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西方外交家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大惑不解。中国既然在十九世纪以前的东亚世界体系中独大，为什么没有成为宗主国？于是他们断定，原因是中国人将自己的宗法体系延伸到了国际事务方面，所以中国人会以兄弟之亲对待自己周边的小国。这一中国式处交逻辑的基础是道德力量，不是武装暴力。

当代中国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就在《万古江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一书中注意到，西方文化具有排他性，而中国文化具有兼容性和普世特点，文化认同足以维系共同体的延续不散。而罗马人只有上层懂拉丁文，一般不识字的百姓仍用其故有语言，不同的文字不能形成有利于整体认同的教化力量；东西方其他不同还包括，中国以小农为中心的经济体可以扩张，难以裂解，而罗马以城市为中心庞大经济体一旦破裂，容易各自为政，形成相对独立的地方经济体。

 许倬云学贯中西，观察历史宽广细腻，这是许多研究者所不及的。所欠缺的事，他仍然是从事件到事件，没有看到中国独特文明发展形态有其政治理论上的支撑，这就是的血与土地统一的政策，通过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实现超越种族边界的文明有机体——一种不是以暴力掠夺为基础的人类文明新范式。

只要看看今天美国人在伊拉克仍以罗马军团的逻辑行事——以高高在上的警察身份掠夺资源，通过驻军维持这一掠夺——你就会感到我们有必要以一种新的形式实现地球村的合作与繁荣，它的基础不再是西方文明根深蒂固的暴力与掠夺逻辑，而是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通过血与土的大融合建立统一的人类有机体。

《逸周书》从实战角度论述了统一天下的原则。在《武称》中，作者提到在战争中就要赦免被俘的敌人，并照顾当地百姓的生活，《逸周书·武称解第六》：“赦免被俘的兵众，谅解他的过错，抚慰他的百姓，盛满他的粮袋，是武事的‘间’。”（原文：赦其众，遂其咎，抚其□，助其囊，武之间也。）战争胜利后，除了解除敌国的防御力量，更要用平等的原则对待战败的敌国百姓，禁止抢掠。《逸周书·武称解第六》：“战胜了敌人，举令旗发号令，要官吏禁止抢劫，不得侵凌强暴民众；不降低爵位，田土住宅不减损，各自安定亲属，民众自然归服。是武事的‘抚’。普天下归服以后。止息战争兴办文教，平掉险阻的工事，毁掉打仗的武器，四方敬畏服从，包有天下，是武事的‘定’。”（原文：既胜人，举旗以号令，命吏禁掠，无取侵暴，爵位不谦，田宅不亏，各宁其亲，民服如合，武之抚也。百姓咸骨，偃兵兴德，夷厥险阻，以毁其服，四方畏服，奄有天下，武之定也。）

紧接着，《逸周书》详细论述了用行政手段，“文德”安定胜国的方法，明确反对用武力手段接管战败国。民事政策包含内容很广，从行政一直到教育，核心是平等劳动、自由通婚，没有制度化的掠夺，更没有任何形式的奴隶制。《逸周书·允文解第七》：“想要安定并巩固胜利，要用文德作为纲纪。安民告示到处张贴、悬挂。收缴武器，发放财物，不要让百姓随意迁徙。文官武将接续原有职务，沿用所有小吏。官府所有财物，全都用来赈赐穷士，救济贫穷病弱，做到徭役与土地均衡。让大夫恢复其命服，以消除他们的忧伤与羞辱。使孤儿寡母无所求，众人因收获丰厚而皆大欢喜。寻访所有的外戚，记下他们的住处。选择同姓同氏者，立为各氏族的宗子。年十五以上作为服役的标准，成年男女都得以婚配。以光明诚实进行教育，百姓如同得到父母。用宽和办法治理百姓，谁能不顺从？顺从而无有悔恨，还会安守本分而供养君王。君王英明就会作教诫，在这时候还要进行武教。这样，死了的也想再生，活着的想再任旧职。百姓知道不被抛弃，就会珍惜家居不远离。做到上下和协，就没有攻不下的敌人。达官贵人手执玉器，住在他们的殿宇。老百姓人人耕种，老幼无有欺诈。不违背他们的心意，国内通行无阻。民众盼望我军，如同等待父母。所以，天下一日就可平定，从而包有四海。” （原文：思静振胜，允文维记。昭告周行，维旌所在。收武释贿，无迁厥里，官校属职，因其百吏。公货少多，振赐穷士，救瘠补病，赋均田布。命夫复服，用损忧耻，孤寡无告，获厚咸喜。咸问外戚，书其所在，迁同氏姓，位之宗子。率用十五，绥用□安，教用显允，若得父母。宽以政之，孰云不听，听言靡悔，遵养时晦。晦明遂语，于时允武，死思复生，生思复所。人知不弃，爱守正户，上下和协，靡敌不下。执彼玉慓，以居其宇，庶民咸畊，童壮无辅，无拂其取，通其疆土。民之望兵，若待父母。是故天下，一旦而定有四海。）

到《黄帝四经》，血与土地的政策已经作了理论化的阐述。《黄帝四经》的作者主张兼并他国一定要慎重，对于那些当罪当亡的国家要解除他的武装，但不可随意掠夺，要作到“兼之而勿擅”；在中国古典政治学中，国际法和国内法没有明显的界限，正义原则永远是超越国界的。《黄帝四经·国次 》：“在诛禁理当治罪理当灭亡的国家时，必须一鼓作气，使其成为废墟。兼并了其他国家但不能独自占有，因为这是冥冥天道所促成的功绩……兼并他国后，便修治它的城郭，占据其宫室，享用其钟鼓音乐，贪取其资财，霸占其子女，这些做法是大逆天道的取败之道，必然导致国家危殆而最终灭亡。所以说，只有圣人在治国用兵时能够合于天道。天地间的道理概括起来不过是‘三功’而已。如果成就此三功再觊觎其他，那么就难免有祸殃之危了。所以圣人的征伐之道是，兼并他国后，要拆毁它的城郭，焚毁它的钟鼓，均分它的资财，散居其子女后代，分割其土地赏赐有贤能之人，总之不能独自占有，因为这功绩是天道促成的。这样才能功成而不去，然后方能没有患祸。”（原文：禁伐当罪当亡，必虚[墟]其国。兼之而勿擅，是胃[谓]天功……兼人之国，修其国郭，处其郎[廊]庙，听其钟鼓，利其资财，妻其子女。是胃[谓]重逆以芒（荒），国危破亡。故唯圣人能尽天极，能用天当。天地之道，不过三功。功成而不止，身危又[有]央（殃）。故圣人之伐也，兼人之国，隋[堕]其城郭，棼[焚]其钟鼓。布其资财，散其子女，列[裂]其土地，以封贤者，是胃[谓]天功。功成不废，后不奉[逢]央[殃]。）

《黄帝四经·君正》将治理统一天下的政策也理论化了，政策包括全民监督体系的建立：“执政的第一年应遵从百姓的风俗，第二年选拔有德能的人授与官职，第三年要使民富足。到了第四年的时候就可以发号令了，第五年可以用法律来治理百姓，第六年人民就会有了敬畏心理，第七年便可以指挥百姓从戎出征了。第一年遵从百姓的风俗习惯，可以掌握他们是非善恶、好恶取舍的标准是什么。第二年擢用有德能的人，百姓就都会努力争取向上。第三年免去赋税征敛，百姓就会生活富足。第四年发号施令，百姓都会敬畏服从。第五年用法律来治理，百姓就不敢有侥幸心理。第六年百姓有敬畏心理，便会懂得刑罚律令而不敢触犯。第七年率民出征敌国，便能战胜强大的对手。第一年遵从百姓的风俗是为了是顺应民心。第二年选拔有德能的人为官吏是通过施爱于民以激励其奋勉。第三年要使民富足是要废除山泽之禁及关口市场的征税。第四年要想有效地发号令，就要以什伍连坐的方式将人们组织起来，并挑选人才去管理他们，使贤与不贤的人各有等差。第五年以法律治理百姓，有罪必罚，不可姑息。第六年百姓有了敬畏心理便不敢再去触犯刑罚。到了第七年便可以率民出征并战胜强敌，这是因为百姓会出死效力。” （原文：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发号令，[五年而]□□□，[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正[征]。一年从其俗，则知民则。二年用[其德]，民则力。三年无赋敛，则民有得。四年发号令，则民畏敬。五年以刑正，则民不幸。六年□□□□□□□□。[七]年而可以正[征]，则胜强适[敌]。俗者顺民心也。德者爱勉之也。[有]得者，发禁拖[弛]关市之正[征] 也。号令者，连为什伍，巽贤不肖有别也。心刑正者，罪杀不赦也。可以正者，民死节也。）

老子认为天下各国的大一统是自然过程，反对以霸权主义的方式一平天下，要大国“守雌”、“居下”，他将中国古典政治学血与土地统一的原则形象地哲理化了。《道德经·第六十一章》：“大国要象居于江河的下流一样，处于雌柔的位置，这是天下交汇的地方。雌柔常常以虚静战胜雄强，就是因为它安静而处于下面的缘故。所以大国用谦下的态度对待小国，就可以取得小国的归附；小国用谦下的态度对待大国，也才能取得大国的容纳。所以，或者大国以谦下的态度取得小国的归附，或者小国以谦下的态度取得大国的容纳。所以大国取得小国的归附，不过是要养育更多的人民，小国取得大国的容纳不过是要让大国管理更多的人。这样大国小国都各自满足了愿望，大国尤其应当以谦下为宜。” （原文：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也。天下之交也，牝恒以静胜牡。为其静也，故宜为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故大邦者，不过欲兼畜人。小邦者，不过欲入事人。夫皆得其欲，则大者宜为下。）

当看到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用从土著人那里偷走孩子的办法进行民族同化时，你会为中国古典政治学的高度文明所惊叹。如果我们把中华文明比作一个高度进化了的多细胞生物，那么西方文明仍处于单细胞生命阶段，它依靠不断地分裂来持续生命，这些单细胞本身永远无法融合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整体，民族国家似乎是它发展的极限。西方文明的这种特性早就被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威廉·弗格森所阐述，作为一个研究希腊化历史的专家，威廉·弗格森在上个世纪初出版的《希腊帝国主义》一书前言中这样写道：“我的论点是：希腊城邦是一个有着独特内在构造的单细胞有机体，除非进行再分割，否则无法发展，它们可以无限地复制同类，但这些细胞，无论新旧，都无法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年，第1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似乎已经使西方文明突破了城邦的厚墙，但却无法穿越民族之墙。现代民族国家在西方兴起并开始向世界范围内扩张的时候，用武力征服其他民族并进行资源的掠夺，对原住民进行种族灭绝或种族隔离成为一种常态。直到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美国人还在加固它与墨西哥边境上的围墙——整个西方世界都对来自贫穷国家的大规模移民充满了本能的恐惧——平等劳动在他们的文明中是不可想象的，尽管西方国家天天将平等博爱叫得响彻云霄，似乎连上帝都会听见！

许多人都知道1994年卢旺达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残酷而野蛮的种族屠杀，100天之内有50万图西族人被杀，占图西族总人口的75%。很少有人知道，这两个本来是一体的族群竟然是西方文明按照自己的科学标准“创造”出来的。比利时人到这里殖民以前，胡图族和图西族说着同样的语言、平等劳动、自由通婚。但1933年，比利时人通过测量鼻子的长宽度、眼睛的颜色和头盖骨周长来给每个人确定了种族，并发给一张身份标识卡。比利时人还支持鼻子窄长的图西族作为“优等民族”对胡图族进行统治，这成为后来种族屠杀的祸根！

 今天，西方人也要在中国实行同样的“文明”。在中国人自己按苏联教科书的标准在国内划分了不同种族特征的56个民族后，西方人开始宣称中国政府向西部移民的作法违反了“人权”——这里，文明与野蛮的概念已经严重地错位了！

 让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伟大与辉煌吧！中国的政治制度哪里是什么封建专制、传统落后！尽管中华原文明儒化后变得内向保守，但从秦将关中十万户移民巴蜀到明清两朝在西南的改土归流（中央政府直接委派行政官员代替自治权很大的地方土司），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通过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融合了巴人、羌人、诸多草原民族和世界是最难同化的犹太人，将华夏文明远播四方，直到十九世纪西方列强将这一文明进程拦腰截断——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中华文明涵化天下的伟力！血与土地的统一，建立人类有机体，是华夏族万古不灭的理想。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让我们将这一古老梦想重新点燃！

——她将照亮一个没有政治霸权和经济掠夺的新世界！！

（本文摘自翟玉忠、陆寿筠先生合著的中英双语《新法家说》第一辑，该书由美国Tri-City Press、香港东方文化出版社2010年出版，该书集中代表了新法家学派的基本主张，购买请加微信：zhai2005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