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8月24日下午，《中国人的政治教科书<今文尚书>》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2号牡丹科技大厦彼岸书店举行。这是中国实学研究会秘书长徐治道研究员在会上的发言。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源远流长、赓续不断，并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人道，政为大”，政治文明在人类文明体系架构中，具有统揽全局、维衡秩序、引领发展的特殊地位与功能。探寻中华政治文明的原生奥义，对全面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改进全球治理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翟玉忠、付金财两位先生合著的《中国人的政治教科书<今文尚书>》，就是一部探寻中华政治文明原生奥义的精品力作。下面，我主要从一大主题、二大旨向、三大特征等方面，谈谈阅读这部著作的粗陋见解。

一、一大主题

这部著作贯通古今，以“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相结合的模式深入解读作为中国人政治教科书的《今文尚书》。

中华政治文明原生奥义，要到中华政治文明的源头中去探寻。《易传》中讲“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原始要终”彰显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智慧，一方面包含着“探求事物发展的起源和结果”这种通常理解，深层来看也蕴涵着“始”与“终”的关系：“始”深刻影响甚至决定着“终”，“始”奠基了“终”的所有可能，这从物理学中物体的惯性原理、经济学里技术演进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中可见一斑。

中华政治文明的源头在“政书之祖”的《尚书》中。《尚书》最早名为《书》，是中华文明始基时代的典范性政事文献汇编。至今流传着多种《尚书》类文献，作者认为《今文尚书》在《尚书》类文献流传中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历代学人重视的《尧典》《洪范》《禹贡》等篇章对理解中华文明范式有重要作用。“所以，大《六经》工程整理的第一部经书就是《今文尚书》。”（翟玉忠、付金财：《中国人的政治教科书<今文尚书>》，华龄出版社2024年版，第10页）结合“人道，政为大”的观点来看，大《六经》工程选择《今文尚书》作为第一部，可谓规划科学、考证严谨、基础坚实、直击关键、意义重大。

著作由序言、解经与附录三大部分组成，解经由经义、原文、注释、语译四个部分组成。其中序言、经义与附录部分，凝结着作者的学术洞见、显扬着作者的心胸情怀，是典型的“六经注我”解经模式，原文、注释、语译部分仔细推敲、精雕细琢、准确明了、严谨笃实，是典型的“我注六经”解经模式。这部著作弘扬了两种解经传统，这两者紧密结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使得对《今文尚书》的解读达到一种新境界。

二、二大旨向

阅读这部著作，能强烈感受到作者古为今用的创作主旨，这集中表现为返本开新、经世致用两大旨向。（一）返本开新。作者自觉站在当下历史境域，一方面“返本”，即高度重视作为中华文明教科书的经学经典，在这部著作中对《今文尚书》的经义、原文、注释、语译作了系统整理和时代阐发，发掘出新时代语境的中国古典政治学核心命题，主要包括：中央集权的中华大一统国家结构，以政统教、以教辅政、礼乐刑政并用的中华治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中国选举制度，人贵民本的政治文化观念，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等。（二）经世致用。这部学术著作在返本开新的同时，有着鲜明的经世致用旨向。既注重“道”的层面，即揭示中华政治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的基本模式与基本道路；又重视“术”的层面，即揭示中华政治文明的制度建设、方针政策等具体治理之要。尤其可贵的是以家国天下情怀和入世担当的精神，注重面向当今时代的实用价值与实践意义。比如，序言中认为“如果失去了现实意义，经学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其存在的意义”（第12页）；“如何做下级——臣道的现实意义”（第310—312页）等。

三、三大特征

这部著作呈现出古今贯通、中西比较、马中结合等三大显著特征。

（一）古今贯通。作者有着自觉的古今贯通意识，明确认为“研究经学还要贯通古今”（第12页）。整部作品纵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上至尧舜禹时期、夏商周三代，遍历春秋战国、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直至近现代与当下，注重历史源起、演化进程及其当今现实意义的梳理。

（二）中西比较。全球化语境中，中西比较是深入省察政治文明的必然方法。作者有着强烈的中西比较意识与精彩论述，在整书行文中有着大比重的展现，比如：对中西思维方式以及投射到政治领域的比较分析，“中国民本观念比西方公民观念更普世”，“因人情的中华治道比偏执性恶的西方政治更中正成熟”等。

（三）马中结合。我们正身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而来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中国近现代进程中的历史事实，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这部著作的序言与附录部分，更集中地展现着作者对马中结合的相关阐述。比如，主张“全面、深入、系统地实现‘第二个结合’，而不是拿古今相似的概念随意比附”，“第二个结合”“相当于21世纪的‘制礼作乐’”（第390页）等。

细读这部著作，常为作者的诸多学术洞见与崇高使命情怀而击掌赞叹。当然，也有个别独特性观点有待商榷厘定，比如对儒学儒家的独特性理解，“汉武帝罢黜百家，儒家并非王官学，亦在罢黜之列”；“诸子九家直接涉及治国理政的，只有黄老道家，以及归本于黄老的法家”（第403页）等。相信这定能带来切磋争鸣、和而不同的理论提升与学术乐趣。

概言之，这是一部以坚实文化自信与高度学术自觉探索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经典释读著作，在理论建构、系统论证与价值阐发方面仍有潜力与空间，对中国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新时代政治文明建设，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都具有现象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