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义和团（包括红灯照等），我的话可能更多一些。

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历史课本上印的那面义和团团旗，就是唐山市遵化县（当时叫州）的。旗虽残破，但字迹清晰可辨。

我们那个村，当时参加义和团的人也不少，我爷爷就是义和团员。童年时期，我经常听祖辈、父辈（父辈多属转述）讲义和团的故事。其中正面的、负面的都有。

我的一位未出五服的大伯（年龄和我爷爷差不多），叫刘锡珍，就是当地义和团的首领，自称练就了刀枪不入的本事。他的二叔不信，说这是骗人的，大伯说是真的。他二叔说，那咱们就试一试。这位大伯被逼到这个份上，只好硬着头皮允诺。于是他二叔拿起一杆鸟枪，装了几粒铁砂，拉开不至于致命的距离，朝他的后背开火，结果有两粒铁砂嵌入大伯的后背。这是一个负面的故事。

当然，更多的是正面的故事，他们视死如归，手持原始武器抗击侵略者的故事。当时参加义和团的，不只是贫苦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也有一些富家子弟甚至下层官吏。我爷爷和前面说到的那位大伯，都是大地主家的少爷。他们参加义和团不是为了混一碗饭吃或趁机捞点什么，只是因为不能忍受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

“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 这就是义和团的精神，这就是义和团的气概！

1900年6月，英国海军大将西摩率领八国联军2000多人，由天津进犯北京。义和团员手持大刀、长矛，在落垡、廊坊等地与侵略军展开激战。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义和团的勇士们面无惧色，奋勇地向他们发起冲锋。一位勇士甚至逼近联军副统帅麦卡加拉，用长矛向他猛刺过去，结果壮烈地倒在麦卡加拉的手枪之下。此次交锋，敌军死伤近300人，不得不狼狈逃回天津。

正是他们的英勇斗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显示了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时人林鹤年先生在为《红灯照》所写的序中说：“天生忠义，成此国殇。二十二行省得此番小儿女一振疲窿，不特寒众国之心，且壮中原之气。”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给德皇威廉二世的报告中说：“皇上诚然有瓜分中国的思想”，可是“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无限蓬勃的生气”，“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故瓜分一策，实为下策”。

英国老牌的殖民者、中国通赫德，更是透过义和团运动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他说：“义和团运动是为使中国强盛的爱国主义运动，是一个将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曲，是远东未来历史的主调：公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无论如何，外国人决不可能期望永远保持他们的治外法权地位以及中国被迫让与的种种通商条件。终有一天，外国人在中国国土上为所欲为地发号施令必须停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也旗帜鲜明地站在义和团一边。他在演讲中说：“洋人们在中国只是惹事生非，中国为什么不应摆脱他们？我无论何时都站在义和团一边。我祝愿它成功。我也是一个义和团员。”

你们听了这四个人的评价，就会知道，那些把义和团骂得一无是处的人，其认识水平和求实态度连古人、洋人都不如，甚至连殖民者、侵略者都不如。

当然，我们必须如实地承认，义和团确有迷信、愚昧、简单排外等等以小生产为特征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如果因此而对他们作出否定的评价，甚至进行无端的指责和辱骂，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公正的，也是至今仍在享受民族独立成果的中国人民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