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于商周，成熟于战国的社会功勋制打破了贵族与庶民的界线，降爵继承制度逐步完善起来，它使获社会功勋者的后人如果不努力为社会作贡献，很快失去爵位成为平民。人类政治史上不朽的丰碑，政治忠诚与业务能力统一的政治录用制度——社会功勋制——建立了起来！ 

这种新制度对中国早期文官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国以功授官予爵”。春秋末期出现了不同于旧爵制的新赐爵方式，如齐国庄公设立的“勇爵”，赐予的条件是有功与否，而非血缘关系。战国时代，以军功为核心的赐爵制在魏、韩、楚、齐、燕、赵、秦等国都已实行，其是商鞅变法确立的爵制最为系统和完整。新爵制以功劳作为获爵的必要条件，功的标准有客观依据。 

第二，“庶人之有爵禄”。西周五等爵严格限制在贵族范围之内，身份秩序具有凝固化的特点，庶民没有任何渠道获得爵位。新爵制则打破了这种界限，赐爵的对象主要是士兵和农民。爵及庶人体现了旧爵制中贵族化因素的消失，使非宗法血缘关系的个人可以突破家族、地域限制而与统治者建立直接联系。非身份性的个人可以通过爵的获得拥有任官资格，获得君权所赋予的政治身份，从而使政治权力不再为宗法贵族所独享。战国时期人才荟萃，被称为“布衣驰骛之时”。 

第三，“不官无爵”。《韩非子·定法》云：“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首二级，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据云梦秦简《内史杂》记载，秦代如无爵位，连当个官佐也很困难，汉代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执行这个政策。 

在西汉政府的官方档案重现以前（1993年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6号墓出土），学界普遍认为功勋制在西汉已经不占据主要地位。尹湾汉墓出土的西汉末年资料彻底打破了人们对西汉选举制度的错误认识，那里社会功勋制仍居主导地位。据于琨奇先生统计，在东海郡可资统计的117人中，以孝廉迁者1人，举方正除者2人，以秀才迁者3人，请诏除者5人，以捕格群盗、不道、亡徒尤异除者11人，以廉迁者15人，以功迁者73人，贬秩者4人，以军吏十岁补者2人，以国人罢补者1人。如果我们把抓捕群盗、从军这样的人也作为广义的社会功勋，那么76%的人（除去贬秩者4人）都靠社会功勋获得升迁。 

社会功勋制如何运作呢？它如何保障每个人都有参政机会呢？1983年在湖北荆州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的汉初《二年律令》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根据《二年律令·户律》，汉初按六个等级授予田宅：第一至第四等级分别是侯爵(彻侯和关内侯)、卿爵(大庶长至左庶长)、大夫爵(五大夫至大夫)和小爵(不更至公士)，第五级是无爵位的公卒、士伍和庶人，第六级是犯有轻罪的司寇和隐官。当时田宅的配授数量与一个人取得的国家功勋成正比，爵位越高，授与的田宅越多。 

武爵武任，粟爵粟任，按照经济上和军事上对国家贡献的大小进行资源的分配，而不是按照血缘的远近进行分配，社会功勋制保障了人人机会均等。同时爵级还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有爵位的人可以享受参与公职、税收、法律等多方面待遇。

社会功勋制是如何肃清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世袭制的呢？从《二年律令》中我们看到，汉律是通过降级继承来消除世袭特权的，剥夺力度很大。《二年律令·置后律》载：“疾死置后者，彻侯后子为彻侯，其毋适（嫡）子，以孺子□□□子。关内侯后子为关内侯，卿后子为公乘，五大夫后子为公大夫，公乘后子为官大夫，公大夫后子为大夫，官大夫后子为不更，大夫后子为簪袅，不更后子为上造，簪袅后子为公士。” 

这里除彻侯、关内侯仍是世袭制外。其他级爵均为降级继承，从降九级到降二级不等（越是爵级高降级越大），这样上造、公士的嫡长子只能进入庶民阶层。对于其他众子所继承的爵位就更低了，最高降级达十六级——正是巨大的财产剥夺保证了机会平等，使得政治经济上的世袭并没有像西方文明那样成为痼疾。

东西方文明的影响常常阴差阳错。最初来中国的西方人看到的只是儒化后花瓶样脆弱的中国，自19世纪末西方学习中国科举建立公务员制度后，西方竟也声称自己实行的是功勋制（Meritsystem，也译作考绩制）。与秦汉功勋制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弱点。

首先，西方政治是以科举制为蓝本，所以它也继承了科举制的缺点，即以知识记诵作为政治录用中业务能力的表现。而中国社会功勋制的政治录用标准是军功和事功，这样的标准客观上实现了业务能力与政治忠诚的统一。西方政治中不是这样，他们将业务能力和政治忠诚标准分开，建立了两套系统，一是政务官系统，按照海盗式分赃的原则（Spoils system）组织，成员与政党的进退同步。另一个是事务官系统，它的录用原则是功勋制（Meritsystem）。这种二元配置违背了现代政治学的标准，因为政治录用寻求的是德（政治忠诚）与才（业务能力）在个体上的统一，而不是整个社会分为一个政治忠诚合格系统和另一个业务能力合格系统。 

其次，中国的社会功勋制打破了身份界线，将每一个人（除世袭的最高领袖之外）置于完全平等的地位。西方现代政治学不是这样，在政务官的选择上是以资本作为基础，谁钱多谁就可以在国家权力中分一杯羹。西方学者的研究发现，除了极少数人会根据某种政治信仰或观点做出理性政治选择外，绝大多数选民直接受到资本支撑的宣传舆论的控制。以美国为例，二次世界大战后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30年中，美国进行了10次大选，其中报纸支持率最高的候选人竟有8次最终当选。剩下的两次，一次是1960年大选时，美国正处于一场严重经济危机之中，这对已任8年副总统的尼克松十分不利，而肯尼迪利用社会的求变心理取胜。另一次是1976年大选前，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下台，共和党声名狼藉，总统的宝座最后让给了民主党。

最后，西方为了保障文官中立行政和考绩制的运行建立了许多机构。以美国为例，除了联邦人事管理局，还有功绩制保护委员会、联邦劳工关系局和联邦僵局处理小组等等；根据《美国法典》标题5第2301部B节功绩制原则（9），公务员有权利举报违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但这些都没有逃出部门监督的范畴，西方从来没有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监督体制保障政治的廉洁和高效率。现在西方政治学者担心，膨胀的文官力量会不会带来官僚主义的泛滥——那是中国科举制的恶梦。

（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