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现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之一就是探索如何继承数千年之久的儒学遗产。这不仅关系到在民族国家林立之世能否树立起自洽的、有普遍性的政治与文化认同，而且关系到如何处理与儒学相伴而生的中国社会和经济结构，例如士绅支配与农民生计等亟待解决的问题，更与建设现代性与民族性特征兼具的文化息息相关。到了193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剧，并且通过革命实践不断认识到“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弊病，在五四运动中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开始较为系统地思考如何将革命理论与民族特色相结合，挖掘中国历史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培养从中国的历史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的良好习惯。从“新启蒙运动”开始，中国共产党人与左翼知识分子就大力提倡“民族的自觉与自信”。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就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对于继承历史遗产、研究民族文化，毛泽东身体力行。例如，1939年11月初，周扬把自己写的《对旧形式的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一文送给毛泽东看时，毛泽东把原稿中的“老中国”改为“自己的中国”“自己民族自己国家”。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与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开展了一场“学术中国化”的运动，不仅进一步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而且较为全面地重新梳理了中国历史传统的许多面向，包括对儒学传统的重新估定。其中，作为对先秦学术与宋明儒学深有研究、在民国学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嵇文甫(1895-1963)在那一时期的一系列关于儒学的论著尤其值得关注。从这些论著，既可分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探讨儒学遗产，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也可由历史中寻找智慧，为今天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提供理论参考。在阐释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时，推动“新启蒙运动”兴起的代表人物张申府认为：“‘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有的地方不免太孩子气了。因此为矫正‘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我曾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就是认为中国的真传统遗产，在批判解析地重新评估，拨去蒙翳，剥去渣滓之后，是值得继承的。”嵇文甫在此期间对儒学传统所作的大量阐释工作，可以说是在“救出孔夫子”,使儒学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1926年，嵇文甫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后接受组织委派赴苏联留学，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探讨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动力问题，左翼知识界兴起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嵇文甫自然坚信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研究当中的指导意义，强调认识具体历史时期的经济基础与生产关系的重要性，但他认为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史的问题，不应简单套用公式化的马列主义。嵇文甫这一观点背后所体现的逻辑，就是着眼于分析历史上的思想学说的复杂性，仔细梳理思想学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用与影响，避免用简单的视角与结论去审视它们。具备这样的分析方式，就能较为全面地看待中国思想史上的各种学说。他在坚持党的政治与文化路线的基础上，主张发扬民族文化，着力于阐释儒学传统当中的“实践性”与“人民性”,希望能祛除长期附加在儒学之上的玄虚风气与士绅影响，使这种经过改造后的新儒学能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接榫，成为构建中华民族新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新资源。站在今天的角度，或许有人会说，嵇文甫并非对儒学进行“实证”的研究，而是有许多自己的“前见”代入其中。按照诠释学的观点，一切认知都会受到“前见”即历史与传统的影响，人不能完全无视并摆脱传统。此外，在承认传统对后世具有影响力的基础上，必须认识到，长期以来形成的权威并非自然而然的存在，而是依赖于承认，并且这种承认本身即为一种理性的活动。所谓传统也需要不断的肯定、培养与掌握，在此基础上，传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的阐释过程中被赋予新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嵇文甫基于对时势的观察，秉持自己的立场，对儒学传统进行新的阐释，正是努力使其重新焕发生命力，成为中国文化真正的源头活水。或许还有人会说，嵇文甫对待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其实是把后者置于更优先的位置，儒学只是被放在第二位。因此，他对于儒学的阐扬，从出发点上已属“异端”。诚然，嵇文甫以及与他处于同一战线的其他学者，都有十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但正是因为他们相信马克思主义能够使近代中国摆脱危机，觉醒的中国人民能够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翻身解放，所以才有极强的思想动力去认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才会坚信中国的力量在于深厚的文化基础，以及继承这些基础的人民群众。他们之于儒学，虽然强调祛除其中的“落后性”与“封建性”,但较之近代秉持文明等级论与殖民主义话语去论述儒学的言说，无疑更具有主体性与能动性；较之借助儒学来文饰自己剥削与压迫行为的特权集团，则真正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更能体现儒家“天下为公”的优良传统。就此而言，嵇文甫的儒学论述，对于在当前新的实践条件下重新思考中国传统的意义，特别是反思我们究竟需要的是哪种儒学——是具有“人民性”的儒学，还是具有极强特权色彩、旨在恢复一些与现代性价值极不相符的等级制度的儒学——无疑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 节选自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锐先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儒学重估——以嵇文甫为中心的探讨》一文，《现代哲学》2021年第1期。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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