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为经学开利禄之途，作为诸子百家“公共经典”的六经在西汉取得了至尊地位，直接影响了两汉政局，也影响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所以成书于东汉的《汉书·艺文志》首列“六艺略”，并于“诸子略”首列传播经学、主礼义教化的儒学，称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请注意，这里的“于道最为高”，是说儒者所传经学对于国家治理来说“最为高”，而不是儒家本身最高——因为在古人心中，儒家只是百家之一。汉武帝罢黜百家，儒家并非王官学，亦在罢黜之列。钱穆先生曾详细论及这一点：“且称《诗》《书》，道尧舜，法先王，此战国初期学派儒、墨皆然。不专于儒也。文帝时有《孟子》博士，至武帝时亦废。若谓尊儒，何以复废《孟子》？其后刘向父子编造《七略》，《六艺》与儒家分流。儒为诸子之一，不得上侪（侪，chái，同类、等同——笔者注 ）于《六艺》。然则汉武立《五经》博士，若就当时语说之，谓其尊《六艺》则然，谓其尊儒则未尽然也。即仲舒对策，亦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则仲舒之尊孔子，亦为其传《六艺》，不为其开儒术。故《汉志》于《六艺》一略，末附《论语》《孝经》小学三目，此亦以孔子附《六艺》，不以孔子冠儒家也。此在当时，判划秩然，特《六艺》多传于儒生，故后人遂混而勿辨耳。”【3】 学术史上，经学、孔学、儒学内涵大不同，不可轻言汉武帝曾“独尊儒术”！广泛流传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蕴含着严重的逻辑错误——贬抑百家，何以又独尊百家之一儒家？这种提法上是20世纪的“发明”，1916年2月，易白沙在《新青年》杂志（1卷6号）发表《孔子平议》，这位深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影响的革命家首次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4】相隔千年的两大文史事件就这样被无缝对接，串为一体，以至后来学人多习焉不察。历史真相是：只有到了宋明理学那里，“独尊儒术”才成为现实。佛教化的儒家使四书超越五经，成为知识分子普遍学习的经典。 与先秦蕴含百家、教化万方的大儒不同，汉以后儒家一反中华治道（王道）政治与经济相统一，以政统经的传统，宣传的是一种自由主义的、代表豪民富商阶层的意识形态。他们表面上打着“不与民争利”，为民请命的大旗，本质是让国家退出重要公共领域，成为“小政府”，将中央关在宫墙之内，为豪民富商垄断市场、窃取基层政权大开绿灯。 不是作为一种辅助王道的教化手段，儒家作为独立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登上历史舞台发生在公元前81年，汉武帝去逝后西汉政府的最高国策讨论会上——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会议。此后，儒家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逐步成为主流。 参加这次会议的多从长安京畿地区选拔出来的贤良，他们是迁到此地的“天下豪富民”子弟，自然成为豪民巨富的理想代言人。王利器先生在《盐铁论校注》前言中写道：“参加这次会议的六十多个贤良、文学，他们都是‘祖述仲尼’的儒生，除了心不离周公，口不离孔、孟之外，还大肆宣扬当时‘推明孔氏’的董仲舒的学术思想。董仲舒就是向汉武帝建议要‘盐、铁皆归于民’的始作俑者。他攻击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他在对策时，大肆宣扬‘正其谊（谊通‘义’——笔者注）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儒家说教，反对‘与民争利’，一再宣扬什么‘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他之所谓民，并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指的豪门贵族和富商大贾。”【5】 这次会议对中国及人类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宋明理学蓬勃兴起，儒家获得真正独尊地位后，国家运用强大的国有资本理财，平衡市场成为一种与民争利的“政治不正确”，中央财力的衰弱是明清两朝崩溃前的典型特征。汉唐以后中国国运衰弱，直到共产党人引入马克思主义，实行公有制，重建强大的国有经济，中国才从积贫积弱走向富强。 历史充满巧合。儒家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如日中天之时，16世纪末叶开始，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看到中国自由市场经济的表面繁荣，就认为这样才符合经济的自然法则。于是开始批判欧洲流行的重商主义，鼓吹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高级讲师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评论说：“尽管盎格鲁-撒克逊人偏狭地认为亚当·斯密是第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却又认为斯密背后是法国的‘重农主义者’魁奈，而关键的是，在魁奈的背后是中国。第一个批判重商主义的欧洲人，是魁奈，而不是亚当·斯密。‘重农主义’一词是指‘自然法则’，魁奈的思想起源于中国，其重要性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认识到农业乃是财富的根本源泉（这成为英国农业革命的一个重要思想）；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只有在生产者不受国家专制任意干预的情况下，农业才能获得充分发展，只有这样，市场的‘自然规律’才能起作用（中国人早已认识到这一点）。”【6】 “中国人早已认识到这一点”，约翰·霍布森当不知道这一时间点是公元前81年，更不会意识到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反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它主张一种强大国有资本参与其中的市场经济。另外，资本主义强大的原因在于掠夺和市场垄断，而非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常常成为是资本野蛮掠夺的口实！ 在“独尊西学”的21世纪，有人不知东西方文明史上复杂的交流互动，以及宋明理学对欧洲资本主义崛起的重要影响，继续“言必称西方”、盲目坚持“西是中非”的西方中心论、“以西释中”，认为资本主义的学术能解决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问题，何其荒唐！
注释（略）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修订版]，华龄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