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如果我得了不治之症，就快点告诉我，我争取时间，大干一场
    10月30日，刘亚楼带着辛劳过度的疲惫神色，飞赴南京。在战地奔波数天，他真可谓以命相搏了。在南京开会期间，刘亚楼实在支持不住时，才于11月9日到上海华东医院检查。医生发现他的肝脾较过去明显增大，质地中等偏硬，食道静脉曲张，肝功能不正常，怀疑肝硬化，建议继续密切观察，并于半月后复查。
    就在这时，刘亚楼的广东之行取得了辉煌的成果——11月15日，经刘亚楼座谈指点的驻遂溪空一师中队长徐开通，运用并发挥刘亚楼“甩上去”的战法，在海南岛上空首次将一架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击落。通过这次战斗，空军摸到了打敌无人驾驶侦察机的基本经验和方法，标志着中国空军的防空作战能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刘亚楼对此捷报十分欣慰，亲自总结战斗经验，连续忙了数天，于11月21日从上海回北京，旋于翌日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各元帅、总长呈送《关于调查研究对付美军无人驾驶飞机的办法的报告》。
    11月24日，刘亚楼在妻子翟云英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就诊。著名内科专家张乃峥教授带医疗小组为刘亚楼检查。检查结果令他们目瞪口呆：刘亚楼的肝转氨酶高达300个单位，高出平常人四倍多，肝脏硬得像石头。
    翟云英忐忑不安地观察着专家们的表情，瞅个空儿问：张大夫，严重吗?
    张乃峥还未来得及说话，刘亚楼抢先道：张大夫，如果我得了不治之症，“天老爷”下来也没有办法，就快点告诉我，我争取时间，大干一场。张乃峥深感事关重大，决定暂时隐瞒病情，于是安慰道：没什么，别着急，司令员年轻时得过肝炎，一累又犯了。
    刘亚楼的病情牵动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中央领导指示，协和、北京、华东医院的几名教授于11月26日上午集中到协和医院讨论刘亚楼的病情。听取张乃峥的情况介绍后，每个教授都亲作检查(摸肝)，后又继续讨论。空军政委吴法宪、副司令员徐深吉，空军卫生部长刘放等全程参加讨论。
    医疗小组将刘亚楼的真实病情上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毛泽东、周恩来等莫不震惊，年轻的空军成熟了，弱小的空军壮大了，而它的领头羊却积劳成疾，“情况非常严重……应高度考虑肝癌的可能性”。他们当即指示：赶快治!哪里条件好到哪里治，要全力以赴!
    11月26日，毛泽东在刘亚楼22日上报的《关于调查研究对付美军无人驾驶飞机的办法的报告》上批示：“亚楼同志：此件已阅，很好。闻你患病，十分挂念。一定要认真休养，听医生的话，不可疏忽。”
    秘书张克里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先给空军政委吴法宪看了，吴法宪又给每个空军常委看。刘亚楼知道后，对张克里进行了严肃批评，说：主席的指示不要扩散，马上收回，主席对大家都很关心，不是只关心我。接毛泽东指示的第二天，即11月27日，刘亚楼才决定前往上海华东医院治疗。
非癌的误诊让毛泽东十分高兴。病情确诊，周恩来批示不惜重金进口药品
    刘亚楼到上海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当即进行研究，指定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负责组成治疗小组认真会诊，积极治疗。为了让刘亚楼好好治病，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特地在华山路腾出一栋花园洋楼供他们夫妇居住，同时还派来一名高级厨师照料饮食。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责成卫生部和总后卫生部派出由邓家栋、黄大有、秦伯来等组成的高级医疗小组，随后该小组也来到上海。毛泽东本来已派自己的保健医生、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医学界泰斗张孝骞下乡调查，这时也改派他同去上海协同华东医院为刘亚楼治病。
    治疗小组对刘亚楼进行全面体检后，采取了保肝、护脾、补血和密切观察为主的医疗措施。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病情渐有好转。不久，医院用同位素扫描疗法进行诊治，由于技术有限，认为不是肝癌，大大可以治疗，医院将此情况上报中央。刘亚楼1961年抱病率国防工业代表团赴苏谈判期间，曾到克里姆林宫皇家医院会诊，被排除了患癌症的可能。他认为这次也不例外，因此亲自写信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得悉刘亚楼的病情好转，且大大可以治疗，非常高兴，叫中办副主任汪东兴给刘亚楼回信。汪东兴回信说：“主席听完报告后，很高兴，认为你的病已查出结果，可以进行治疗，并又把我手上的信接过去看了一遍，看完后嘱示：‘有病就要安心休养，不要发急，要待病好再工作，当成任务来执行。’上述的话主席要我转告你……”
    就在毛泽东期待刘亚楼“病好再工作”时，4月7日，经医疗专家们会诊，对刘亚楼的病情作出了肯定的诊断，即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发生了肝癌而且是弥漫型。中央核心机构再次震惊了!周恩来指示：国外如有治肝病的特效药，就是花再多的钱也要迅速派人去买来，要尽最大的努力，挽救刘亚楼同志的生命!卫生部迅速增调各地肿瘤专家组成新的治疗小组，并不惜重金从香港进口药品。
    一生屡创奇迹的刘亚楼，在众人的期待中，没有出现转危为安的奇迹。4月中旬后，刘亚楼的病情开始恶化。此后，空军党委将刘亚楼的病情每天一次报告中央军委，两天一次通报师以上党委。
病床上为挚爱的祖国和军队尽最后的忠诚
    虽然中央领导要求刘亚楼“暂停工作”，但他并没有脱离工作，有关的工作、报告只是随之转到上海而已。在病情沉重直至最后弥留之际，他头脑里萦绕着的仍然是工作，一字一句地反复修改文件，听取工作汇报，并多次要秘书将自己的想法用电话传出去。
    1965年1月10日，刘亚楼在病榻上接到又一架U-2飞机入侵的报告后，拖着虚弱的身子直接打电话给率部在包头东南潜伏待机的导弹一营营长汪林，询问部队的战斗准备。1964年8月，导弹一营在云南失利，造成五四三部队首次放空炮、“鸡(机)飞蛋(弹)打”后，刘亚楼多希望一营打一次胜仗啊!听完一营营长汪林的战斗准备报告后，他满意地说：好，一切具体的战斗行动，都由你独立自主处置。党和人民相信你们!
    当晚8点后，一架U-2侦察机飞临包头上空，导弹一营沉着使用反电子预警2号，创下地空导弹部队第一次在夜间击落U-2侦察机的纪录。在尚未完全摔碎的U-2侦察机身上，缴获了美国人新装的一套名为“角度欺骗回答式电子干扰”的设备。敌为我用，国防科研部门马上据此研究新的对抗措施，改进了导弹的电子抗干扰能力。
    刘亚楼在上海接到一营击落敌机的战报，高兴地连声说：打得太好了，我们的一营终于把U-2飞机打下来了！一营终于有了扬眉吐气之日！
    受命入桂作战的空十二师师长郑长华，利用战事空隙，受命来到司令员的病榻前。此时，郑长华正陷于痛心、内疚中。他指挥的空十二师在保持长达六年的飞行安全纪录后，发生了事故。飞赴广西后，一位新飞行员在高空编队时与长机相撞，一下摔了两架飞机。郑长华以为司令员召见自己，肯定会先来一通批评。 谁知，刘亚楼给他的却是安慰：我们空军部队在保证飞行安全上有个理论，飞行安全是相对的，不安全是绝对的，空军师一级特别是像你们这样担负繁重战备任务的机动师，能保证六年的飞行安全，已经很不容易了。事故发生了，当然要总结教训，把坏事变成好事，我相信你会做出样子来的!
    接着，刘亚楼细心地问起空十二师在前线的情况。了解到空十二师因为没有装备新型歼-6战斗机，打美制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有困难时，他当即说：我特批你们四架歼-6。
    摔掉了两架飞机没挨批，还给补上四架新式战机，郑长华一时热泪盈眶，说道：请司令员放心!您好好养病。我们一定把这次事故变成动力，从零开始，再创六年安全，同时把新式飞机使用好，争取早日击落敌机!
    4月18日，空军部队在中南地区上空再次击落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消息传来，刘亚楼兴奋地说：这是对敌斗争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可是病魔同我捣蛋，我不能前去总结这次作战经验了。
    这胜利的消息也许使刘亚楼太激动了，攒集着气力大声说完这句话，不一会儿便昏迷了。两天后，他刚刚清醒一点，就又询问起有关战况。
    4月23日，刘亚楼病情显著恶化。就在这一天，他在审批一本条令后，还写下批语：“这本条令应有一个内封，不然看书的人包上书皮后使用很不方便……”他在昏迷两天后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让人把姚克祐叫到床前，说：秘书长，我的话言中了，条令编出来，上八宝山送给我。姚克祐是空军副参谋长，秘书长是他在空军条令教材编写组的职务，刘亚楼此时不称他为副参谋长而称秘书长，这里面有多少苦心啊!姚克祐和空军条令教材编写小组的同志，一个个潸然泪下。他们清楚记得司令员当初主持条令教材编写工作时立下的誓言：我们空军自己的教材一定要编好，这是百年大计。如果我中途死了，请你们把编好的书放到我的墓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