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制度是孔子政治体系的民主之源，这里我们用教化替代教育的原因是，前者比后者含意更广。我们可以将教化一词分为三个方面：即教育、宗教和选举，他们同属于一条河道，教育是源头，宗教是另一源头，而选举是水流。在孔教中，宗教实际上包含在教育之中，因为教育一词意为智力教育，而宗教一词意为伦理教育。不过为了阅读方便，我们将宗教问题放在另一小节中，以便进行中西比较。这里只需要记住教化制度是一个整体。按照孔子的政治体系，井田制和教化制度是两件最重要的事，它们必须齐头并进，虽然前者先于后者。因此，如果我们研究以井田制为代表的孔子经济体系，我们当了解其教化制度。 

（一）普遍的免费教育 

在人们能够谋生并满足物质需要之后，思想和个性的发展就显得必要了，于是教育体系产生了。按照孔子的想法，一个有八十户人家的村子中央应有一个校舍，年高德劭者被选举为“老”，并担任学校的教师，通常他们是退休的政府官员。这样的学校叫本地学校（塾），在每年十月农活结束后开学，在农忙开始的一月份结束。儿童八岁入学，学习读、写、数学、地理知识以及家庭和社会礼法，这是最普遍的教育，是所有高一级学校的基础。 

学校有不同等级，村校是最下层的，上面依次是地区学校、州立大学和诸侯国立大学，最高级的是太学。本地学校设在每一个村子中，地区学校设在每一个地区中，州级大学设在每一个州，诸侯国立学校设在诸侯国的首都，太学设于王都，这样，教育机构遍布全国，它们都是公共学校，由不同级别的政府维持运作，因此全是免费的。这样的学校体系确实存在于古代，尽管可能没有像儒生们所制定的那样完整。在古代，这些不同的机构不仅用作学校，还用作教堂，也是举行政治会议、社会集会、甚至军事会议的场所。 

对于不同的学校教育，所有在太学以下的都称为小学，太学教育则称为大学。入大学的最低年龄是十五岁，最高年龄是二十岁。其学习的内容是古代的不同文明以及当代的社会政治制度。《礼记·学记》上说： 

“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1】 

在所有这五类考试中，都从两个方面对学生进行考察：一是知识，一是德行。智力和道德教育平衡发展，这就是从孔子传承下来的中国教育体制。实际上，孔子的教育体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只是部分地得到实现。 

（二）社会宗教和信仰自由 

在汉语中宗教一词实际上与英文中的religion不完全相同，汉语中的“教”是教化的意思，所以既表示教育又表示宗教。在宗教意义上，“教”即道德教化，有时它甚至包括整个文明的全部。因此，中国人称为宗教的东西与其说是精神的，不如说是道德、社会和哲学的。因为“教”一词既指教育又指宗教，所以教育机构既是学校也是教堂。按照孟子的看法，古时三代所有学校的目标都是为明人伦。即使是在今天，在遍布全国的孔庙中，都设有一个称为“明伦堂”的大殿，而中国人称孔庙为“圣庙”、“文庙”或“学宫”。这就是为什么在井田制下没有教堂的原因，因为其宗教职能融入了教育之中。“老”虽然是学校的老师，他们就像是教堂的牧师或神父。那么他们布道的主题是什么呢？按孟子所说，学校最重要的教育内容是孝悌，其结果是在路上白发老人不需在肩上或头上负重而行。因此，我们看到中国的宗教更多的是面向人，而不是面向上帝。事实上孔子的宗教是建立在社会学，而不是神学的基础之上。于是可以说，中国人享有充分的信仰自由，因为中国人的宗教本质上并不是对神的崇拜。 

当代社会存在宗教与科学的冲突，但孔教中从来没有这种现象，孔教是建立在科学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当孔子教导子路什么是知识时，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2】在《春秋》中，存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孔教具有这样的科学性质，所以与其他所有宗教都不同，它是一种最高层次的宗教。因此，中国人能够将教育与宗教，学校与教堂视为一体，在科学与孔教之间永远不会有任何冲突，因为孔教本身就是一种科学。 

当代也存在宗教与政治间的冲突，但这在孔教中不存在。罗马天主教的教皇拥有皇帝那样的权力，教会成为了一个高居于人民之上行使政治特权、与人民相对立的特权阶层，这是不自然的和不公正的，因此教会与国家间的冲突产生了，于是欧美的政治家就将宗教从政治中分离出去。那孔子的宗教如何呢？孔子没有挑选特定的继承人，也没有人敢于宣称自己是孔子的唯一继承人。事实上孔教是一种民主的宗教，没有这样的帝王思想。孔子没有将他的追随者们与普通老百姓区分开来，他们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特殊的类似教士那样的阶层，因此孔教徒们从来没有获得政治特权。尽管孔门弟子比普通人更容易进入政府，但那是因为受教育的资格，而不是因为宗教特权。因为孔教徒们从来没有从政府手里得到政治权力，国家也不会与孔教有任何纠纷，也就不需要将它从政治中分离开来。 

况且基督教是一个单纯的宗教，与政府无关，所以能够和政治分离。但孔教是一个复杂的宗教，与政府高度相关，因此它永远不能从政府中分离。孔子本人的传教工作大多数是在宫廷中进行的，他教授的科目不是神学，而是社会关系。他教育的目的不是使他们成为教士，而是使他们成为政治家或教师。他的学说至少有一半与政治课题有关，而整个中国社会是在他的学说指导之下建立起来的，虽然其中最好的部分没有采纳，有些方面甚至是背离了。一言以蔽之，中国不能将孔教从政治中分离开来，除非是要摧毁她的整个文明。这样作不仅是不明智和不必要的，而且也不可能。这是孔教的主要特征。 

（三）民意代表的教育选拔制度 

关于政治，孔子总是强调人的力量，他说：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3】

有了这样的政治学说，孔子认为得到贤人是一个好政府最根本的事。我们如何得到他们呢？靠的是贯穿于教育全程的选拔制度。 

在孔子看来，学校不仅是一个教育体系，也是一个选举体系，它是政治与教育的统一。他的政治学说是民主的，贵族政治是不允许存在的。《礼记》中说：“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也。”【4】在《春秋》中，孔子否定贵族的世袭特权，代之以教育选举。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这一思想是革命性的，后来在董仲舒（412 A.K. 或140 B.C.）的建议下它得以实现。按照《礼记·王制》，王子、诸侯和官员们的孩子应该与从平民中选出来的学生一道在同一大学里学习，他们以年龄，而不以尊卑分班。《荀子》说： 

“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 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5】 

简而言之，在孔子的体系下没有阶级的区分，所受教育是决定社会地位的唯一力量。我们可以说这是贤能贵族，但这样的贵族政治是避免不了的，除非人的天赋是一般高低的。人类所能作的只有提供普遍的免费教育，以给每个人平等的机会，这就是孔子的方法。 

孔子统合政治与教育的方法大致是这样的：地方学校最好的士（学生）被选送到地区学校，地区学校最好的士被选送到州级大学，州级大学最好的士被选送到诸侯国的大学。每三年一次，诸侯选送本国大学最好的士给天子，让他们在太学里学习。太学里最好的学生叫“大成”。如果他们的行为和能力相同，就以他们的射技区分高下，授予爵位。这样，士靠自己的能力提升自己，天子用考绩的方法任命官员。这一体制可以称为贤能教育选拔制度。 

教育选拔制度也可以称为民意代表制。既然这些学生是从平民中选拔出来成为高官的，这些教育机构实际上成了选拔人民代表的机构。由于代表的选拔是在学校进行的，选拔的直接范围仅限于士这个群体，因此所受的教育成了唯一的资格，考试代替了普选。但选择受教育的成绩作为资格比选择任何其他条件要好，特别是当教育普遍免费的时候。尽管这里没有民众的投票，但其结果不会离民意太远，因为被选者是最好的士。既然他们来自不同的政治阶层，尽管他们对所在地区没有法律上的责任，但他们应被视为全体人民的代表。《尚书大传》【6】上说：“诸侯贡士，所以示尊贤共治，示不独尊重民之至也。” 

上面我们谈的是孔子的理想制度，而且它基本上得到了实践。民意代表制也是古代的一个事实，尽管它可能不像孔子描述的那样完美。《周礼》上说：“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7】“出”指的是州以外的中央政府，“入”指地方政府，“长”意为代表。在古代，士（学生）同时也是农民，所以农民很容易在他们中间选士。《诗经》告诉我们王公是如何走进田野主持选举的：“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8】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到，在学校之外的农民仍有选举他们代表的权利，尽管选举是由政府主持的。 

在历史上，代表制由人民选举变成了由政府通过科举考试进行选拔。即使经过此变，通过了考试的毕业生仍然具有代表的资格，因为毕业生的人数是根据他们原住地省份的人口和税收按比例分配的。所以中国是有过代表制的。主要问题是中国没有发展出代表群体的法定组织来行使主权。虽然在古代中央政府中也有代表民意的咨询班子，但它没有以法制为依据进行很好的组织。因此这些代表只是统治者的顾问。 

按照孔子的理想，官员上任以前有一个通过教育获得选拔的过程。上任后，也有每三年一次的考绩。因此，就不可能有腐败。考绩完全是看他们治下的百姓经济状况是否得到改善。在三次考绩之后，按照他们为民服务的成败得失予以降黜或升迁——他们不仅要使资本增长，还要使劳动者的状况得到改善。简而言之，经济繁荣是检验好政府的唯一标准，也是受考察的官员的主要任务。何休说：“明君案见劳授偿，则众誉不能进无功；案见恶行诛，则众谗不能退无罪。”【9】这一原则已经正式成为法律。 

总之，代表一词包括了所有的政府官员。虽然存在三种权力——立法、行政和司法——但它们并不绝然地分为明显的不同部门。因此，士作为人民的代表可以在政府的任何部门任职，而不限于立法部门。 

在孔子的影响下，中国政府已经是帝国民主主义，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宰相，虽然不必使每个人都雄心勃勃地想当皇帝。在中国，“布衣宰相”和“白屋公卿”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用语。“布衣”和“白屋”指的是这些升到高位的人原先的贫困境况。在这一点上，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了。即使在美国的共和政治中，一个人要获得一个公选职位，无论高低，也是很难的，除非他是两大政党之中的活跃分子。这就意味着许多很好的人被排斥于政府之外，那样就会让人丧失个性，或被剥夺了发挥政治才能以服务公众的机会。尽管美国政府的形式是共和制，在这方面它是很专制的，至少是某种贵族政治。世界上的君主制政府不知还要糟糕多少！所有现代欧洲国家和日本现在才刚刚摆脱贵族政治，贵族仍在它们大多数政府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中国早在汉代（418 A.K.或134 B.C.）就用选举制大体上瓦解了贵族，到了隋朝（1157 A.K.或606 A.D.）的进士科考试就彻底废除了它们。今天，所有的贵族头衔只是名义上的荣誉，并不附有任何政治权力。它们带来的唯一好处是以年金形式得到世袭的俸禄。甚至皇室成员也没有政治权力，除非他们是官员。任何士，即使经济上贫穷，只是默默地读书，甚或是做苦役的，都可期待成为宰相，来推行他的治国之道，他不需要花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推销自己。 

如果统治者是像孔子所要求的那样好，这种教育选拔体制就是完美的。但既然统治者不总是好的，世界也在进步，因此中国正在从专制走向宪政。她一旦有了宪政，就会有政党政治。只要有政党统治，就会有政党竞选，现代贵族就会在中国成长。不过因为在教育过程中逐步选拔是中国人独有的体制，他们会在保存其本身精华的同时，仅会接受它国制度中最好的东西而摒弃其缺点。通过将普选原则引申至恰到好处，中国将会有一种政治体制，超出美国政事改革家们最乐天自信的期望。 

孔子的选拔体制是摧毁阶级利益的主要武器，这一点为重农主义学派所赏识。他们推崇的不是瑞士的或英国的，而是中国的政治治理方式。【10】因为在其他国家不能看到个人的利益被优先考虑，英国的政治体制给了商人太多的权力。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给了下层民众太多的权力，贵族政治则给了上层阶级太多的权力。只有在中国，没有一个阶层会取得支配地位。重农主义者的这一看法是十分正确的。无疑魁奈是在进行理论推断，他将中国作为典范，那是由于中国地处遥远而且他对其知之甚少，不过在这一点上他的理论却为事实所证明了。 

注释：

【1】《礼记·学记第十八》，意为：每年都有新生入学，每隔一年进行一次考较。第一学年结束，考核学生的经文句读能力，辨别其志向所趋。第三学年考核学生是否专心学业和能否向优秀学生看齐。第五学年考核学生是否广博学习，亲近师长，第七学年考核学生能否在学术上有自己的见解，以及能否选择好人与之为友；如果考核通过，就叫“小成”。第九学年考核学生能否触类旁通，临事不惑，不违背师训；如果考核通过，就叫“大成”。

【2】《论语·为政篇第二》，意为：知道的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智慧啊！

【3】《中庸》，意为：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事都记载在典籍上。他们在世，这些政事就实施；他们去世，这些政事也就废弛了。治理人的途径是勤于政事；治理地的途径是多种树木。说起来，政事就像芦苇一样，完全取决于用什么人。

【4】《礼记·效特牲第十一》，意为：天子的长子举行冠礼也用士礼，这说明天下没有生下来就尊贵的人。

【5】《荀子·王制第九 》，意为：即使是帝王公侯士大夫的子孙，如果不能顺从礼义，就把他们归入平民。即使是平民的子孙，如果积累了古代文献经典方面的知识，端正了身心行为，能顺从礼义，就把他们归入卿相士大夫。

【6】秦朝伏生所作，他是最老最大的《尚书》权威。

【7】《周礼·地官司徒第二》。

【8】《诗·小雅·甫田》，以下是陈焕章的英文释意——与许多注者的不同——如今我来到南边的田里，这里农夫有的锄草，有的培土，黍稷很茂盛，在宽阔的休息之处，我们选举出色的士。

【9】《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三年》。

【10】参阅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

（节选自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陆寿筠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