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所有的社科理论都有视角/立场，都有倾向。人文学科以弘扬某种价值观为己任，而社会科学拒绝学者以自己的价值观影响理论结论。由于价值判断在社会科学理论中缺乏正当性，社科学者极力隐藏自己作品的价值观。但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所有社科学者有生长生活的政治文化背景，没人能逃脱深层的价值判断桎梏。

政治学的实用性特别强，政治学者甚至参与塑造政治议程。政治学理论尤其受视角/立场影响。因此，问题不在偏见，而在只有一种偏见居统治地位。所有社科理论都是实用理论，西方社科理论占统治地位有利于西方统治世界，压制了其他社科理论的产生和竞争。

学派是由形而上的理论构成的。没有独立的理论就谈不上中国学派。政治学的中国学派指的是从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找到原因，解释中国的和世界的政治结果。中国学派的理论，从因果概念的定义到因果表述本身，独具中国特性，但我们不会声称中国学派的理论“普世”或“普适”。中国学派产生的原因决定中国学派的核心内容。以笔者粗陋浅见，政治学里的中国学派或包含下述五大类内容。

第一，在认识论上，中国学派拒绝西学“两分”概念，强调“三分”。

上帝与撒旦式的“两分”弥漫西方理论。西学习惯“两分”，一好、一坏；好原因导致好结果，坏原因导致坏结果。中国学派承认“二生三”，但认为“三生万物”，不承认“二生万物”。从中国视角和立场出发，联邦制与单一制的两分不行，大陆成文法和英美惯例法的两分也不行，因为中国属于两分之外的“三”。

找到“三”，在学科基础概念上就是对“两分”的破与立。在中国学派看来，无论三对、四对、八对、十对……凡是“两分”就缺乏解释力，看到“三”才能看到“万物”，才能解释全世界。在学科最深层的价值层面上，西学认为，分是好，不分是坏。中国学问认为，分是坏，合是好；但好坏不仅相对，而且必然共存；分与合有主有从的和谐共存更好，如“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因此，“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换言之，中国学问习惯相对主义，不习惯绝对主义。从自然科学角度看，相对主义比绝对主义“科学”。

第二，中国学派从根本上质疑西学政治理论结论。

人类的进步主要由群体内部的贫富贵贱划分及彼此的对抗决定，还是主要由群体与大自然相处的奋斗及群体间的生存竞争决定？从部落聚合为城邦，从城邦聚合为国家，从中小国聚合为大国乃至超级大国，中国社会的演进过程展示了独特答案：与大自然相处的奋斗结果塑造群体与群体的关系；群体与群体的关系又决定社会公共生活方式的结果，即政治结果。

中国抵抗新冠病毒之“役”的结果显示：无论哪个国家，与上下同心的14亿人之国为敌，毫无胜算。从中华大一统视角和立场出发，社会史主要是一部为“聚合”而奋斗的历史，不由内斗驱动，而主要由平抑内斗的成就驱动。上述认识涉及社会科学的基础认知，却不同于任何西方理论。

第三，就“人民”分与不分、“政权”分与不分、“政党”分与不分，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与西方自古以来证明各种“分”是优势文明的理论极为不同。

西方认为人民是分的，所以政权要分权，政党要多个相互竞争。然而，三千年来的“中国故事”是维护和恢复“大一统”的故事。大一统以“有容”的“同心圆”为前提。一方面是对不同的“有容”，有容乃“大”。另一方面因有“圆心/核心”才有同心圆式的“一统”。这圆心/核心就是政治理念一致、组织系统单一的治国理政集团。“大一统”给辽阔国土上最大的人类群体带来和平与繁荣。或者说，最大的人类群体及其和平与繁荣来自“大一统”。尽管我们理解“分”的历史文化条件，也理解“分”带来激烈竞争和创造发明的优势。但中国重视“合”的视角和立场，并在实践上给言论和结社自由划定不得伤害“大一统”的底线，并不乏“令人信服”的道理。

第四，中国学派反对以“历史规律”为名大搞恃强凌弱的强权政治。

中国学派特别注意汲取18世纪兴起的西方社会科学范式：特殊的技术导致特殊的社会分工；特殊的社会分工导致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导致特殊的政治结果。我们承认人类各群体的社会公共生活有很大差异，承认群体之间存在兴衰绝续的竞争，却不承认竞争结果源于“优等/劣等”政治体制。

因此，我们有不以政治体制画线的“一带一路”倡议。“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扁平、松散、平等的传统社会特别适应农耕业，却难以适应组织化的制造业及热兵器时代的军队，但也有可能成为无形产品生产的优势基因。换言之，由于相对主义的习惯，我们反对以“历史规律”为名大搞恃强凌弱的强权政治。中国学派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如此，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必然，拥有“天下大同”的理想也是必然。没有“美美与共”就没有“大同”世界。

第五，中国学派还要“令人信服”地解释中国的一些独特的重要实践，不让西方理论专享对中国重大事务的解释权。

中国拒绝宗教在政治生活里发挥显著作用，并对近代以来西方学人建构的各种意识形态或“主义”持独有的看法。世上大多数人信仰成系统的宗教，特别是一神教。但中国人也是世界人口显著的组成部分，不解释中国就谈不上解释世界。中国拒绝宗教在政治生活里发挥显著作用，当然不是因为马克思批判了宗教，而是自“大一统”以来中华文明就拒绝为宗教信仰或“来世”打仗，禁止为教派分立而牺牲。中国人世俗，不大相信永恒的“来世”。但中国人并不短视，经常做长达几十年的规划，惯于为保障子孙后代的福祉做牺牲。同样，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用社会利益对抗和取代资本利益的“主义”，而是为“大一统”内全体百姓过上“美好生活”的“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扶老携幼、守望相助，过日子、过今生今世不断改善的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