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2004年10月5日出版的《凤凰周刊》第28期（总第161期），杨光宗先生为香港英语教师和“香港英语促进协会”创始会员。

北京过去叫北平，即“北方和平”；古都西安，意思是“西方安定”。强调王朝域内和平产生了两大驯化的象征性过程：烹调和赌博。中国人不会去攀登珠穆朗玛峰，或去南极探险，而是从与此类冒险的心理等同物中来寻求刺激，肾上腺素的释放并无差异，冒险于是就升华为对身体不危险的赌博了。

儒家思想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还重要吗？中国一度是古代世界的技术领先者、航海设备以及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者等。此后，这一切似乎都陷于停顿，欧洲人很快就赶了上来，成为这个一度十分自豪的民族的征服者。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中国为什么没能产生工业革命？这是语言学家迈克尔·哈力代在最近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最关键的问题。根据哈力代教授的研究，中国南宋时期的物质条件可与西欧工业革命时的条件相媲美。那么，为什么中国转而衰败了？答案在于：儒家思想。 儒家学说鼓吹“礼”，对等级权威的推崇遂成为中国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儒家经典成为中央王朝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把社会的精华吸收到故纸堆中反复分析考据。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精英只剩下派生性思维，创造性的思想枯竭了，中国从里到外开始溃烂。

致命的是，儒家教义禁止冒险性的活动，历朝历代每个儿童必须铭记一句名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种情况至今存在。容易驼背、久坐伏案的中国精英除了手执毛笔外，没有任何的体力活动。体弱被当做是一种文化的特征和悠闲的生活加以推崇。驯顺又柔弱，使中国成了一个“阴”之国，软弱、回避风险、害怕变革。在孔子生活的年代，曾为精英阶层设计的部分课程包括骑马和射箭。但是这些都被抛弃了，继而产出了一代又一代束缚在课桌上、只读圣贤书的体弱之人。 中国失去了原动力和前进的势头，变得内向，自我满足、自我专注，正如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曾经指出的：“容易满足、自我放纵及软弱的社会是要被扫进历史的废墟中的。”

中国变成了一个求平安、怕出事的国家，从城市的名称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北方，北京过去叫北平，即“北方和平”；在西面，古都西安，意思是“西方安定”。强调王朝域内和平产生了两大驯化的象征性过程：烹调和赌博。中国的烹调几乎征服了全世界；而另一个中国人所热衷的是赌博，麻将是最佳的象征，这是一种把人留在家中的独出心裁的方式。中国人不会去攀登珠穆朗玛峰，或去南极探险，而是从与此类冒险的心理等同物中来寻求刺激，肾上腺素的释放并无差异，冒险于是就升华为对身体不危险的赌博了。

中国不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国家，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则演化成一种“阳”文化，把冲突和竞争变为推动人类进步的肥沃的土壤。

对美国前司法部长兰姆塞·克拉克这样的人来说，“动荡是生命的力量”，可以被用来促进变革。对中国人而言，对一个敌人最极端的诅咒就是：“你就活在乱世吧”。下面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中国人喜爱龟是因为它很少活动和长寿，但像化学家布赖恩特·科南特这样的西方人看法则截然相反，“看着龟！它只有在脖子伸出来时才前进。”中国人的理想是和平地生活，最后体面地辞世，长寿或者在安乐椅上享受生活成为中国人的基本追求。
中国的艺术在各种形式上都强调和谐与平衡，这些是个人修养所必需，但缺乏社会功效。在中国整个古代史上，除了羽毛球之外，中国人对于体育的发明无所贡献。大胆冒险的精神促进了人类进步，由此不断突破科学技术的范围，世界上的体育大国同时也是技术强国，这丝毫不令人吃惊。“超越极限”和“挑战死亡”这些西方的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已故特技表演者柯受良就是当今中国所急需的不循正道者，他是位英雄，却成不了中国的英雄。
香港至少在商业上是个偏离了儒教的、由冒险家建立的社会。美国尽管存在着种种社会不和谐，却依然是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为什么呢？正是那种不受约束的商业冒险精神。

如果香港经济要取得成功，政府就必须创造一种环境，能够培育善于从事各种冒险活动（包括体育、商业和教育）的精神。在教育方面，当前注重死记硬背和考试训练的做法使得烦躁不安的孩子们昏昏欲睡。这是我们教育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是在重复着儒家式的驯顺和逃避风险的致命模式，这样做会令我们的孩子们感到极端乏味。

政府喜欢唱经济重组的调，但仅仅如此不能确保实现经济的繁荣。政府必须利用这种敢于冒险的精神，否则，香港只能靠大陆的救济来生存。统治者或许沉迷于儒家思想，但这样会扼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甚至新儒家的倡导者李光耀，都意识到新加坡迫切需要“自行其是者、冒险者和独立思考者”来推动进步和繁荣，尽管这种意识稍为滞后。香港同样需要这种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