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今年10月，智利这个原本被视为南美洲发展“优等生”的国度，却因地铁提价30比索而发生全国骚乱，甚至取消了原定承办的APEC峰会和联合国气候大会。为何30比索会成为最后的导火索，让这个富裕国家的民众走上街头？本文作者指出，智利事件背后，是其30年社会矛盾的集中暴露。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实施，伴随着低工资、低养老金、劣质的公立学校和公立医疗，这些问题共同导向了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社会。他进一步指出，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及发展中国家都是一剂剧毒的毒药，社会管理是政府的职能，国家安全、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都不能放任私人资本来查收，否则必然重蹈前苏联和智利的覆辙。
▍智利骚乱的爆发
11月14日，《南方周末》第七版介绍了智利骚乱的情况，这次骚乱的起因，是由于地铁票价增加30比索（约合人民币三角）的事，引发了智利首都的抗议行动，10月14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到了10月25日参预示威的人数已超过100万，危机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并演变成一场暴动，整个局势处于失控状态。10月18日，智利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超过5000人被逮捕，使原定于11月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以及12月的联合国气候大会被迫放弃。
要知道，智利原来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经济发展令人羡慕的国家，2018年智利人均GDP数字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看来，是名副其实的高收入国家，怎么会因为地铁票价上涨30比索便引起如此大规模的骚乱呢？ 智利的示威者提出的口号“不是30比索，而是30年”，这个口号的潜台词是，30比索地铁票价上涨引发了智利积累30年的社会矛盾的总爆发。从2018年倒退三十年，那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这之前智利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从政治上讲，智利发生过一次军事政变，智利之前是左翼的阿连德执政，他推行名为智利“社会主义之路”的政策，然而经济政策上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全国人心惶惶，1973年9月11日，在美国的支持下，皮诺切特指挥军队围攻总统府，阿连德自杀身亡。皮诺切特一反阿连德的政策，从此走上了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道路。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强调市场的完全自由竞争，认同个人权利先于集体，强调政府对市场干预的最小化，取消一切国有制，主张私有化，所以智利被认为是“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国家，在美国公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中排名第十，远超其他拉丁美洲国家。 在高度经济自由化的智利，其财富分配的情况又如何呢？智利前1%的家庭拥有国家26.5%的财富，前10%的家庭拥有66%的财富，而占50%的低收入家庭只拥有国家2.1%的财富。从财富的占有状况看，智利是一个贫富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的国家，智利的国家足球队门将布拉沃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们卖了我们的水资源，电力、油气、教育、健康、养老、医疗，我们的道路、森林、阿塔卡马盐沼、冰川、交通，还剩什么？”换一句话说，所有自然资源、公共服务部门全都私有化了，都卖给国内外的大资本了。智利的经济学家米格尔说：“新自由主义导致了低工资、低养老金、劣质的公立学校和公立医疗，这些问题共同构建了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社会。”这次骚乱中，不仅是年轻人，也有许多老人参加，因为养老金养不活老人，如果没有积蓄，老人根本无法靠养老金生活，许多老人不想连累孩子，只能自杀。智利自杀的人当中，有四分之一以上是超过55岁的老人。这些情况才是30比索地铁票价上涨引发骚乱的根本原因。智利的小学和中学同样分私立和公立两种，私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好，但非常昂贵，一个月要交40万比索（约3700元人民币）左右，公立学校虽然免费，但质量远远不如私立学校。私立学校教师月薪有100万到150万比索，而公立学校老师月薪只有60万比索。在设备方面公立学校经常缺少教学所需的用具，如电脑、书桌，甚至课本。可见教育是为了什么人服务的，贫穷家庭的子弟很难收到良好教育。这方面的问题，在我们国内也开始有萌芽了。在我居住的上海市杨浦区，也有一些民办的小学，收费每学期有的高达数万元，想要进去还很不容易。现在搞了许多重点中学，重点中学原初的意义是以重点带动一般，如果重点中学转变为贵族化的学校，那起到的作用就违背其原本目的了。教育不能成为贵族化的工具，否则就会导致阶层结构固化，教育应当公平和平等。智利在医疗方面的问题也值得注意，《南方周末》的报导智利的情况，就学难，看病也难，大约只有15%的人，能承担得起私立医院昂贵的费用，其余大部分人只能去公立医院，然而公立医院早已不堪重负。公立医院要不没医生在，要不没床位。“有医生在的，你也要先去挂个号，说不定运气好的，三个月以后就到你了。”在智利，一个正常的身体检查，有的要排队二年，动一次手术，可能要等上十年，甚至不乏有患者在等待手术期间死去。即使小病患，往往也要早上6点前到医院排队等候。在智利这样的国家，贫穷家庭子女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患病后医疗条件也很恶劣，所有公共服务变成富人享受的特权。这次智利的骚乱提出“不是30比索，而是30年”这个口号，背后便是智利从八十年代起，贯彻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放任市场支配一切的后果是让资本掌握一切社会资源，造成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群众无法得到生活的基本保障，所以会在地铁票价提高30比索这件事上引爆整个社会矛盾，引起群众性广泛的抗议活动，这个教训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回过头来看，我国2018年12月5日，国务院第33次常务会议通过的《政府投资条例》就非常重要了，这个条例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到2019年4月14日才正式签署公布，自7月1日起实施。5月6日《人民日报》正式公布了相关条令。《政府投资条例》总则的第三条，规定政府投资资金投向的范围： 政府投资资金应当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社会公益服务、公共基础设施、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科技进步、社会管理、国家安全等公共领域的项目，以非经营性项目为主。 这一段话很重要，实际上是这几十年来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历史性总结。如这些年来，发展地铁和高速公路的建设，这些基础设施的重大项目，只能由国家来经营发展，不能成为私人资本谋利的手段，实际上他们也搞不起来。社会管理是政府的职能，国家安全包括国防建设，当然不允许私人资本来插手。社会公益服务，那首先是教育、医疗卫生这些方面，当然不能放任私有资本来沾染。智利在教育、医疗方面的教训值得我们吸取。生态保护也是国家的职能，容不得私人企业人以牺牲环境来谋取暴利。农业、农村是国家的命根子，当然也容不得资本谋取私利。市场的运行都是“利”字当头，孔子说：“放利而行，则多怨。”市场的竞争说到底是利益的竞争，不能牺牲公共利益来养肥资本，让资本无限制地牟利。智利的骚乱，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训。 那么接下来应该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西方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呢？这是我们应该弄清楚的一个问题。西方经济学主要有两个派别，一个是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另一个是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原来古典自由主义在严重经济危机下破产了，不得不依靠国家干预来克服危机，许多破产的项目不得不由国家经营，所以掀起了国有化的浪潮。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国家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恢复经济秩序，大萧条得以慢慢复苏。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主要有两手，即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它基本的做法是：经济危机时，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期增加就业和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时，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而缓和通货膨胀。这些政策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只能治标，不能治本。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许多国家面临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便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无论采取哪一种政策措施，结果是既治不好滞，也治不好胀，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措施陷入严重困境，难以找到新的出路。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得以重新抬头，放任市场的自由竞争，以求得经济的平衡和发展。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行者是英国撒切尔夫人，她在1979年任英国首相，实行的政策是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对大公司和富人减税，取消汇率管制，实行汇率自由浮动。这是她开出的药方，中心点是优待大资本在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从而获取超额利润。接下来是美国的里根总统，也采取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他有一句名言：“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他实行大市场和小政府，大力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解除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和调控，降低税率，大幅降低对富人的所得税，把税率从70%减少到1982年的28%，削减社会的福利支出，镇压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大幅增加军费支出，借以推动经济的发展，他的一个中心主旨就是为大资本服务。接下来是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以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依据，针对拉美和苏联及东欧国家经济转轨改革提出的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受到美国政府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与认可，所以称作“华盛顿共识”，它包括三个要点，一是政府角色最小化，二是快速私有化，三是快速自由化，包括贸易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和汇率自由化。这三点自由化的推行，也就是彻底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系，在苏联就是休克疗法。苏联政府在叶利钦执政时，完全接受了这一套理论和政策，南京大学教授何干强那个时候正在苏联，亲自经历和见闻了苏联如何接受华盛顿共识基础上推出的经济纲领导致苏联经济瓦解的过程，他在2011年7月，在《山东社会科学》杂志刊登了《经济学西化：苏联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由500天纲领引发的思考》。1990年8月，由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组织十三个经济学家撰写的一本《向市场过渡与纲领》这本著作，共计240页，导言的关键词是“人、自由、市场”，关于这个纲领的说明，一开始就写道：“这个纲领是在改革的条件下和充分处于1985年开始政策轨道上才能产生。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是制定纲领的发起人，只有在他们的共同支持下，才能实现纲领。”大体上规定了500天实现这份纲领的目标，所以也称为“500天纲领”。《民主俄罗斯》小报摘录了该书主要内容，表示要在1990年10月1日起始的500天，完成市场化的改革，认为“迄今人类尚未找到任何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的经济”，这就否定了整个社会主义制度。这500天的宗旨是“经济非国有化”、“私有化”，把国家财富转交给公民。在500天纲领公布前，这个写作班子专门去美国征求哈佛大学教授的意见，这个纲领的问世加速了苏联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出台400天不到，苏联便解体了。这个纲领的实现便是“经济的非国有化”到“公民所有制”，要“保证自然人和法人在任何财产形式上的所有权”，这就为大资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吞并国有资产开了绿灯，苏联成了国内外大资本集团角逐的战场。政府最小化，也就瓦解了苏联的国家机构，它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苏联和东欧引进西方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结局便是如此。智利的骚乱，苏联的解体，这二个教训摆在我们面前，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及发展中国家都是一剂剧毒的毒药，这二个案例都是我们前车之鉴。那么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对中国有没有影响呢？有的，只是它没有取得支配的地位，那么它的影响表现在哪里？我最近读了2013年出版的《吴敬琏文集》，就深切感到西方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的影响。他认为市场经济本身不一定带来腐败，但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当行政干预广泛存在，市场平等竞争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以前，很容易产生腐败。他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应当尽力推进改革，促进市场发育和建立市场秩序”，这些年来产生腐败和贪污的原因，仅仅是“市场体制不完善”的结果。他还说：中国政府职能存在的问题是错位，就是说既有越位的问题，又有不到位的问题。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社会，都不可能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但如果过分强调依靠政府力量，则又可能埋下寻租活动乃至权贵资本主义的隐患。这里吴敬琏的“权贵资本主义”是指向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生活的职能。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的科尔奈教授的产权派理论和政策主张，他给私有化换了包装，称“产权明晰”。吴敬琏在《中国转型》（2005年8月）一文中，就赞扬科尔奈推崇东欧八个国家的经济转型，认为他们的转型是巨大成功，不仅经济和政治转向西方文明，而且转型快速、和平地完成。此文结论认为，与中欧、东欧相比，中国的转型既有共同的也有特殊的因素，中国的转型在经济层面跟随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在政治层面上没有走向中东欧国家相通的方向，中国的转型依然不确定。吴敬琏只是介绍了科尔奈的一些观念，从他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判断看，矛头是指向所有国营经济和政府的干预，这些观念与前不久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完全背道而驰，与决议中所讲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背道而驰的。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还有就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民生问题方面兜底，走的是与西方新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相反的道路，惟其如此，才能避免出现智利骚乱和苏联解体那样的悲剧在中国大地上再现，这就是我全文的结论。
本文转自“朱永嘉读史阅世”（2019年12月8日文章），原标题为《从智利骚乱看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三十年》，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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