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1895—1990)尝言：“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这番话的言下之意正是强调中国传统在近代遭受到巨大的危机，许多行之已久的制度框架、行为规范与价值体系都备受冲击，以至于评判优劣得失让人倍感纠结。而在1970年前后给学子讲授中国历代史籍时，钱穆引申回忆自己一生所目睹的政治现象：“我们今天最看不起的，便是自己的传统政治。凡属从政的人，若要他讲一些英美的政治，他还可能知道。若要他讲一些中国以往的，那么就如我以前在北京大学所遭遇，‘现在还要讲历史上的政治吗?’认为此等是一文不值了。”而这一现象所导致的结果，“中国历史上自己原有的一套，是不要了。这是一件最可怕的事。为什么中国自己原有的一套全该不要呢?其中道理，却就大家不知。今天的中国，老实说，全部政治都已外国化”。在这里，关键的问题与其说是中国政治“全部外国化”，不如说是中国人自己对于传统政治为何“全该不要”缺少理性的、自觉的认知，这样将导致中国未来的政治建设缺乏扎实稳固的根基。
如果把钱穆晚年的这些思考视为贯穿他一生学思历程的关键所在，那么钱穆留下的大量史学著作，都或显或隐的体现出一种以中国古今状况为基本立足点，强调政治活动在共同体中的重要性，具有鲜明教育意涵和实践导向的“政治史学”之意味。而据他自己回忆，1930年代在北大任教时曾想在历史系开设“中国政治制度史”一课，但被实际把持系务的傅斯年强烈拒绝，最终只能移席法学院讲授。及至1952年，钱穆在台湾演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把之前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今政治问题的思考贯穿其中，最终以讲稿为基础整理出版，成为他的“政治史学”的代表作。最近二十余年来，此书在大陆不断被重印再版，堪称当代历史爱好者与实际政治工作者了解中国历代政治的入门读物之一，具有强烈的历史教育意义。而这本书的要义何在?如何把握全书的主旨?此乃分析钱穆史学时不能忽视的问题。
中华文明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一套十分成熟的制度体系。在社会层面，主要是以宗族、宗法为核心的乡里秩序。长幼有序、敬宗收族、老有所养、幼有所安、守望相助、劝耕兴学是这一制度的基本伦理准则。它维持着基本的社会秩序。在政治层面，自秦以降，郡县制维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保证中央政令能够直达地方，地方信息得以上达中央。全国范围内有一套颇为细致、完备的官制系统，虽然具有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病，但大体上能够制定出比较合理化、客观化的政策，并实施于四方。在官员选拔上，韩非所言的“宰相必起于州部，将帅必起于卒伍”成为历代铨选的基本前提。隋唐以后，科举制日益盛行，形成一套具有客观标准，体现一定社会流动的选拔机制，让地方上具备政治能力的人有机会进入官僚系统，保证执政集团一定程度上得以能够周知民情、更新换代。这套制度体系在近代西方列强的威胁之下越发显得千疮百孔、难以为继。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凋敝，乡里秩序面临解体的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乡村解体的结果，便是出现大量巧取豪夺的劣绅，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要么成为城市底层劳工，要么成为流民、会党，要么被迫加入地方武装，成为之后军阀混战中的炮灰。而在政治制度方面，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使得国家的动员、汲取、宣传能力大为提高，能够迅速集结经济与军事力量进行海外扩张，资本家在政府中具有很大的发言权，国家全力支持殖民扩张，掠夺世界各地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较之下，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讲求低成本、低赋税的稳定，强调“君民不相扰”，在“皇权不下县”的政治传统下，组织与动员能力非常有限。加之清中叶以后，政治风气愈发败坏，出现大规模的官吏贪污、滥权，而官僚系统内部却缺乏根治的机制。一些有识之士，如洪亮吉、龚自珍、沈垚等人都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在此情形下，中国政治制度运作出现种种弊端，不能有效抵御外侮，必须进行改弦更张。在此背景下，近代启蒙运动中孟德斯鸠等人将中国的制度视为“专制”的论述，通过明治时代日本学者的传播，深刻影响了晚清知识分子的历史观与政治观。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视中国秦以后的制度为“专制政体”，通过报刊，对之展开声色俱厉的声讨。如梁氏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依据西方政治学中的一些概念，并通过与西方的历史进行比较，进而认为中国在当时依然处于“近世专制政体”影响所及，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都将驱除专制作为自己的主要政治主张。中国历史，特别是政治制度的沿革，就更不足以被时人用积极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在钱穆看来，这正是现代中国人难以对中国古代政治产生清晰认识，进而从中国历史与现实出发进行政治实践的主要障碍。《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基本上就是通过条分缕析的叙述自汉讫清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论证中国古代政治为何不能简单用“专制”二字来概括。他强调：
要研究中国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之误解。我们若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自该检讨传统政治，这是我想写中国政治制度史之第一因。再则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外国移来，也必然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
按照一般的认知，钱穆的这一观点容易被理解为在替中国古代政治“辩护”，刻意忽视其中的弊病。其实若将包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在内的一系列论著放在近代思想学术的语境中审视，恰恰可以发现，在近代各种对中国古代政治进行负面化处理的历史叙事里，钱穆的论著反而具有开启世人用更为平恕的眼光看待中国古代政治实践，进而为思考中国未来政治建设提供自洽的本土视野的功用。更为关键的是，钱穆并非率由旧章之辈。他基于对时代变局的体认，强调：“今日中国处极大之变动时代，需要新的历史知识为尤亟”，但现实则是“中国虽为历史最完备之国家，而今日之中国，却为最缺乏历史知识”。正因为身处转型时代，所以更为需要一套基于中国自身状况的历史叙事，而这一点绝非简单复制域外理论就可以应付。所以，具体到政治问题，钱穆认为：“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已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基于此，就必须看到，“其实中国历史上已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钱穆自言此书缘于1952年应国民党大员何应钦之邀在台湾对有关人士进行的演讲。但在那一时期，钱穆却绝非把所有的政治认同都投射到蒋政权身上。在发表于1950年的《中国社会演变》一文里，钱穆强调：“若我们要真个期望有一个真正中国的新社会出现，必先有针对中国自己社会的一番新智识与新理想。”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实践，是“经过列宁、斯大林诸人针对俄国国情的好几番变动”，所以同理，“中国至少也该有中国自己的列宁与斯大林，这至少是在中国热心马克思思想运动的志士们所首先憬悟的”。若就政治建设而言，“今天中国大陆所热切希望拼命追求的，无可讳言，只是一套苏维埃现成的理想和方案。我们若先承认中国是中国，苏维埃是苏维埃，则至少该有一个取舍从违”。很明显，既然将大陆的政治担当者视为“志士”，那么可以证明至少钱穆对于新中国的实践是抱以期待的态度。而他的这一主张，仅从原理层面分析也与《论十大关系》中分析“中国和外国”关系的思路颇为相似。就此而言，如何认识中国政治，在钱穆那里也就有了较之过去一般认知而言更为复杂的现实指向。
钱穆指出，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它主要着眼于“政府的组织”、“考试和选举”、“政府的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役制度”，认为这四个方面基本涵盖了中国古代政治的主要面向，许多政治活动都在此范围之内进行。钱穆的这个叙述框架，基本上是在中国社会内部的整体变革之中来思考制度问题，涉及到政府机构的设立、人才铨选的社会基础、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军事与政治的关系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就此而言，钱穆是希望通过叙述中国历代制度流变，将其变迁史迹给“原理化”，形成一种审视中国政治的视角或标准。其实从晚清以降，时人在思考中国传统政治时也尝试过将其赋予某种“原理化”的色彩。比如梁启超式的以“专制”政治不断“进化”作为叙述中国政治变迁的标准;雷海宗借助“文化形态史观”将中国历史分为第一周、第二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政治形态的特征;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评价古代国家机器的作用。与这些观点不同，钱穆强调：
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某一制度之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之后影，渐渐地在质变，如此讲制度，才能把握得各项制度之真相。 章太炎在民初曾言，对于政治问题应“依于历史，无骤变之理”，批评当时甚嚣尘上的师法域外之论。钱穆与章太炎在思考中国制度流变问题上颇具共识，他也认为中国历代制度有其内在的变化特征，要审视得失，必须寻其源流，探其影响，尤其需要认识到“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则是断无可疑的。纵然事过境迁，后代人都不了解了，即其在当时，也不能尽人了解得，但到底这不是一秘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区分评判历代制度的“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前者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后者则是“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人单凭后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历史叙述不能完全与研究者本人的意识形态基础相脱离，所以“时代意见”并非不重要，但钱穆所强调的却是“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时代意见”必须以“历史意见”为基础，这样才能较为全面的审视历代政治得失。因此，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钱穆基本就是在把“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相结合，对中国传统政治实践进行考察。比如在他看来，理解历代中央政治必须注意到“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这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因为“拿历史大趋势来看，可说中国人一向意见，皇室和政府是应该分开的，而且也确实在依照此原则而演进。皇帝是国家的惟一领袖，而实际皇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钱穆的这番认识自然极有可能受到黄宗羲、赵翼关于古代制度问题论述的影响，但他其实更希望探讨的是中国历代政治除了皇权之外，是否还有一套较为理性的运作机制。以“相权”为代表的士人官僚集团在政治实践中或许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因为在常态之下，政令的颁布与实行都离不开这一群体。梳理其在历代政治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这一群体的构成方式与铨选标准，就有可能形成一个考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内在视角。在笔者看来，最能体现钱穆把“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相结合来考察中国古代制度的例子就是对宋代制度的论述。按照一般印象，宋代“重文轻武”，士人地位颇高。但在钱穆看来，如果从皇权和相权关系的角度来看，“宋代的最高政令之最后决定权在皇帝，而不在宰相，至少皇帝就不仅有同意权，而有参加意见之权了。宰相不过是奉命行事，所以君权就重，相权就轻了”。在此情形下，表面上看起来宋代施行右文之政，但士人地位的高涨却不能表明其对皇权有了更多的制约。皇帝为笼络士人，提高谏官的政治地位，使之脱离门下省，不再隶属宰相，“于是谏官遂转成并不为纠绳天子，反来纠绳宰相”。在皇权的操纵之下，有声望有影响的士人以担任谏官为荣，以不附和宰相为自我标榜之举，“这一来，却替政府设立了一个只发空论不负实责的反对机关。他们尽爱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而且漫无统纪，只要是谏官，人人可以单独发表意见。政府却不能老不理他们的意见”。这一现象如何仅凭“时代意见”而论，自然类似某种“公共舆论”之雏形，但以“历史意见”观之，它反而破坏了汉唐时期制度分工的精髓，打破了某种政治平衡，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政治紊乱。由此可见，钱穆虽然极力表彰士人在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的重要意义，但他并非把后者表面上地位的高涨视为良政的象征，而是深入到制度的渊源流变之中去具体分析不同政治群体的实际地位与作用。早在抗战前于北大讲授秦汉史时，钱穆就指出“富民豪族之兼并，贫富之不均，社会经济所形成之阶级”乃“西汉二百年最大待解决之问题”，而西汉王朝却未能克服此弊，致使“社会贫富之不均，豪家富民之侵夺兼并，乃至习若固然”。很明显，虽然钱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持保留意见，但他在思考历史问题时却同样带有很强的社会经济视角，着眼于分析历代社会等级与经济分配状况。或许也正因为这样，对于历代经济制度的梳理占据《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不小的篇幅，其评价标准也和《秦汉史》中所论一脉相承。比如他认为汉代制度的首要缺点就是“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形成兼并，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使政府的减轻租税政策，全失功效”。但汉代至少在国家政策方面还在努力减轻土地兼并。及至唐代中叶以后，为了保证国家税收，开始施行两税法。在钱穆看来，此举固然能维系唐王朝的日常开支，但“政府为着财政收支以及征收手续之方便起见，而牺牲了历史上传统相沿的一项经济理想，即土地平均分配的理想”。其后果，“自然会引起土地兼并，贫富不均等，耕者不能有其田，而奖励了地主的剥削”。可见，钱穆在叙述中国历代制度流变时，并非仅着眼于政府机关的沿革、人事安排的变动，而是很在意某一制度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而他衡量此后果的标准便是能否有助于“均贫富”，实现社会平等。联系到钱穆撰述此书的时间，不得不承认他对历史与时代的思考深具洞察。这也是今人阅读钱穆论史论政作品时必须注意的一点。也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或许才更能理解钱穆在1980年代这一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低潮的岁月里，却依然称赞大陆倡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乃“甚有思路”，并强调：“中国之社会经济，终必归于通财共产，以大群一体为主。”如果对比一下当时海峡两岸甚嚣尘上的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污蔑之辞，以及某位自诩为著名钱门弟子的人士在反复大谈明代儒学如何与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神似，钱穆此论无疑更能说明在他眼里，何谓政治之“得”。钱穆扬榷中国历代制度流变之得失，自然不是为了一味凸出中国传统政治的华美，而是希望能从历史实践出发，看到由于历史流衍而不断堆积的基本问题，让政治实践者能够探本寻源，对症下药。在《国史大纲》中他就呼吁：“一民族政治制度之真革新，在能就其自有问题得新处决，辟新路径。不管自身问题，强效他人创制，冒昧推行，此乃一种‘假革命’，以与自己历史文化生命无关，终不可久。”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要义之一便是通过叙述历史来彰显现代中国所必须面对的真实存在的基本政治问题。在钱穆的叙述里，汉武帝以降中国政治的主要参与者便是士人，“士人政府”乃中国区别于同时期各国的主要特征，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绵延不断，也与此息息相关。但钱穆同时指出，正因为士人群趋而入仕途，导致官场之路异常拥挤，结党营私、门阀世家等弊病也随之而生。特别是在唐代实行科举制后，“全国知识分子，终于求官者多，得官者少，政府无法安插，只有扩大政府的组织范围。唐代前后三百年，因政权之开放，参加考试者愈来愈多，于是政府中遂设有员外官，有候补官，所谓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这是政权开放中的大流弊。此项流弊，直到今日仍然存在”。在这样的政治文化里，固然可以让天下英才汇集于朝廷，但另一方面，也导致国家机器越发臃肿繁复，行政效率难以得到保证。此乃中国政治的痼疾之一。在抗战时期，左派史家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里批评钱穆对中国古代过于粉饰，有“歪曲历史”之嫌，特别是忽视了官僚政治这一中国历史演进中的痼疾。其实钱穆并未回避中国历史上的官僚政治问题。由于希望进入仕途的士子人数众多，加上各个职官之间互相掣肘监视的现象愈演愈烈，这就造成在制度设计上叠床架屋。宋代以降中国政治中就出现了“冗官”的现象，之后一直难以根治。官僚政治的主要特征就是形式主义，用钱穆的话来讲，“现代一般人，都说中国人不讲法，其实中国政治的传统毛病，就在太讲法，什么事都依法办。一条条文进出，一个字两个字，往往上下往复，把紧要公事都停顿了。胥吏政治之又一面，便是今天所谓的文书政治”。在这里，钱穆所指的“法”，自然不是那些规定国家根本制度与组织架构的文本，而是指由于因袭已久而不断出现的规章法令，在这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之下，日常政令特别是需要改弦更张的举措往往难以有效推行。对此他痛陈到：此后的我们，如果不能把这种传统积习束缚人的繁文琐法解放开，政治亦很难有表现。刚才我们讲，中国社会上想从政做官的人太多了，但又加上这些法令制度的繁密，来重重束缚他，这就是中国政治没有起色的根源。
很明显，钱穆此论已非局限于历史研究领域，而是通过叙述历史流变彰显历史中堆积而成的重要问题，提醒后人必须予以解决。“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在这里，历史叙述是政治实践的知识基础，政治实践是历史叙述的最终目的。 此外，在钱穆看来，较之行之已久官僚风气，中国政治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近代以来政治重心的缺失。在抗战胜利前夕他提醒国人：“中国传统政制，虽为今日国人所诟詈，然要为中国传统之政制，有其在全部文化中之地位，无形中仍足以支配当前之中国。”如果说中国是一个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话，那么好的政制(制度)对于维系此共同体至为重要，脱离了政治因素而谈文化，宛如沙上筑塔。但与此同时，文化因素对于政治建设也十分关键，近代中国之所以动荡不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文化失范而导致政治与社会认同趋于紊乱。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结尾处，钱穆指出：
一个国家的政治，到底还脱离不了权。而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那个权推翻了，别个权一时树立不起来，一切政治也就不能再建设……这不是制度本身的力量，也不是政治上其他力量所压迫，而是社会上有一种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在支持。当知一切政治，一切制度都如此。
对于现代中国而言，政治建设中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如何重建一套主导性意识形态，否则即便制度设计颇为精良，但作为政治实践者的人如果缺少对这套制度及其背后的立国精神有自发的认同与信仰，甚至对这些要素阳奉阴违，那么很可能难以真正做到根基牢固与长治久安。钱穆坦言：“中央威信如何能建立，这就成为辛亥以来政治上一个大问题。我们若拿不出一个为全国人民共尊共信的东西来，这工作自会感觉到困难。”对于这个问题，自然可从历史研究中寻找解决的思路。但正所谓知难，行亦不易，这更需要具有政治与文化担当意识的政治实践者时常予以注意，不断探寻如何树立稳固的文化领导权。 虽然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对中国政治的基本问题多怀隐忧，但钱穆却颇为乐观的认为：“若我们更大胆的说一句，也可说整个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还比较短浅。能讲这话的只有中国人。中国政治比西方先进进步，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民族夸大。”这番话在近现代的历史语境里，大概会招来许多不以为然的嘲讽。但如果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整体脉络来看，钱穆此意也不那么难以理解。他认为中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国家治理经验，虽然面临过各种各样的大小问题，但作为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中国却依然能延续至今，这本身就彰显出中国古代的政治智慧不容小觑。而今日的当务之急与其说是以某种域外理论为标准对中国古代政治进行教条式的抨击，不如尝试拨开近代新旧思潮纠缠不清所造成的迷雾，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去探寻中国历代政治的得与失。特别是“失”，必须置诸历史的背景之下来看待，明晰各种痼疾绝非一朝一夕所形成，而是积年累月渐渐凸显出来，其复杂性需要仔细考量。其实钱穆并不反对革命，他认为当一个力量在阻碍历史的进程时，“非把此力量打倒不可。这个非打倒不可的情势，就逼成了革命”。但是革命之后的建设却不应忽视中国历代政治实践中所显现出来的良法美制，要把握其创立与运作的内在逻辑，重视其具有原理性的内涵，让新的政治架构能够与之接榫，进而夯实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包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在内的钱穆史学论著，就已经不再局限于历史学的范畴了，而是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教育意义。钱穆的著作在当代中国十分流行，而是否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钱穆，窃以为对于当下的文化建设意义重大。而是否能从钱穆的这些思考出发，进一步发展出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的“政治史学”，也同样是当代史学发展中必须正视的议题。
文章来源：经略网微信号2019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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