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主义和反基础主义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两个概念，后者是对前者的反动。基础主义，可以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将某种超越人类历史的、绝对的东西，如物质实在、逻各斯、理念、上帝、客观精神之类作为世界万事万物存在和人类认识的基础，另一种意思是认定文化中的某一部分，如宗教文化、或理性哲学、或理性科学是整个文化的基础（张国清：《中心与边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92页）。无论是哪一层意思，都将某种“基础”看作是人的认识和行为的绝对准则和依据。后现代主义者则否定任何一种基础的存在，因为在他们看来，任何基础主义都必然导致一种所谓的“权威话语”的垄断统治。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现实根据，因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有其片面性。

后现代主义者的反基础主义思想，实际上是当代西方以及受西方思想影响所及的世界其它地区，正面临着严重的思想文化危机在哲学领域的反映。在西方思想史上，从神学、到哲学、到科学，作为“基础”一个接着一个像走马灯一般兴起、独霸、瓦解、失落，直至现代被拔升至无上高度的科学理性，由于其与资本主义结盟而给人类带来种种危机，人们对其信念开始动摇、跌落，而又找不到新的、无论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的“基础”来替代它，因而后现代主义者干脆取消、否定一切“基础”，而以绝对意义上的“多元化”“协同性”“不确定性”“随机性”“诗化”的模糊性、“相对主义”（包括道德相对主义）等概念，完全取代某种最高或终极准则、取代相对的客观性、确定性、权威性，从一个极端（某种权威的话语霸权）到另一个极端（否认任何客观权威的存在），实际是宣扬随波逐流、没有任何规范的随意性。在这种“两末之议”之间的摇摆，本身就反映了西方思想传统缺少某种成熟的终极性的信仰和理性这样一个事实。

    所以，无论是西方主流的现代科学主义思潮，还是作为其反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都是有悖于人类超越各种功利“理性“、回归终极理性信仰这一历史要求的。中国的历史证明了：终极信仰的多元化（如无神的道家、儒家、佛家，有神的道教、佛教、儒教）并不排斥对于终极信仰义理的探讨、争论、互相学习借鉴、求同存异、义理理解的不断深入扩展、和言语表达的不断精进完善、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互相“协同”，并不必然导致某一信仰的垄断统治。在遭到西方入侵的近代以前，即使一些统治者本人倾向于某一信仰，中国也从未发生过严重的宗教压迫、宗教战争（包括宗教徒与无神信仰者之间）、或以不同信仰为背景的政治动乱。中国人也从未怀疑过，在终极难言、而又表达各异的信仰话语背后，实实在在地、绝对确定地有一种超越人类意志的神圣力量在运转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正是通过各种不同的修证途径对于这种力量的感认，以对此力量的信仰为动力，化作数千年一贯的遵从践行，才创造出了光耀世界的独特文明。中国传统思想的复兴和传播必然有助于纠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偏颇、扭转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错误方向。

    欧美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将资本主义核心地区以外的世界，统统看作是原始、落后的地区，将欧美的历史进程说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典范，将欧美文化打扮成世界人民的福音。这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一种意识形态霸权主义。它是伴随着、并且服务于从欧洲扩展到北美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于世界的武力扩张、侵略、霸权而形成的，是以国际垄断资本物质暴力为后盾的一种精神暴力，而不仅仅是一般的观念或信仰。所以，欧美中心主义不仅仅是为某种狭隘民族利益服务的、一般的民族沙文主义、或大国沙文主义，而是为实现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鸣锣开道、鼓噪自辩的战略武器。

从哲学思维的角度看，欧美中心主义所要维持的资本帝国主义世界秩序是一个极端不平衡的秩序，它开始于资本主义国家基层企业劳资关系的不平衡，进而促成了垄断资本的产生、聚集、扩张，从而制造着、扩大着更多的社会关系不平衡：除了对于劳动者的压迫，还有对于中小自由资本的压迫，对于别国劳动人民和民族资本的剥削和压迫，对于自然生态的无节制掠夺、破坏，从而造成当今世界危机四伏、无处安宁的现状。与此相对照，中国传统思想不是以狭隘的局部利益、暂时利益为目标，不以狭隘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而是以回归天下各方关系的平衡、和谐为最高目标和终极信仰，推崇其中所包含的终极理性，即求衡思维。两者是如此地泾渭分明。因此，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必然会以物质力量为后盾，以自我中心的霸权主义姿态，成为压制、诋毁、攻击中国传统思想的复兴和传播的重大障碍。

中国传统思想的继承者，则将以传统的方式来应对各种善意的和恶意的对手。一方面怀着高度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重新阐发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和所长之处，同时指出为历史和现实所证明之所短、所缺，以此与世界各地区文化、包括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及其批评者，进行平等的、和平的交流、切磋、互鉴；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根本的方面，是在自身（修身、齐家、治国）的实践中切实继承此传统，充分结合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创造性阐发，充分反思、总结、吸取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和其它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首先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方方面面各种关系大致保持平衡的、因而是和谐的、富足的、安宁的、稳固的、因而经得起任何不怀好意的对手各种可能打击的，同时足以成为所有善意、友好国家的参照借鉴、又能为它们所信任的新型大国，切实警惕和防止自我中心主义、文化/民族/大国沙文主义，力争与世界各国和平团结、共同为构建太平世界（“平天下”）而努力，作出自己相应的贡献。

华夏文明的传播向来不靠武力，而是凭着其思想传统本身的道义力量。暴力只能用于自卫，以抗击违道的暴力。企图依靠暴力强加于人的任何思想、文化，绝不会属于、也决不能代表中华文化，而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历史一再证明，真正体现着终极道义的思想、文化、文明，或迟或早一定会化现为足够强大的物质力量，抵挡或熔化一切对抗终极大道的恶势力，即使因一时失足而暂时受制于恶意的对手。正如列宁喜欢引用自《克雷洛夫寓言》的一句话所说：鹰有时飞得比鸡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比鹰高。

（摘自《道法社会主义：二十一世纪人类意识形态革命》人类文化篇，第五章第二、三节；该书由香港东方文化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购买可加微信zhai2005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