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上将

带领空军走上“标兵”之路
    刘亚楼自1949年7月受命组建人民空军以来，励精图治，历经朝鲜空战、台海大空战、国土防空，使新中国空军跨越式地跻身为世界空中三强。在刘亚楼卓有成效的影响和带动下，空军成为解放军最好的军种。1962年，毛泽东提出“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翌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林彪提出“解放军学空军”，空军被推到了最前面，成为榜样中的榜样。也是在这一年，以刘亚楼为首的空军被中央军委树为全军的标兵。
    1964年2月14日，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决定要大力整顿机关作风，并提出要宣传空军领导机关建设的经验，推广空军雷厉风行、狠抓“两头”的作风。后，中央军委领导又说：“在以刘亚楼同志为核心的空军党委领导下，搞成了一个较好的作风，也有了一个较好的基础，被军委立为全军的标兵。”
    2月16日，刘亚楼主持召开空军党委常委会，就落实中央军委指示、整顿机关作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刘亚楼说：“军委要宣传空军，空军怎么办?第一，一定要谦虚谨慎;第二，一定要加强向地方和军区、军兵种学习;第三，一定要埋头苦干，拼死拼活地工作，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2月中下旬，在叶剑英元帅、罗瑞卿总参谋长率领下，各军兵种、院校和北京部队的首长先后来到空直机关大院参观。2月26日、27日，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学习空军经验现场会上，刘亚楼从12个方面汇报了空军机关建设的情况。
    3月1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了一个有4万多军民参加的大会，由刘亚楼介绍空军的工作经验。那个年代，在人民大会堂介绍经验的只有两个人，一是时任石油部长的余秋里，另一个就是空军司令员刘亚楼。
    “九一三”事件后，因为林彪的关系，社会上流行着空军是假标兵的非议。吴法宪晚年称：“刘亚楼代表空军党委总结的五十多条经验教训，那都是一条一条按照事实来进行总结的，每一条都是事实。我们并不愿意被立为标兵，主要是考虑当标兵压力太大，负担太重，这个排头兵不好当。况且，立空军为标兵，不是刘亚楼能够说了算的，甚至也不是林彪个人所能定的。首先是北京市委把空军大院树立为卫生标兵，这引起了林彪的一些想法，然后由他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经中央和毛泽东同意之后才树立起来的。”
    20世纪90年代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回忆：“20世纪60年代，军委号召向空军学习。那时，刘亚楼司令员抓工作有股子狠劲。为了抓落实，他有句口头禅，叫做‘三方对六面’。也就是不掩盖矛盾，有问题就摆到当面。我很赞赏这种工作作风。我下部队时，也常用这种方法，敢于较真，敢于揭露矛盾。”
    这也许是空军建军以来最辉煌的一段时期，有人称之为“刘亚楼时期”。
一听“医院”两个字，刘亚楼倒先急了
    1964年8月初，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全面扩大侵略越南战争，把战火烧到中国南部边界。中国政府决定从各方面全力支援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侵越美军为了查明中国的军事部署，不断派飞机对中国边境进行袭扰和侦察。
    刘亚楼为此又忙开了，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夜以继日。当时，空军在西南边境只驻有少数歼击航空兵部队，防空力量薄弱。在刘亚楼调遣入广西、云南的干部中，除了“U-2飞机的克星”、高炮师副师长岳振华外，还有抗美援朝的空战英雄、空十二师师长郑长华等人。把空军作战计划上报中央军委后，刘亚楼就跟随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出访罗马尼亚了。
    20世纪60年代初，罗马尼亚在赫鲁晓夫的指挥棒下，也一度卷进反华逆流，中罗关系陷于冷淡。1964年，罗马尼亚党政最高领导人乔治乌-德治决心摆脱赫鲁晓夫的控制，中罗关系开始有了转机。在罗马尼亚国庆20周年之际，罗方希望中国领导人前去访问，还说罗马尼亚总理已先后两次访问中国，“中国同志欠我们的账”。在罗方的倡议下，中罗两国决定以互派高级党政代表团庆贺两国国庆为契机，相互沟通，联手反抗赫鲁晓夫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把首次赴罗祝贺大庆这副重担交给了李先念、刘亚楼等人。
    8月16日上午，中国党政代表团踏上了赴罗的航程。代表团在罗马尼亚受到热烈欢迎，规格比其他国家代表团都要高。富有外事经验的中国国防部副部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充当了李先念的得力助手，给罗方领导人留下了美好印象。
    访问日程安排得很满，一向精力充沛的刘亚楼，在最后几天忽然显得疲倦，体力不支，食欲不振，眼睛周围泛起一圈黑晕。李先念关切地说：亚楼同志，你的脸色不对头啊!他毫不在意地说：没什么关系，只是拉肚子，可能是水土关系。他强打精神，时刻注意保持中国军人的威仪。
    国庆盛事成为中罗两国关系由冷变热的分水岭，代表团为走活毛泽东反霸战略棋局立了一功，毛泽东对此十分满意。
    回国后，刘亚楼腹泻厉害，面容又黄又瘦，相隔不过一个月，如同换了一个人似的。本身是医生的妻子翟云英催丈夫快去医院检查。一听“医院”两个字，刘亚楼倒先急了：不行!还得准备向中央汇报呢!拉肚子没多大关系，等等再说吧!
    刘亚楼埋头准备向中央的汇报材料。接着，又找来几位干部到家中谈工作。过了几天，又到南京主持空军“四个第一”落实座谈会。
    到南京后，刘亚楼拉肚子更厉害了，但一天还作八个小时的报告，晚上除找干部谈话外，还要批阅大量文件。秘书劝阻无效，便报告翟云英。翟云英很是担心，打电话给随去南京的空军副参谋长姚克祐，请他督促刘亚楼检查一下身体。刘亚楼知道后，打电话安慰妻子：我这边不要紧，你不要小题大做。翟云英说：你对工作认真负责，我不反对，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总不能不注意吧?一部机器还有个维护时间呢，何况身体。
    话筒里传出刘亚楼的声音：不要紧，垮不了!毛主席那么大年纪了，还日夜为全国、全世界的事情操心，我有什么理由不拼死拼活把工作做好!
刘亚楼提出了一个“甩上去”的战法
    此时，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频繁入侵中国大陆，也容不得刘亚楼休息。美国在扩大侵越战争的同时，频频派飞机侵入中国领空，重点对云南、广西一带的军事目标进行侦察。
    美军鉴于造价昂贵的U-2飞机屡遭覆亡，于是使用新研制的火蜂1型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自1964年8月29日至10月中旬，该机窜入两广、闽浙沿海及中(国)越(南)老(挝)边境地区达九次之多。美军无人驾驶飞机高度可达1.8万米，速度1179公里/小时，航程1282公里。机上装有多架高性能特殊照相机，综合运用无线电遥控和程序控制进行制导，即能完成间谍侦察摄影任务。为了躲避解放军导弹的攻击，该机还配备了相当先进的电子干扰系统。为了打下这种给中国国防安全造成重大威胁的美军无人驾驶飞机，空军于9月底至10月上旬，先后增调比较先进的国产歼-6型飞机至江苏徐州、江西向塘、广东遂宁、广西南宁等地。歼-6最高能飞1.75万米，高度不及无人机，追着追着就进入螺旋状态，拿它没办法。
    有人建议用地空导弹萨姆-2去打，但刘亚楼认为这样做代价太大。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援华协定后，不仅撤走了在华全部地空导弹专家，而且停止了原计划援助中国的另外四套萨姆-2地空导弹，不再供给零部件，中国的兵工厂还没来得及将此导弹仿制出来。1958年以来从苏联引进的五套萨姆-2，只有62发导弹，打一发少一发，弄得导弹部队训练时只能摆摆空架子，连实弹打靶也不敢搞。打不下这种飞机，不知惹恼了多少飞行员。
    刘亚楼琢磨打法，并把有关指战员叫到北京磋商。他提出一个“甩上去”的战法，就是精确计算好美军无人机的航线，并预先设伏，在敌机到来的一刹那，加速冲过最高升限开火。
    10月13日，美机从友谊关窜入广西南宁及海南岛地区，空一师作战分队副大队长邹广如驾驶歼-6飞机迎敌，在1.76万米高度上先后对敌机进行了三次攻击，最后炮弹打光了，也未命中目标。邹广如决心驾机把这架在中国领空肆无忌惮的美机撞下来，与敌人同归于尽。但因高空空气稀薄，飞机操纵系统反应较慢，邹广如动作过猛，结果造成失速，飞机进入螺旋状态。在完全失控的情况下，邹广如只得饮恨跳伞，飞机坠毁。一架歼-6飞机价值数千万元，给国家带来多大的损失呀!更重要的是一击不中，无功自毁，对空军部队是个沉重打击。邹广如返回基地后，引起了许多议论。
    有人说他好大喜功，想露一手，结果丢了脸，摔了飞机。在讲评会上，师首长也批评他蛮干，“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摔了飞机，放跑了敌人，邹广如心里难过，思想压力很大。
    病中的刘亚楼得到作战部队对这次作战情况和部队情绪的报告后，立即复电空一师：“你们的心情我都了解。出了事故总结教训是必要的，但要抓准，不能批评飞行员蛮干。这不是蛮干，这是勇敢，有这样勇敢的飞行员，我们应该自豪，但是要进一步研究一下战术，怎样利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打下敌人具有优势装备的飞机。士气可鼓，不可泄，我相信你们!”刘亚楼的指示在前线部队传达后，引起强烈反响。邹广如热泪盈眶，激动地说：司令员真是了解我们飞行员的心啊!
    该怎样把空中强盗揍下来呢?电报发出后，刘亚楼犹嫌不够，又组织工作组，飞往战地实地研究战术。工作组成员有空军副参谋长姚克祐、军训部长吴恺、作战部长梁璞及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富善等，都是空军能征善战之将。刘亚楼还通知空七军副军长林虎从驻地南宁赶来参加会议。
    在遂溪期间，刘亚楼多次邀请参战的飞行员、指挥引导人员、雷达操纵员和军、师级干部等参加调查座谈会，着重对以往的战斗情况进行详尽分析，力求掌握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性能、活动规律和未能将其击落的原因。经过连续两天卓有成效的工作，弄清了情况，从兵力部署、作战指挥、战术技术和各种保障工作方面，提出了改进措施。（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