍正明确表明自己希望法外施恩宽恕曾静的态度后，群僚们又迅速达成了“颇不寻常的一致”，在雍正最为倚重、信任的皇十三弟的带领下，总共有一百四十八名大臣署名奏请按律诛之（156页）。

　　可以看出，在处理吕留良与曾静这两个涉案极深的人的问题上，官僚群体恰当地表现出了与雍正完全相反的态度与意见。文官们这种不同寻常的态度或许可以从大清帝国的取士方式上得到解答，满族人在入关之后不久就依照前朝典章实行科举取士，其考试的科目依然是儒家经典。这就可以理解，作为儒家经典培养出来的朝臣们对于像吕留良这样一位鸿儒（吕氏所著的《四书讲义》是当时应试学子的必读书目）所表现出来的尊重与宽容；相反，在他们眼中，曾静只不过是一介山野村夫，科举不利，学养甚差，人格低下，实属于不学无术、狂悖不堪之人，既已行此谋逆之举，得而杀之，亦无不可。尽管这种官僚集团与皇权之间的无声的对抗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是，朝臣们的意见最终没能改变雍正的判断。对于雍正而言，在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入思考之后，他的观感与臣僚们完全不同，在他看来，似曾静这等山野之人对大清帝国与大清皇帝均难以构成真正的威胁，故法外施恩亦无不可。但是作为当世鸿儒的吕留良的思想与学问却已经成功地影响了几代被视为国家栋梁的读书人，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没有曾静案，这种影响肯定还将继续下去，对于这样一种思想与文化上的无形力量历来都是以武力打天下，而以道德、礼仪治天下的王朝所惧怕的，更何况现在的得天下者是来自古代蛮夷之地的满族人！在雍正的内心深处，甚至希望一旦被宽恕的曾静与朝廷合作（事实上他也做到了），就将形成大清国的最高权威皇帝与诚心悔过的逆贼之间紧密合作以共同打击吕留良这样的具有反骨的儒生的局面——这种立场、思想上的不一致，直接导致了雍正与群臣之间潜在的张力。

　　最终，作为当时人世间的最高权威，雍正皇帝决定了案件的去留。在如此庞大的饱读诗书的大清帝国辅臣队伍中，到最后也没有一个人具备儒家人格教化中所谓“文死谏”的胆识与气魄——从儒者立世的立场上看，他们已经失去了作为“忠臣良相”的资格，完全成为了皇权高压下的“奴才仆人”——随着案件的进展，他们无一例外地继续保持着沉默。就这样，吕留良案在大清帝国朝廷内部死寂般的沉默中，被雍正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2、文人士大夫的处境
　　大清帝国在踏马入关、挥兵南下后获得了锦绣中华的统治权，从表面上看，这一政权从其组织的形式到运作的模式上都与被其所取代的大明王朝并无不同，而且，这一古老的中央集权体制在满清皇帝们的勤政、务实的努力下，获得了更大限度的发挥，从而使帝国时代的文治武功发展到了极致的地步。然而，这一政权与前朝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时的统治者已经不再是华夏族的后裔而是夷狄之人的后裔，这样一种身份的差异极易导致汉族人（特别是汉族中的读书人）的激烈排斥，并进而促进其族群认同程度的加强。这种现象对满族统治者的合法性而言，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我们可以看到，入关后的满族人竭尽全力地向天下人表现出其向往汉族文明并希望达到“满汉一家”的心思，他们学诗书、开科举、编典籍、尊儒术……无一不在表明其政权于文化上与道义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同时，他们还通过宣扬大清帝国于文治武功方面所取得的功绩，以此来论证其种族的高尚道德与赫赫事功，从而希望降低由“夷夏之辨”观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他们的宣传中，道德与事功（而不是族性）才是孟子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关键所在。的确，我们从史家对所谓“盛世”的描绘中完全可以看出他们宣传话语中的真实性与可靠性，而且这样的政治现实也使得许多以反清复明为己任的前朝遗老、志士处于盛世与复国的双重困境之中。从理性上他们也看出满族人的统治带给了人们以安定、幸福，但是从情感上，他们又极端地厌恶这个异族统治政权，希望能够推翻它以恢复前朝的衣冠文物。

　　可以想见，这种族性问题一旦落入了现实的政治权力之争时，统治者所付出的这一切用以说服大众的努力将显得如此地苍白无力。在汉族精英们的记忆深处，留下来的是当年在江南风云一时的抵抗运动与清军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以及此后随着变易服饰发型这一命令所带来的流血冲突与白色恐怖。在那个“留发不留头”的悲惨年代里，无数有为志士完全放弃了正常的生活方式，在组织义军以武力推翻异族统治者的种种努力失败后，他们转而选择隐居深山或是剃发为僧，以此躲避改易服饰发型这一禁令，这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明末三子（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当然，在中国历史上，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传统极为盛行，孔夫子亦曾称许这种作为。但是清初隐者们的真正目标并不是为了以隐居自保，而是为了以隐居这一方式表达其民族气节与不合作的态度。可以想见，在前明王朝已灭，武力抵抗又无望的情形下，作为儒者的他们最终选择了自古文人所谓“立言”以救世的路径，开始对几千年来的典章制度、历史故事进行理性的反思。明末遗民的这种努力无疑极大地影响到了年轻一代的学子，使他们继续坚持汉民族“学统”、“文脉”的延续。这一代人基本上都是生于明末，而长于清初。吕留良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自己的诗文与日记中不断地流露出对于前朝衣冠文物的怀念与向往之情，同时强烈地表现出对于本朝异族统治者的厌恶与排斥，这样的态度促成了雍正的最终判决。

　　从上述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有清一代在政治史、战争史、文化史，以及民族史等多重关系之间存在着难以愈合的内在张力与外在冲突。这样的历史导致了一个极为显著的后果：学（道）在民间。也就是说，尽管满清朝廷同样使用科举取士，而考试科目依然是儒家经典，但是，在汉人士大夫的眼中，只有“汉奸”、“小人”才会去应试当官，而真正有气节的人是不会饮“盗泉之水”的，他们宁肯隐居山野、终老一生。于是，大清帝国的“学（道）在民间”不仅仅是“邦无道”所导致的，而是由于“夷狄当政”导致的。作为最高权威的满族皇帝如果想挽回士人们的忠心，就必须树立一套完全不同于汉族士大夫所认可的涉及文化、种族、政治等各个方面的话语体系，并以此为标准打击其它的思想与意识。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大清朝的皇帝们也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行这样的政策。这种努力最终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政治上，导致了中央权力特别是皇权的进一步加强；在思想与文化上，皇帝们卖力地强调墨子所谓“尚同一义”，也就是完全以皇帝的意志为意志，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但是，儒家历来所坚持的所谓“从道不从君”却是与此完全对立的，而对所谓“不臣之民”的尊重则更是对专制皇权无限制地伸向个人领域的一种制约。有明一代清流派士大夫所表现出来的不屈的气节与高亢的理想主义无疑就来源于儒家学说与传统对于这种独立人格的肯定与培养。然而，大清帝国毕竟不是大明帝国，在皇权与儒家传统之间必须有所取舍，于是，满清历代皇帝所热衷的对付文人士大夫的办法——“文字狱”就不可避免地一次次发生了。在皇帝们看来，他们所对付的不仅仅是几个文人或是几本书籍，更不是几句似是而非的诗句，他们真正的敌人是一个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儒家传统以及深受这种传统影响、渗透、支撑的千千万万汉族文人。在这样的视野中，我们就更能理解，为什么雍正皇帝与自己的官僚集团会在吕留良案的定性问题上产生如此难得一见的意见对立。

　　在前朝，“学（道）在民间”完全可以从“不臣之民”与“化外之民”的角度予以理解，同时也可以通过朝廷的默许、求贤而消解其消极影响。但是在清代，仅仅置之不理是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的，隐晦的文字、对前朝的怀念、含沙射影的指责、无中生有的谣言……所有这些都在削弱作为异族统治者的政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对于满族皇帝而言，这一切无异于一颗颗随时都有可能被点燃的定时炸弹。有关他们的这种担忧在政治现实中的真实性与可信性，我们完全可以从清末革命党人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口号中得到认证。这种族性问题的凸显，极大地影响了大清帝国的国策与战略。当前朝的文人士大夫们最终导致亡国的有关“道”、“学”、“政”问题上的难以愈合的张力与冲突尚未平息之际，异族统治者的入关又为中国社会加入了“族”的问题。最终，有清一代的族性问题占据了政治活动的中心：改服饰、易发型、行“文字狱”、满汉同朝、皇室不与汉人通婚……这一切都是为了消解、打压汉民族的民族性，然而，更为重要的后果却是，作为中华帝国抗拒强权、培养独立人格、承载生民责任与政治抱负的儒家思想与传统，也在这种异族的高压下失去了其理性的光辉与批判的锋芒。于是，本来只是所谓“道（学）统”与“政统”的双向对立关系，由于加入了“族（血）统”问题而变得复杂化、激烈化了，人们已经搞不清楚到底文人们是由于对政治现状不满而隐居以“立言”，还是由于对异族统治者不满而如此。当然，对于统治者本身而言，无论是基于何种原因导致读书人的消极避世都会影响到其行政的效率与社会的稳定，何况现在还加入了族性问题，则更显得非诛之不可了。于是，持续的高压政策与流血事件至少在表面上使人们表现地忠心不二、诚实可靠。这种效果极端地体现在帝国的文官集团与得势的士大夫身上。

　　 除了主管行政的官僚集团外，大清帝国还通过科举考试为自己积累了一大批知识精英，通过层层考试的他们都是饱学之士，许多堪称当世鸿儒。在吕留良案中，他们从一开始时就被人们所遗忘，行政官僚们的作为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事情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在于雍正皇帝本人思路的变化，当他一旦想到“以文人对付文人”这一策略时，这批学者的作用就立即被凸现出来了：雍正正是要利用这些人为自己如此残酷地对待吕留良案寻找合法性与合理性。他们中有四十多人被召集起来去西北边陲宣讲皇帝圣意；而他们中的佼佼者如以方苞为首的四个人则被委以重任负责批判吕留良作品中的所谓谬误与逆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方苞在康熙朝就曾因为受“文字狱”牵连而入狱，差点死掉，是康熙皇帝宽恕了他。康熙的这种宽恕在其儿子雍正这里就被派上了用场，方苞们为雍正的批吕行动提供了强大的学术、思想支持。在我们这些后来者看来，令人遗憾的事实却是，在如此众多的中举者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勇敢地表示异议——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通过科举考试时，或许就曾通过阅读吕氏的书籍而从中获益。

　　在这些唯唯诺诺、谦卑务实的大清朝官员、官方学者的心中，来自远古的儒家式圣化追求与王道理想早就已经在现实的政治前途与政治作为中消退得无影无踪了。他们明白，作为异族王朝的臣子，他们早已不再是“为民请命”、“代天牧民”的“王臣”，甚至不再是“传圣贤之斯文”、“养浩然之正气”的“儒者”，而只是为了其主子的江山稳定、社稷安危去奔波卖命的“奴臣”！到这里，儒家的理想与原则失去了其历代以来的最强大载体——“儒生士大夫”阶层的捍卫与持守，从而真正成为了民间之学与民间之道。
　　
　　3、儒家“道统”的绝响
　　在大清帝国朝廷内部对于吕留良案的死寂般的沉默中，我们却从朝廷之外的世界里听到了些许独立而高亢的不谐之音。对正处于盛世的专制王朝而言，来自民间的这种不谐之音是如此地刺耳，以至于声音的发出者往往会在皇帝陛下的亲自关照下，无一例外地被秘密而迅速地清理出人世，失去再次说话的全部机会。可以想见，一个以培养、塑造“顺民”、“良民”为最高目标的王朝，得到的无疑是“沉默的大多数”。任何一个敢于发声的人都显得如此地与众不同，值得朝廷上下普遍关注，尽管他们的身份或许仅仅是普通地不能再普通的大清帝国的臣民，而他们所拥有的话语体系或许就是几千年来被历代王朝同样也被大清朝奉为“至圣先师”们所持有的同一套话语体系。对于满清统治者而言，不论是言说者的身份还是言说的内容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消灭一切与朝廷（皇帝）不同的声音。这是一种姿态，而不是道义！

　　在大清档案资料中得以保存下来的部分文字里，我们得到了一些言说者的基本情况，以及他们为之送命的言说内容。史氏在其书中提及了如下几个人物：县令师爷唐孙镐（184页）、半个文人（捐纳得功名）陈诠（240页）、名门之后徐骏（241页）、生员齐周华（245页）、教谕高振（247页）、童生范世杰（248页）、投书者孟辅世（283页）、算命先生兼药贩黄琳（284页）、来历不明的小贩（285页）。可以肯定的是，书中所列举出来的这几个个人还仅仅是当时更为庞大的“发声”队伍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人或许被消灭于世而不为人知，或许学会了自我保护而逍遥于世。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不同声音的发出显示了一个民族与文化传统的韧性与刚性。在这些发出不谐之音的人中，我们大致可以将他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受儒家经典的熏陶所培育出来的独立人格与独立意志的自我展现，其中以师爷、生员、教谕、名门之后四人为代表；第二类是期望借助此类备受关注的做法以引起他人的注意从而扬名天下，其中以半个文人、童生二人为代表；第三类是受到曾静案的暗示从而做出非常规的举动者，其中以投书者、算命先生兼药贩、来历不明的小贩三人为代表。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些人中，后两类属于帝国最底层的人物在这个全国性案件中的反应，而他们的举动也纯粹是个人行为，并不能代表更多的人的情绪与想法，比如说，为了吸引他人而自称系吕留良徒孙的半个文人陈诠，拦轿投书的孟辅世，自称“身负秘密使命”的来历不明的小贩，这些人的做法完全是受了曾静案中部分细节的暗示，依样画瓢而完成的。

　　在这些社会底层的人中间，倒是算命先生兼药贩黄琳在昆明所散发的揭帖中体现出一种在儒家几千年教化下所培养出来的深层次的心理状态。黄琳在为雍正朝先宠后诛的大将军年羹尧大打抱不平的同时，进一步认为吕留良“乃明末大贤，生于明，食明之水土，是必尊于明。宜进赠品秩，以勉天下为学之士。”在他看来，吕留良与另一位被清廷抬举为喉舌的人物曾静之间有天壤之别：吕夫子“论本朝衣冠宜尊古制，不宜冠外冠、衣外衣”，实乃正本清源之宏旨。我们可以看出，黄琳的这番论述已经使其行为脱离了个体性而足以与其他那些立足于儒家学统与道统向皇帝冒死进言的历代儒生士大夫们息息相通了。

　　在帝国庞大的读书人中间，最早对吕留良案发表激烈评论的是那位七品县令的师爷唐孙镐。他在揭帖的写作过程中，情绪激动，几至疯狂。在历代政治制度上，他推崇远古唐虞之治，而鄙弃秦代之后的中央集权体制，认为唐虞之时“君臣交赞，故治化臻于极隆，为千古所莫尚”。反观秦后之世，“皇上曰可，臣亦曰可；皇上曰否，臣亦曰否。上无忧勤之圣，下无翼赞之贤”。可以看出，唐师爷对于唐虞时代的推崇与吕留良推崇封建制从义理上是完全相通的，就是先以叛逆遭罪后又因归顺朝廷获释的曾静亦认为井田制应当而且可以行于当代。从事件的缘起看，唐师爷的文章虽然是激烈批判当时为取悦雍正而诽谤吕留良的生员诸葛际盛而发，然其意旨却直取朝廷之典章制度，希望恢复汉人所推崇的远古政治，也正是这一点，恰恰为雍正所不能容忍！唐师爷认为自己这种不同寻常的作为是依照孔夫子的告诫行事的，因为孔夫子曾告诫说，如果人人皆因天下太平而怀私心自利，则世道必衰。对他而言，就是希望成为一个身处盛世，“当无可如何之际而迫为不得不然之辞”者。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与信念，他在文章的最后还认为：自知此次上书“感悟天心十之一，身罹法网十之九，然其与无耻之诸葛际盛并生阳世，何如与儒雅之吕氏父子同归阴府也。呜呼！仲山甫之不作，魏郑公之已亡，朝廷已无诤臣，野草复生，孽畜后之。修史者不几笑我朝无人乎！虽然莫谓无人也，犹有不怕死之唐孙镐在。”从唐师爷的最后独白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不惧强权、视死如归的儒者气概。而其气概无疑来源于如下两种源远流长的精神资源：一是远自孔圣人教化下的人格感召；二是名垂青史的历代诤臣的声望感召。以孔圣人的教化作为儒生为人处世的基本立场与信念早已为我们所熟知，明臣亦有所谓“吾为孟子死，死得其所”之豪言；而以获得后世修史者的认可与关注为信念，同样是古代国人的生存意境所在，所谓“留取丹心照汗青”者！然而，这所有的豪言壮语最终难以消解皇权的强悍与冷酷，依师爷所愿，雍正皇帝密令其官僚迅速而彻底地消灭了其肉体，并焚毁了其文字。同样，依师爷所愿，其名字与事迹终于在几百年后被来自异邦的史学家所关注，从而留存于世！

　　高教谕的做法与唐师爷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是以写作揭帖的方式表达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只是唐师爷的揭帖是以一种有名有姓的方式为朝廷所知的，而高教谕的揭帖在最初却是以一种无名无姓的方式张贴于墙壁之上展示给众人的。但是，两人的结局也完全一样，高教谕最终被查出、逮捕、处死。高教谕在令其送命的两张揭帖中的一张认为：“曾静可杀不杀，吕晚村无罪坐罪，真古今一大恨事也！为此感愤，血脉贲张。吾心向往古之尚好公义诸圣贤，但求将此书传扬海内。若获上达天聪，圣意或改；杀曾静，免吕氏一门于罪，则人人额首称庆矣！”在另一张里，他写了一首七言绝句：“走狗狂惑不见烹，祥麟反作釜中羹。看彻世事混如许，头发冲冠剑欲鸣。”高教谕所要表达的观点其实相当简单，无非是为吕留良喊冤而谴责始为叛逆后为走狗的曾静。史景迁在谈及高氏的结局时，使用了如下语言：“不过，就某种程度而言，高振‘但求此诗传扬海内’策略算是成功了，虽然他为此而送了性命。”

　　与毅然决然发异声于世而遭灭顶之灾的唐师爷和静悄悄地行大逆之举的高教谕不同，作为名门之后的徐骏罹于法网却是由于其不作为。徐骏曾一度科举顺利、春风得意，是1713年殿试二甲第八名、赐进士出身，并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但几年后，却以无心学术而被遣回故里。此后，徐骏便成为一个寄情山水，放荡不羁的失意文人。地方官员们也正是因为看不惯他的生活方式，才对他予以特别关注。他们在上奏皇帝陛下的奏折中就认为其“为人狂妄，性情乖张，常离家游荡于洞庭山等处，吟咏啸傲，轻世肆志。”于是，这些官员前往其住处搜查与吕留良相瓜葛的书信，但没有成功，却意外地查出了其本人诗作中有大逆不道的内容——雍正最后裁定，徐骏按大不敬律处斩，著作、文稿悉数焚毁。在徐骏案中，我们可以看出，徐骏最终被定罪与其之所以被调查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对于官府而言，他们之所以要调查徐骏是因为其个人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大清帝国的不合作态度，但是最终定罪却是因为查出了其所作的大逆不道的诗书！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样一个由异族统治下的太平盛世里，作为文人，他们已经连自动放弃积极有为的政治作为，从而回到由先秦道家与魏晋玄学共同虚构起来的最后的退路“相忘于江湖”的可能性都被堵死了——在大清皇帝们看来，留给这些文人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效命，要么送命。

　　在所有这些表示过异议的人中间，生员齐周华与童生范世杰是最幸运的，因为他们终究活着看到曾静被乾隆皇帝处死的一刻！虽然他们也为此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但作为雍正皇帝颁诏征求独抒己见圣意的附和者，他们的言辞虽有不当之处，却终究与国体无涉，没有被朝廷纳入“政治罪”的范畴，这使他们得以活着度过这一段非常时期——虽然他们的命运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4、小结
　　在本文的最后，如果我们按照孟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说法，将这些大清帝国的儒生们分为“达儒”与“穷儒”，我们就会发现，孟子的教导于帝国太平盛世的表象中被异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那些能“登天子之庙堂”的所谓“达儒”们在世俗权力的打压下除了为虎作伥之外，无一例外地保持着沉默。而那些根本无法或是不愿进入庙堂的“穷儒”们，却一直在孤独而坚定地坚持着古圣贤之道，甚至不惜为之而献身。这样的异化状况，就是清代儒生的整体生存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