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扩张而流行于世的各种意识形态话语中，不能不提到“文明等级论”。“ 文明” 的概念在近代早期西方历史当中，并非只是简单作为一个描述某种社会状态的名词，而是有着较为明确的政治意涵。伴随着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进行海外殖民扩张，宗教势力与政治势力结合，以是否属于“基督教文明”为标准来划分世界，凡是不属于信仰基督教的地方，都可以由基督徒进行占有。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下，那些非基督教地区在政治上是属于“非文明”的，他们生活的地方可以被视作“无主地”，因此规范欧洲国家之间行为的法律在那里不起作用，为了传播基督教的义务，为了建立一种高级文明的秩序，象征着“文明”的基督徒可以对那些地方任意进行殖民活动。18、19世纪，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一步将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扩张到全世界，资本主义体制看起来蒸蒸日上，欧洲文明的正面形象被有意识地形塑。与之相对，作为对比或参照对象的非西方地区，就呈现出一种更为“低劣”的样貌，西方人斥之为“半文明”人，后者应该心甘情愿地接受高级文明即欧洲文明的统治。同时许多滥觞于 19世纪的所谓“科学”或“学科”，如人种学、博物学，甚至历史学与政治学，用各种“证据”来“论证”这一点。比如非西方地区的文字如何缺乏逻辑、生活习俗如何“低劣”、政治制度如何“落后”、伦理道德如何“野蛮”、缺乏像基督教那样的宗教信仰等。在这其中，“种族”被视为一个绝佳的关键例证以证明非西方文明低于西方文明。这就是“文明等级论”的基本形态。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既是游戏的参与者，又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可以根据本国利益的考量与具体国际局势的变化，不断地重新定义“文明标准”，让非西方国家永远处于相信有可能通过自我改变成为“文明国家”一员，但结果却总是离“文明国家”还差一步的境地，这样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就不会受到实质性威胁。在此话语里，列强的形象被不断美化，中国的形象则被高度污名化。由于戊戌前后中国士人并未能够清楚分辨这一点，所以他们在汲取新知的同时，常常不自觉地把文明等级论内化为自己分析中国与世界局势时的主要凭借，不少人甚至主动地参与传播文明等级论，视此为与“文明”接轨的不二法门。甚至每当有中西冲突，他们都会本能地认为肇因必然不在于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文明国家”，而一定是由于属于“半文明”或“野蛮”状态的中国所导致。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人出于对中国现状的强烈不满，开始猛烈抨击中国的传统，极力引进他们所了解的西学，希望通过思想革命的方式改造政治与社会。陈独秀认为：“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移植亚美利加，风靡亚细亚者，皆此物也”。相比之下，陈氏及其同志多相信，中国的礼俗、学说，甚至文字，都是落后野蛮的，必须除之而后快。这样的想法对于反思传统礼教的不合理处、唤起广大底层人民的民主意识自有其意义，但这样的言说当中，很明显透露着“文明等级论”的气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执牛耳者中间，最带有“文明等级论”色彩的当属胡适。他早年留学美国，一度和基督教团体甚为亲近，在后者的言说里，中国这样的非基督教国家就是属于有待于用宗教来“开化”的“非文明地区”。胡适晚年在自传里回忆自己参加美国大学里“世界学生会”的美好时光，但在为其自传做注释的唐德刚笔下，这样的组织充斥着“文明等级论”，在里头“不能宣扬中国文化”，那些来自印度、中东的留学生也对此组织的文明观念甚感愤怒。由此可见，在胡适的文明观念里，西方文明之优越、中国文明之低下，几乎成了不证自明之事。
1922年，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强调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号召人们进行反帝运动。对此，胡适立即撰文回应。针对《宣言》中关于帝国主义国家性质与政略的分析，胡适声称：“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比如在民初，“外人所以捧袁（即袁世凯），大部分是资本主义者希望和平与治安的表示。我们可以说他短见，但不能说这全是出于恶意”。如果说这番话可以用在对资本主义的不同理解来替胡适“辩护”的话，那么到了1928年，胡适号召国人应正视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从学理角度来看，取人所长，补己之短，本无可厚非。但胡适对此问题的叙述方式却是：
这种急需的新觉悟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上道德都不如人。因为我们从不曾悔过，从不曾彻底痛责自己，从不曾彻底认错……我们全不肯认错。不肯认错，便事事责人，而不肯责己。胡适的这番见解，关键在于中国应向“谁”认错。如果说中国由于国力衰微而需要向西方列强认错，这俨然将后者视为掌握了真理解释权的“师”，而中国只是一个不争气的“学生”。并且既然“百事不如人”，那么如此“资质”，还怎能奋起直追，努力实现救亡图存、国富民强，这等于说要中国甘于处在由列强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低端位置。从国家利益与大众福祉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让人不知所云。但是按照“文明等级论”的逻辑，这一切就很好理解了。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很难认为胡适此时的言论只是一种受时事刺激的情绪性表达。到了晚年，在冷战的背景下，胡适的类似观点说得更为直接且露骨。为了让美国担负起“反共”的大旗，他希望后者继承19世纪大英帝国的遗业，成为新的世界主宰者。他如是论述这一“遗业”：在座的朋友都太年轻了，不会记得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整个世界的和平。那个世纪被称为“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大英帝国在将近一百年的岁月里，是这个世界一个伟大的稳定力量。在这样的视域里，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遭受的帝国主义侵略，原来不能叫“侵略”，而是在享受着“一个伟大的稳定力量”所主导的“和平”。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对世界其他地区所进行的殖民与杀戮——这些史事在各种历史书中很容易看到——也被忽略不计了。而为了让美国支持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胡适甚至用《孟子》中的“父子之间不责善，则善则离”来形容中（蒋政权）美关系，把中美关系比喻成父子关系，这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平等的国际关系之范畴了。凡此种种，可见“文明等级论”式的立场对胡适的熏染是何等的显而易见。马克思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替代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除了思想上的批判，更需要在现实当中打倒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剥削，进而改变由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世界体系。而在近代中国真正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的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通过党的建设与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不但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对二战之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展开轰轰烈烈的反帝反殖运动起到了极大的启示与帮助。这正如瞿秋白在大革命时期所呼吁的：“只有颠覆军阀，颠覆帝国主义的列强，才有文明”。正是在这样巨大的政治能量之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意义，清楚地揭示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当代世界历史的发展主流。为了创造一个更为平等的世界格局，包括“文明等级论”在内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应当予以坚决的批判。1958年毛泽东在接见非洲青年代表团时说道：西方帝国主义者自以为是文明的，说被压迫者是野蛮的。可是我们没有占领别人的地方，非洲也没有占领过欧洲。是欧洲占领非洲，这就很文明了？欧洲不如非洲，它们占领别人的地方不是很野蛮吗？帝国主义占领我们中国，这就很野蛮……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比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现在我国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我们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宣传破除迷信。就新中国而言，在前30年的建设中，在人均寿命、社会结构、文化普及、国防建设、重工业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大地战乱不断、民不聊生、阶级压迫严重、教育资源稀缺的状况，涤荡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改变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长期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就认为：“毛泽东还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恢复了中国的民气。我刚到中国的时候，做中国人不算一件特别好的事，不是一件令人自豪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马上抬起头了，挺起胸了，宿命论受到了很大打击，改造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使人精神振奋，这其中，毛泽东个人起的作用很大”。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用行动宣告了“文明等级论”的破产。为了更好地构建当代中国的思想话语体系，这一份政治与文化遗产，在今天依然需要继承和发扬。
原题《“文明等级论”在近代中国——一个思想史视角的鸟瞰》，摘自《人文杂志》2021年第1期。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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