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横渠四句教”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一种何等境界追求!

　　中国传统从政修养学说强调对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双重追求，主张“修身”与“为政”的融合，“学问”与“事功”的融合，“成己”与“成物”的融合，在本质上体现了“入世的情怀”和“生命的境界”的双重融合。儒家强调“三不朽”的追求，即“立德、立功、立言”，乃是一种人生的大文章。

　　冯友兰曾提出著名的“人生四境界说”，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给出了一个不断升华的四境界：自然境界最低，往上是功利境界，再往上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地境界。儒家的真精神强调的正是“入世的学问”和“生命的学问”，是一组由自我、社群、自然、天道构成的不断拓展的同心圆。儒家哲学的智慧体现的是成己成物之学，是修己安人之学，是明体达用之学。天地境界也是中国人的文化信仰所在，在天地之间要写一个大写的“人”。王阳明从小追求“理想境界”，他不满足于私塾先生 “科举求功名”的回答，直指本心，“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追求圣贤境界才是王阳明的人生理想所在。所以，他后来特别强调“圣学只是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一生追求“致良知”的生命境界。诚如文天祥所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他追求的乃是“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的生命境界。

　　中国传统从政修养学说主张对于生命境界的追求，追求的乃是一种仁义天下的精神，一种民胞物与、以百姓心为心的情怀。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答：“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儒家强调的精神乃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追求的是一种不断拓展的大生命境界。历史上，范仲淹的“忧乐情怀”，郑板桥的“以竹喻情”等都是生动的实践写照。范仲淹乃是一代名臣，名垂青史，他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后世为官之道影响深远。郑板桥一生为官敬民爱民，他的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流传至今。程颢在《定性书》中提到君子为政的生命境界：“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可以看出，儒家主张“为政以德”的境界追求乃是一种“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理想境界。人生的成功不仅在于“事业上的成功”，更应当突出“人格上的成功”。我们今天汲取传统从政修养的目的，既不是为了要求功名富贵，也不是寻求所谓简单的感官快乐，而是在根本上要寻求一种身心的和谐，获得一种“文化的生命力”。

　　周敦颐在《爱莲说》中独独标举“莲花”，他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芋蔬可卒岁，绢布是衣食，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吾乐盖易足，廉名朝暮箴。”儒家追求的这种生命境界特别注重内心精神的追求，主张以“仁德之心”，超越日常生活的困境，在不断的为政实践中，不畏艰难，乐以忘忧，安贫乐道，勇于进取，从而实现自我的生命境界追求。中国传统从政修养学说强调，要以这样的生命境界追求去影响后人，教育子孙。“人遗子孙以财，我遗子孙以清白。”(南朝徐勉)曾国藩在家训中多次谈到：“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尔等)为大官，但愿(尔等)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绝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惟天下至诚，能胜天下至伪，惟天下至拙，能胜天下之巧。”

　　中国传统从政修养是一种为政的修养，更是一种生命的智慧，为何很多人最后走向了“身败名裂”?可见“保初节易，保晚节难”是一种更大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