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从政修养学说特别强调“修”与“养”，“养”乃是一种养心、养性。儒家修身哲学既重视“以仁政为先”，更突出“以克己为本”，并形成了一整套“主敬涵养”的修养方法论。中国传统修身哲学的“敬”，乃是一种敬仰、敬畏、敬重，诚如古人所言“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主张修身有敬、事天有敬、待人有敬、治事有敬。

　　朱熹指出：“德字从心者，以其得之于心也。”王阳明提出“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这些观点都是强调修身养心的重要性。曾国藩在其早年修身十二款中特别强调：一、敬;二、静坐;三、早起;四、读书不二;五、读史;六、谨言;七、养气;八、保身;九、日知所无;十、月无忘所能;十一、作字;十二、夜不出门。其中，第一条款就是“敬”，“敬”可以说是儒家强调的一种虔诚状态。在曾国藩晚年日课四条中，更是提到：一、慎独则心安;二、主敬则身强;三、求仁则人悦;四、习劳则神钦。

　　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的“主敬涵养”的修养方法论，主要突出强调了三点：一是“诚意”。《中庸》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在中国哲学中，“诚”是一种具有哲学本体论意义的命题，强调立身处世其根本则在“诚”。所以，《论语》中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天命”是首先必须要敬畏的对象，人的言行不能欺天，勿与天地斗巧。

　　二是“正心”(正志虑)。志虑之正，是正心的根本。吕坤在《呻吟语》中讲：“一念收敛，则万善来同;一念放恣，则百邪乘衅。”往往就是一个念头，善恶则分。古人非常重视在日常生活中的志虑之正。《菜根谭》中讲：“无事便思有闲杂念想否?有事便思有粗浮意气否?得意便思有骄矜辞色否?失意便思有怨望情怀否?”唐朝张九龄特别提出十二个字的主张：“正志虑，端形体，广学问，养性情。”首重正志虑。宋代欧阳修则提出“内正其心，外正其容”的八字主张，强调要从内心深处先修炼自己的志虑，内外兼修。那么，“正心”要 “正”到何种程度呢?孟子曾提出“不动心”的思想，“我四十不动心。”焦循这样解释：“志气已定，不妄动心。”孟子的“不动心”工夫是不假外求、完全求之于内的，这样心才能役物，而不是役于物，否则就“陷溺其心”，而“不动心”则强调“心”要“配义与道”，要“行己有耻”。在中国哲学史上，王阳明“道德自律”说很值得我们今天重视。他提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命题，主张要从内心寻找天理的根据，强调“心即理”“心外无理”，“圣人之道，吾心自足”。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反对知行相分，在他看来，知而未行等于未知。所以，王阳明特别强调：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三是“变化气质”。古人提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别，特别强调要通过主敬涵养，变化自身的气质，以“气质之性”达成“天命之性”。因此，张载主张“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程颢主张“学至气质变，方为有功”。“变化气质”的功夫是一个由内而外的修养过程，也是一种人生的磨炼。诚如古人所言：“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锻来;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只有经过了这样的涵养功夫，才能达成从容、镇定和历经磨炼后的成熟，真正达到《格言联璧》中讲的“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通过不断修养和变化气质，追求理想的人格境界。

　　中国传统从政修养主张主敬涵养的修养方法论，正是要告诉我们要有所敬畏，要至诚至拙，要特别注意正志虑，修内心。一些人奋斗几十年，只因一念之差，一件事没有把握好，就可能栽个大跟头，从一个领导干部沦为阶下囚，其根本在于放弃了“修心”。因此，领导干部要特别注重内在的修养方法。制度尽管很重要，但是同样的制度情形下，有的人却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可见内心世界的差距非常大。传统从政修养学说告诉我们，“以克己为本”不是和自己过不去，而是为了自己过下去，走得更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