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魏源《默觚下?治篇五》：“古乃有古，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陈寅恪先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一文中的一段话，颇与此相发明：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与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这些主张，与历史唯物主义要求严格地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也是相通的。

诚然，每一代人回顾历史，都有其独特的背景；每一个人观察问题，都有其特殊的角度，这也影响他们对历史文化的态度和情感，进而影响他们对历史文化的研究和解释，提出新的问题，发现新的意义。但一切学术研究，其目的是求真存实，进而批评其是非得失。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设身处地，知人论世，“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克服时代局限和主观偏见。只有这样，学术研究才能有序的合乎逻辑的展开。所谓“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作品都是作者的自传”，其中并非没有合理的因素，但太看重今，太看重自我，就会违背历史具体性的要求，而产生种种偏见、错觉，独断意识，成为学术领域的唐吉诃德。但可惜的是，二十世纪红学（乃至所谓国学）研究的最大的弊端，就是以今绳古，以洋律中。

中国古代社会，相对停滞。魏源时代的今与古，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但五四运动以后，则无论政治制度、人生价值乃至社会风俗、学术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信心，空前的动摇和失落，他们不仅不能再去“神游冥想”领悟和感受前人的思想和情操，也无法判断历史上各种典章制度（如儒家礼教）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意义。于是很多研究成果或学说，数典忘宗，鲁莽灭裂。真正“不可以语学”（虽然现在还被奉为不刊之经典）。国学大师胡适，表现的就比较突出（当然，也有些胡适的批判者，表现得比他更突出），他的红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比他给中国人画的那幅漫画——“差不多先生”，还要惨不忍睹。

二

胡适治学的弊端，更多犯在一“洋”字上。胡适是留美博士，他的头脑好像也被美国式思维方式“格式化”了。如果说他提倡美国式民主政治的理念是伟大的话，他以二十世纪美国式观点，解释古代文化，批判古代文化，则是浅薄可笑的。

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春秋大义》）的《序言》中比较中国和西方主要国家国民性的差异，有这样一段话：

在此，我可以指出。美国人发现要想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是困难的，因为一般说来，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也无法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英国人一般说来深沉、纯朴但不博大；德国人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德国人特别是受过教的德国人一般说来深沉、博大却不纯朴。在我看来，似乎只有法国人最能够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固然，法国人既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也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但是法国人民却拥有一种非凡的，为上述诸民族通常说来所缺乏的精神特质，那就是“灵敏”（delicacy)。这种灵敏对于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是至关重要的。为此，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特征，除了我上面提到的那三种之外，还应补上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灵敏。这种灵敏的程度无以复加，恐怕只有在古代希腊及其文明中可望得到。在其他任何别的地方都概莫能见。

在上述各民族的文明中，中华文明最为源远流长，波澜壮阔。西方任何一个民族研究中国文化，都难免迷失方向。《红楼梦》对于他们更是一座永远走不出来的迷宫。由于这些民族不同的特性，他们读《红楼梦》，也会各有所偏。德国人看见道，法国人看见精致，英国人发现政治，美国人当然会发现爱情和个性。在西方各民族中，应该说美国人最难了解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自然也最难了解《红楼梦》。——虽然美国人的资料工作非常出色，可能中国某条街道的某个厕所有几个便位，在哈佛大学都能检索到多媒体资料，但有时材料越多，他们越容易迷失在表面现象中。当年他们看到林彪整天举着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他们也许以为即使毛泽东活九千九百九十九岁，这位元帅也嫌少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也许他们以为毛泽东希望全国知识分子都有硬骨头呢。当年胡适的好学生吴晗听到毛泽东夸奖海瑞，急不可待地写文章、编剧本，结果与鲁迅的好学生王实味、胡风一样悲惨。他们读到《红楼梦》第一回“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便以为这本小说绝对是自然主义写实之作；看到六十三回“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也许以为他像写《还珠格格》的撒娇派琼瑶老妈子那样感谢天，感谢地，感谢乾隆盛世呢！

上述各民族中，唯独经济上、军事上无比强大，民主平等的美国人缺乏深沉，这也与美国历史短暂有关。源远流长，多灾多难，能使一个民族深沉起来，这也是一种财富。对此美国人恐怕也没异议。虽然历史又发展了近百年，美国人好像还没变得深沉起来。小布什政府，还被人称之为牛仔班子。美国人还像个“巨婴”，被老谋深算的犹太人操纵着去跟伊斯兰激进势力较劲。

亨利?詹姆斯，美国实用哲学的创始人威廉?詹姆斯（是胡适的祖师）之弟、西方现代心理小说开创者之一，他就以为美国人太浅薄单纯了，他笔下富有、善良的美国男女大都到欧洲去寻找伴侣，往往被文雅灵敏但世故奸猾的欧洲人所欺骗，但这些美国佬一般都宽恕甚至欣赏欺骗者！

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里，辜鸿铭建议美国人研究中国文明，如此他们“将变得深沉起来”。这好像也有点“以夏变夷”的意思。美国研究中国文化、研究《红楼梦》的确实不少（在西方各国中算是最多的），不过大都是华裔。我们也很少看到美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变得“深沉”起来的例子，美国人将中国文化浅薄化、漫画化甚至妖魔化的例子比比皆是，留学美国而变得浅薄的中国人也所在多有。而令人痛心的是，由于人们崇拜美国的技术、财富，推崇其民主政体，连“汉学”也步其后尘。胡适在这方面最为卖力。由于在很长一段时期他被奉为国学大师和政治文化偶像，他的许多谬论影响深远，贻害后学。必须予以批判、澄清（当然这种批判、澄清不能采取毛泽东式搞运动的方式）。在这同时我们也敬告世人，美国绝不可能以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势，取得对中国文化研究、解释的霸权。或者相反，他们可能是最糟糕的学生。

三

和一般的留美归国学生一样，胡适自身也带着一种优越感，也表现出对当时黑暗、落后的中国的痛心和绝望——不过他和闻一多等人不一样，闻一多虽然也哀叹军阀统治下暗无天日的中国是一沟绝望的死水，但他并没有去崇洋媚外，而是用胸中燃烧着爱国赤诚，像一支红烛，去照亮那黑暗的世界，尽一个“匹夫”的责任。而胡适，则是在中国还没有完全殖民化的时代，出现的一个成熟了的殖民地奴才。美国返还“庚子赔款”给这些人作学费，真是划得来。

一个国家的衰亡，除了制度的落后，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也与民气萎靡颓丧，昧于匹夫有责之义有关。而“振民育德”，也是知识分子的神圣责任。胡适身为师儒，他却像个自虐狂一样丑化民族形象，败坏民族精神。《红楼梦》最大的沉痛，是民族被奴役、被征服的悲剧和国人对这历史灾难的忘却，所谓“白骨如山忘姓氏”。胡适生于列强窥伺，磨刀霍霍的时代。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该是先振奋精神，团结一致，抗御外侮呢？还是自虐自毁一番，让外敌灭亡、奴役呢？答案是不问自明的。必须先除外侮邪祟，然后变法改制，治疗自身疾病。古之欲明道德于天下者，先亡其国、奴其族，未之闻也。胡适曾说过：“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他在发表在《新青年》五卷三号上的《你莫忘记》一诗，竟借灾民之口诅咒中国早一点被外族灭亡：

你莫忘记：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都可以，——
总该不至——如此！

“你莫忘记”四字，很容易令人联想起《红楼梦》通灵宝玉上的“莫失莫忘”。但胡适的愤激之言，与《红楼梦》的神圣诫命，南辕北辙。

《红楼梦》是惩创人心之书，通灵宝玉是心的象征，由于胡适已是“失心”之徒，于是他（还有他的追随者），将打开《红楼梦》迷宫的这唯一的钥匙，视为不“实用”的东西，弃如蔽屦。也毫不足怪。

鲁迅先生（何家干）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一篇《出卖灵魂的秘诀》，针对一贯为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的胡适对“日本朋友”的忠告：“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指责他出卖灵魂，实际上这时胡适的“心”已经被征服的差不多了，灵魂中也没有多少货色。

自有科举制度以来，中国一向重视应试教育（干禄），而不注意“振民育德”的国民教育。即使有国民教育的内容，如果统治者不爱民以惠，使民以义，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徒然“愚民”而已。

令人感慨的是，今天在国民教育方面采取的措施，未必胜过昔日。看看各种新闻媒体，花边新闻，美女经济，真正是“只有金银忘不了”，“只有性交忘不了”，好多媒体较之《性病辞典》有过之无不及。即使正规学校，虽然政治、德育课程一再增加，与外语一样浪费着最宝贵的教育资源，但视学生为奇货的教育产业化，已使这种教育，不会有任何效果，甚至令大部分人产生逆反心理。

看看胡适曾任最高领导的中国最高级学府、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文革”中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北京大学，一面是国学大师，灰头土脸；一面是贩卖国外汉学成果，把孟子弄成“门修斯”的海龟人士春风得意。女生傍大款，男生拼“托福”，男女生都对小丑周星驰崇拜若狂。无度标榜,可劲作秀,《红楼梦》还是反礼教，金大傻风头已压倒曹雪芹……胡适的晚生后学，甚至没有五四和“文革”时期那些历史虚无主义者的风发义气。真正是一代不如一代。

四

《红楼梦》第一个全书英文节译本于1927年在纽约出版，译者是王良志，明恩溥作《序言》。这部九十五章、六十万字的译书，以“二玉恋爱”为主线，与此无关的情节大都删去。明恩溥在《序言》中也强调这是部“悲剧性的爱情小说”。两人都受新红学影响。但胡适也受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一书的影响（其实如果没有明恩溥首倡退换庚子赔款，也就不会有胡适的留美），他太信赖美国人的眼睛了——可能因为人家带着有色眼镜。

明恩溥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数十年，对中国人民富同情心的美国公民，他的《中国人的特性》不仅开研究中国国民性之先河，而且是后来同类著作所难以超越的。但作者所观察到的，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中国人，未免贬多于褒，笔触略显低沉，还不乏偏颇之辞。其视角与结论总摆脱不了西方的价值观。但胡适好像对作者对中国人的批评更感兴趣，并且踵事增华。

《中国人的特性》中有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就是说中国人缺乏精确性的习惯。曾断言明恩溥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的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说：“这是由明恩溥提出并使之得以扬名的一个观点。那么，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像头脑或智力那样僵硬、刻板，你不能指望心也像头脑或智力一样，去思考那些死板、精确的东西。至少那样做是极为困难的。”当代有些学者又把中国人的这种特性与现代物理学量子运动测不准原理联系起来，俨然是一大优点。但胡适却把这个特性，视为足以令中国亡国灭种的顽症。那篇著名的《差不多先生传》就具有代表性。

鲁迅先生对明恩溥的这部著作也非常重视，他从二十一岁在日本求学时，便仔细研读了本书的日译本，并由此致力于揭示和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直到临终前十四天（1936年10月5日）还向国人郑重推荐本书：“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与胡适的“差不多先生”堪称无独有偶。他们的善于遗忘、歪曲，也都是明恩普先生在《中国人的特性》中所三复其言的。

有意思的是，《红楼梦》通灵宝玉上的神圣诫命“莫失莫忘”，似乎也针对着中国人的历史遗忘症而言——但这种历史的遗忘症不是天生的，而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文化专制和洗脑运动造成的。华人在二十世纪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也证明我们并不缺乏记忆力和精确的能力。

当胡适、鲁迅之徒大批特批国民劣根性之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磨刀霍霍，志在规我幅员之日。特别是鲁迅先生去世的1936年，已经快到焦土抗战了，可二位先生竟能神定气闲，计较国人的模糊精确，涵养令人佩服，但未免像《红楼梦》中的迎春，“豺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可谓不知本末先后者矣。

我更奇怪的是，二位先生如此崇尚“认真”，何以得出《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杰作”，在《红楼梦》之前，中国小说塑造人物好人全好，坏人全坏的弱智结论？

五

如果说胡适在“大胆假设”时像美国牛仔，有触即发（一旦先入之见形成，人类天生的知觉保护机制便发生作用，视丹为素，万牛难回）；在“小心求证”时他则有东方式的“灵敏”狡狯。他非常善于回避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胡适的新红学，有两大支柱：内容上的自叙转说与方法上的自然主义说。这两个概念虽然都是来自西方，但在西方却是两个几乎对立的概念。自传说强调主观性，自然主义强调客观性。在胡适的亲切关怀下，它们猫鼠同眠了。

我们先看自传说。胡适先是把小说第一回的“作者自云”棒槌当针：“这话说的何等明白！《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懂得这个道理，便知书中的贾府与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

本来，任何作品中都有作者“我”的因素。但一个作品中作家的“我”是百分之百呢，还是沧海一粟，没有任何标准定量。法郎士说的一切作品都是作者的自传，并不比王尔德所有的作品都是撒谎和艾略特诗人只是一个工具、诗是消灭个性，含有更多的真理。如果这个作家的心灵具备万物，与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灵魂融合，那么他的自传将和一部历史一样，凸现出民族的灵魂。如唐吉诃德之于西班牙，浮士德之于德意志。这里的“自我”更多是虚的东西。但胡适却将它落实了，把曹雪芹与甄贾宝玉、曹府与甄假二府“老老实实”地对应起来，不管两者在实际上相差多远；女娲炼石补天，与曹家有没有关系；“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是否是曹氏家风。以至于在胡适及其后学手里，“曹学”几乎相当于“红学”。

胡适还为自传说找到一个“铁证”，小说第五十二回，写钟敲了四下，庚辰双行夹批：“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写法，避讳也。”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亦持此说。但这两位红学大师似乎没有“认真”的通读《红楼梦》，作者并不避“寅”字。潘重规先生在《红学六十年》中指出：“但庚辰本第廿六回，薛蟠对宝玉说看见一张落款‘庚黄’的好画时，却把寅字又写又说，又是手犯，又是嘴犯。如果说避讳的写法，作者便是曹雪芹；那不避讳的写法。作者就断不是曹雪芹了。”其实“寅”字在《红楼梦》出现不止此一回，全书出现此字一共十余次之多！前八十回就有四次（十、十四、二十六、二十九回）。真不知道胡适、周汝昌之辈是怎样读《红楼梦》的。小说以敲钟的声音告诉人们时辰，比直书地支之数更生动一些。不然五十一回“十锦格上的自鸣钟当当两声”，难道是避“丑”字？脂批所谓避讳，或者是避“雍正”年号。还有，曹雪芹曾祖父曹玺原名尔玉，在《红楼梦》中这也玉、那也玉，准之眉山苏氏避“序”为“叙”，难道不也在“敬避”之例吗？看来《红楼梦》不仅不是自传，小说中的曹雪芹是否真与曹寅有关系，也大可怀疑。

六

如果说胡适的自叙传说还有合理因素的话，他说《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亦即把“自然主义”作为小说的主要创作手法，则根本站不住脚。

胡适说《红楼梦》是“自然主义”小说的证据，主要来自第一回“石头”所说的话：“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到新鲜别致。”石头说话，在小说中已经是“荒诞”情节，没想到胡适大师竟将荒诞情节中的对话，作为“自然主义”的理论证据。我们且不把胡适的“自然主义”与西方受自然科学特别是临床医学影响的自然主义等同起来，即使曹雪芹能做到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四条中的一条：“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就许可他是“自然主义”了。但曹雪芹能做到吗——或者说他敢吗？

胡适在1929年写的一篇《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中说：“近两年来，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异己便是反动，批评便是反革命。一个国家里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谩骂丑诋——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耻辱。这都是摧残言论出版自由的当然结果。”胡适的话令人联想起他当年在北大的编外学生毛泽东，在国民党的报纸上，毛泽东不知被打死过多少次，死的花样也数以十计，但仔细考校去，竟都是假语村言。胡适所批判的国民党摧残言论出版自由的情况，其实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的文化专制和洗脑运动的继续。胡适好像有意要当中国的杰弗逊和爱默生，一生口无遮拦，得罪过孙中山，惹恼过蒋介石，国民党宣传部组织人力编写出版过《胡适反党义近著》，一直到六十年代在台湾，还有国民党人受不了他的多言多语，主张派一架飞机将他空投到大陆，让他享受共产党统治下的言论自由。

国民党的领导人，大都经过五四反封建浪潮的洗礼，他们竟不允许忠实追随国民党的文化泰斗（一度差点竞选总统）胡适言论自由，新闻报道，也充满谎言欺骗。在文网极端严峻的乾隆时代，清政府允许一个“包衣下贱”曹雪芹“说硬就硬起来”，有一说一，二五一十吗？曹雪芹未尝不喜欢言论自由，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更何况君子任重而道远，需要韧的战斗。在《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一辑出版后不久，胡适不是也服软过吗？曹雪芹可能更遵守《周易?系辞下》中孔子的忠告“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孔子作《春秋》，三世异词，还有微词、巽词、诡词，这也是曹雪芹的拿手好戏，都会令“自然主义”者浑身脑袋疼。

七

太平闲人《石头记读法》云：“是书名姓，无大无小，无巨无细，皆有寓意。甄士隐、贾雨村，自揭出矣，其余则令读者自得之。有正用，有反用；有庄言，有戏言；有照应全部，有隐括本回；有即此一事而信手拈来：从无随口杂凑者。可谓妙手灵心，指麾如意。”还需要补充，有时一名有多重寓意，或在不同的情境中有不同甚至相反的寓意。如王熙凤之兄“王仁”，当他与薛宝琴（素王的化身）一同晋京时，这个名字承担着“王者之仁”的寓意；当他与贾环等一同拐卖巧姐时，则是“忘仁”了。这就是董仲舒所谓的“《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尔雅》所谓的“美恶不嫌同名”。陈寅恪先生说：“凡解一字，就是一部文化史”。一个民族的文化越是源远流长，语言含义就越是丰富多样。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人，没有专制统治、神学肆虐和异族征服的经历，他们说话用不着拐弯抹角，中国语言乃至中国文学，对于他们可能是符箓偈咒。

甄士隐是《红楼梦》成始成终的人物，对这个人名寓意的理解，能牵一发而动全身。胡适既认定“《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那么，甄士隐所隐的“真事”，自然是作者本人及其家庭的事迹了。

《红楼梦》第一回说甄士隐，名费。其名字出典于《礼记?中庸》：“君子之道，费而隐……造端乎夫妇，而察乎天地。”朱子《中庸章句》如此解释：“费，用之广也；隐，体之微也。”广大隐微、包罗万象的《红楼梦》，被胡适视为老老实实、平平淡淡的私人生活记录，如此立论，与瓶装尼亚加拉大瀑布何异！

甄士隐，音谐“真事隐”，作者确有不敢说之事，但所隐的更重要的是“事”所寓之“义”（或者就是“谁解其中味”的“味”）。所谓道不虚明，言不孤立，借事明之，托境生之。所借之事，所托之境，可以是真事实境，亦可以虚构想象。这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常识。《红楼梦》中虚构的成分更多一些，衔玉出生，太虚观册，完全是超自然情节。如果说作者创作的目的是告诉后人他恋爱、意淫、同性恋的个人经历，或“爬灰”、“养小叔子”的家庭生活内幕，不仅不近人情，而且这样以来，似乎只有小说情节的参与者，才能完全了解作者所“隐”的真相，这些人（屈指可数）一死，便永无解人，作者花费如许岁月心血，所为何哉！

何况“真事”也是一个“不精确”的概念。任何人对于任何一个事实的叙述，都会有虚假的因素，宋遗民郑思肖《心史?大义略叙》感叹作史之难：“一事之中，一人所闻所见，或前或后或得或失，况一人又各主一见……尝泛取目前俱见之事，命众友各作传记，及观其叙情理，操予夺，较当时之事，各争差远。”虽然往事并不如烟，但保留在记忆中的，都或多或少打上了主观的烙印。相对于“事”，“味”和“义”相对稳定。《红楼梦》第七十八回青州林四娘的故事，清人著述有数以十计不同的文本，言人人殊，在蒲松龄笔下她是个十七八岁、风华正茂的美眉，在李澄中笔下，她又变成快到更年期的徐娘。但几乎所有关于林四娘的故事，都表现出沉痛的沧桑之感、亡国之悲。

历代经学家关于“君子之道，费而隐”，解释也不尽相同。郑玄注云：“言可隐之节也。费犹佹也。道不费则仕。”《中庸》原文这句话的上一句是“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郑玄之注，即承此句之意。唐孔颖达疏云：“言君子之人，遭值乱世，道德违费则隐而不仕；若道之不费，则当仕也”。甄士隐名字寓意，有取于此。太平闲人更把甄费之“费”解释为“废”，又引导读者往《论语》：“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曹雪芹“蓬牖茅椽，绳床瓦灶”，而襟怀洒落；甄士隐看破红尘，遁世无悔，都表现出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管他什么乾隆盛世）。他们之所以不合作，主要是出于民族情感。与贾语村之流侥幸行险，苟且富贵，自有天渊之别。

宋人解《中庸》，不取汉唐谊注。朱熹《四书或问》卷四罗列宋人诸说，权衡辩驳，曰：“诸家皆以夫妇之能知能行者为道之费，圣人之所不能而天地有憾者为道之隐，其于文义协矣。”《红楼梦》“大旨言情”，亦即《易》基乾、坤，《诗》首《关雎》之意。紫琅山人《妙复轩评石头记序》：“阴阳消长之义，皆以男女言，示人以易知也。”男女情爱，人之大欲在是，礼之大防在是，儒家伦理政治的基础亦在是，引而伸之，推而广之，可至无穷。而开辟鸿蒙，孰非情种？禽兽亦能发情叫春，人苟生理健全，谁不知男女之事？幼儿园小朋友看《红楼梦》电视剧，问他讲什么故事，也会毫不含糊地回答“谈令（恋）爱”。美国人智商不低，当然也会发现这是一部以爱情为主线的小说。但这只不过识其一端，未足喻君子之大道。

我因此联想起胡适对《诗经》中《关雎》篇的解释。他在《谈谈诗经》中说：“《关雎》完全是一首求爱诗，他求之不得，便寤寐思服，辗转反侧，这是描写他的相思苦情；他用了种种勾引女子的手段，友以琴瑟，乐以钟鼓，这完全是初民时代的社会风俗，并没有什么稀奇。意大利、西班牙有几个地方，至今男子在女子的窗下弹琴唱歌，取欢于女子。”

《关雎》是民歌，在民间传唱过程中，经过长期变异，由各种异文（或不同版本），融入各种思想（不排斥曾有黄色内容）。采风者可能选其尤雅者，或综合之、润色之，以便与缙绅先生道。孔子又从而删定之。汉儒言《关雎》有诗人作诗（或造篇，或叙古）之意，原本刺康王晏朝；有孔子定诗之意，以此篇为正风之首。后人以此诗为宣淫导欲之媒者亦大有人在。所以古人即云《诗》有正义，有旁义，有断章取义，不排斥引申、附会、误读，齐、鲁、韩、楚、毛、郑、朱子《集传》，所言虽有异同，皆可参观折衷。胡适《谈谈诗经》特别对朱子《诗集传》关于《关雎》的解释：“《诗集传》里说什么‘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以为之配’，把这首情感真挚的诗解得僵直不成样了。”但胡适以《关雎》“完全是一首求爱诗”，同样不免高叟之固。

与曹雪芹同时有一经学家曰吴敬梓（胡适的同乡），他在其说部《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通过杜少卿（作者思想的代言人）之口说：“朱文公解经，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他在经学专著《文木山房诗说》中有一篇《后妃》，专门论《关雎》，折衷诸说，而以《诗集传》为归依，以为“未为不得诗人之意也”。比胡适“大胆地推翻两千年来积下的附会的见解”，鲁莽灭裂要高明得多。

我们很难想象孔夫子跳着迪斯科，激情洋溢的弦歌“勾引女子”的《关雎》之后，再来这样一段抓谱：“《关雎》其至矣乎？夫《关雎》之人，仰则天，俯则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纷纷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龙变化，斐斐文章。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系，群生之所悬命也。河洛出书图，麟凤翔乎郊，不由《关雎》之道，则《关雎》之事，将悉由至矣哉。夫《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关雎》之事大矣哉。”其实用克林顿博士解释他与莱温斯顿关系的话，《关雎》不就是想谈恋爱上床吗，细枝末节，有何大不了的！

本人对胡适在二十世纪提倡美国式民主政治理念，实践美国式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并不怎么反对，有时还十分佩服，甚至不惜以“伟大”这顶高帽相赠（当他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派头的时候）。但对他在古代文化研究领域以今绳古，以洋律中，鲁莽灭列，则深恶痛绝。而现代中国在文化研究上，以今绳古，以洋律中，不足以语学；在政治上则坚持专制集权，阴谋权术盛行，以古绳今（且美其名曰中国特色），不可以语治。过去现在，两两失之。百年显学《红楼梦》研究(红学也曾是政治斗争的战场），最集中的折射了这个怪现象。面对未来，红学之路怎样走，中国之路怎样走，朋从尔思，或亦有“隐”忧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