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与“对立统一”，虽然两者都讲对立面之间既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又互相对立甚至冲突、并且互相转化，但对立统一规律强调对立面之间相互斗争的目的、方向是“发展”、“进步”，是以“新”除“旧”；而阴阳之道虽然并不排斥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即在维持更高层次宏观平衡的前提下）的“斗争”、“发展”、“进步”、“新旧”等概念，但其总体目标，即斗争的目的、“发展”的内涵、“进步”的“方向”、区别 “新”与“旧”、“是”与“非”的标准，是平衡，是宏观总体平衡，是人类社会关系的总体平衡、以及人类社会与天地自然的总体平衡。

我们知道，天地间最高层次的对立是（作为存在界之局部的）人类与（作为无所不包之全局的）自然界的对立、是（人的）“心”（意识）与（作为心意识对象的）“物”的对立，而“人”是“心”的载体。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在心物关系上，是“唯物”的，即以“物”为“第一性”、“心”为“第二性”的；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作为“第二性”之“心”的载体、又只占自然界之一小部分的“人”，无论是自由个人主义者眼中的个人或其集合，或是集体主义者眼中的人类整体，又成了主宰一切的“中心”（“征服自然”）。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在前不久人们忽然感觉到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以前，从没听说（只有在古代中国是例外）人们应该自觉约束自己过度的欲望之“心”，在总体上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每向大自然索取一分利益，都应怀着感恩载德之“心”，战战兢兢地反省自己是否伤害了她。这才是尊重“物”自然之“第一性” 的表现吧！但从来只听说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无限制地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实质是人类对于自然的索求能力）、去满足人们无休无止的需要。这样的“唯物”，认为大自然是等着人们去改造、去征服，是为了征服自然而去认识自然，实际上是“唯人”、“唯心”，但美其名曰“能动作用”、“辩证法”。正是这种向大自然予取予求的欲望，是企求实现“各取所需”的那个宏大目标，成了“对立统一”话语中“斗争”、“发展”、“进步”的动力和新旧、是非的标准。

总体态度的本末倒置必然导致局部认知的扭曲。只要是以“唯物”为名、“唯人”为实的任何主义，无论“辩证”与否，用之于人类社会，必然助长“唯物质主义”、“唯生产力论”、“经济发展至上论”等偏向；即使“辩证地”承认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但如果将只在有限层次上具有某种认识意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关系命题的有效性绝对化、夸大化，这本身就隐含着遗害无穷的危险。如像古代中国那样遵循“自然原则”（人类活动必须与大自然相协调）和“均平原则”（节制资本、利益均平），反而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循守旧”思想，而受到批判、抵制、抛弃，而必须以“征服自然”、“人定胜天”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进文化”所代替。可见，离开了总体上人类对于自然的尊重和依顺，对于其它一切矛盾“对立面”相互关系的认识就会脱离了大前提而走向极端。这个大前提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只存在人对大自然的依存，而（独立于人意识的那个）大自然并不依存于人。所以这两者之间并不是如其它对立面之间那样是相向的依存关系，而只是单向的依存。不承认这一点，就没有人与自然之间的“统一”，而只有“对立”。

因此，以“唯物”为名、“唯人”、“唯心”为实的“对立统一”是以在最高层次上以人类自我为中心的、只有人与自然的“对立”而没有“统一”为前提的、因而只是暂时地、权宜地存在于较低层次上的“对立统一”。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古代还是现代，西方国家内部的“对立统一”始终是以与外部的“非我族类”之间只有利益的“对立”冲突、而没有整合“统一”为前提的，或者说内部的“统一”是以对外的、更大范围内的“对立”为大前提的。所以从根本上说来，西方主流文化中只有“对立”，没有“统一”。要找“统一”，必须到东方的中国传统中去找。

 （“阴阳六讲”系列是从2009年12月11日首发新法家网站的《阴阳五行与人类文化》一文拆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