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17世纪，大量中国瓷器涌入欧洲，深入各阶层的生活，影响了欧洲人的审美观念，在欧洲掀起了长达百年的“中国热”。然而随着明末的战火四起，以及随后清廷的海禁政策，属于克拉克瓷的时代却如昙花一现般消失了。

    平和县地处漳州西南部，南与广东省的大埔县接壤，西与客家地区的永定县交界。以今日的许多访问者的目光来看，这里仍然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虽然地处人们印象中经济繁荣的闽南，长期以来却一直在为摆脱“经济欠发达县”的角色而努力。特色农业是这里的一道风景，“平和蜜柚”是这里最富盛名也是最受当地人重视的农产品，柚林遍布了这里的每一片山野、每一条河谷。

    然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福建省博物院和平和县博物馆联手在该县的南胜镇、五寨乡展开的一次考古行动却引起了瓷器研究界的普遍关注。从1994年11月到1998年6月，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考古人员在平和的山野中发现了数以百计的明代窑址，从中发掘出大量的青花瓷碎片和一些完整的碟盘。1999年11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漳州举行，200多位研究者在整体上肯定了福建省博物馆和平和县博物馆之前得出的看法：它们就是明末从中国销往欧洲等地的克拉克瓷。

    这样的结果令许多平和当地人也都感到震惊，毕竟这里是一个素来被认为是没有瓷器生产传统的地方，为什么却会有着如此之多的明代民窑？它们为何又沉寂了将近四百年的时间呢？

    四百年前的贸易图景

    在对平和的明代民窑进行发掘的同时，考古人员也把目光投向了平和往东一百公里外的九龙江口，那里是明末最繁盛的国际贸易港口月港的所在。在大航海时代的初期，第一次来到中国直接进行中欧贸易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就是在月港购买大量的中国丝绸和瓷器，再把它们运往世界各地。

    虽然从出土的情况来看，当时平和窑所生产的瓷器在制造工艺上与当时的景德镇还有着相当明显的差距，它们的做工与景德镇瓷器比较起来显得粗糙，绘图也没有后者精细，但在当时的贸易格局下，它们却有着无可比拟的运输优势——平和的窑口都设在临溪的山坡上，生产好的瓷器被工匠们搬运到山下，进入九龙江的支流花山溪，最快在一天的时间内，就可以运抵月港，在那里再登上驶往欧洲、东南亚、日本等地的商船。

    对于外销型的瓷器而言，紧邻这样的贸易路线无疑就拥有了巨大的优势，而在16世纪至17世纪，克拉克瓷正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外销瓷，欧洲市场对这种瓷器有着无比的热情。

    最早对克拉克瓷进行命名的是荷兰人。为和葡萄牙人争夺东方贸易的主导权，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02年3月成立。当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武装商船就在非洲海岸的圣海伦娜附近截获了一艘满载着中国瓷器的葡萄牙商船，接下来，在马来西亚东海岸的帕达尼附近，荷兰东印度公司又截获了葡萄牙人的另一艘货船。

    当数以万计的中国瓷器运抵米德尔堡和阿姆斯特丹进行拍卖时，整个荷兰都为之轰动了。这是西欧人首次见到数量如此惊人的中国瓷器，拍卖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仅是荷兰人，就连法王亨利四世、英王詹姆斯一世也争相购买。

    荷兰人依照被掳获的葡萄牙货船的名字Caraca，用荷兰语将这批瓷器命名为Kraak（克拉克瓷）。随后，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海事词典中，这种瓷器被定义为来自中国的精美瓷器。它们的典型风格是胎体很薄，略带菱口边，中心纹饰为人物或动物纹样，口沿处分为数个扇形或椭圆形的开光。

    备受欧洲人喜爱的克拉克瓷，迅即成为荷兰人在中国采购的大宗商品。1635年7月3日，巴达维亚行政长官在给东印度公司主管的信中写道：“在荷兰和法国，对它们（克拉克瓷）的热爱与日俱增。”很多时候，一笔订单就意味着一个巨大的订购数字，比如在1644年7月22日，荷兰东印度公司驻波斯的代表写信到巴达维亚，要求提供20万件中国瓷器。

    明代的《安海志》记载当时的贸易盛况：“瓷器自饶州（景德镇）来，福建乡人自福州贩而之安海，或福州转入月港。”庞大的交易量使得景德镇的瓷器源源不断地来到月港，也在东南沿海催生出如平和窑一样的众多的繁盛一时的民窑。

    平和的江西工匠

    虽然如今的平和已没有成规模的瓷器生产，但这里却一直都是一个出产优质高岭土的地方。南胜、五寨都有着丰富的高岭土储量，它们如今都深埋在柚林的下方。

    在南胜、五寨的明代民窑发现后，研究者也开始关注地方典籍中曾经有过的关于它们的记载。时任平和县博物馆馆长的朱高健查阅地方典籍后发现：刊于明万历元年的《漳州府志》卷二十七载：“瓷器出南胜者，殊胜它邑。”清代重修的《平和县志》记载：“瓷器精者出南胜官寮”。

    朱高健说，可以设想，当“十里长窑”开足马力，日夜生产，火光映红花山溪，场面该是何等壮观，产量该是何等可观。

    但是，规模如此宏大的制瓷业必然需要众多的熟练工匠，他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原平和县治所在地九峰镇东郊，有一个当地俗称“江西坟”的山岗，这里是平和置县以来形成的江西籍移民公墓。研究人员通过对这一处墓地的考察，再联系《平和县志》的记载而得出结论：当时正是大批的江西移民把瓷器制造工艺带到了平和一带。

    平和地方在明朝中期还没有设县，而是归属南靖县管辖。到正德年间，这一片边地爆发了“寇乱”，烽火燃烧十年，1517年的春天，巡抚南赣的王阳明率军进驻南靖，在快速完成“平寇”后，他上疏明廷，析南靖之地设置了平和县，同时选留随军兵众转入地方建设。

    留在平和的江西兵众中有许多陶瓷工匠，景德镇的制瓷工艺因而落户平和。在接下来一百多年里，共有13名江西籍的县令主政平和，王阳明在置县之初设立的治理措施由此一直得以延续。

    对于新兴的平和民窑来说，幸运的是月港也在这一时期开港了，并迅即成为东亚最大的世界级港口。嘉靖年间，明廷连续摧毁了浙江宁波的双屿以及闽粤交界处的南澳岛等民间贸易据点，但也深知东南民众的“通番”不会因这些据点的被打击而消失。几番权衡之后，明廷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在月港设立了“靖海馆”，随后又设立海澄县（取“海疆澄静”之意）以方便管辖“通番”活动，这等于是在事实上承认了此处原本就十分频繁的中葡贸易。

    平和的民窑拥有如此便利的贸易条件，再加上景德镇制瓷技艺的落地生根，迅即和月港同步进入繁盛时期，并在万历年间进入了全盛期。

    国内陶瓷业的翘楚景德镇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原料危机和窑工暴动——万历十一年（1583年），官窑掌握的优质高岭土告竭，为完成皇家强制的庞大烧造任务，御器厂就强取民窑所使用的“假土”中较好的部分，这导致景德镇民窑80%的产品不得不使用劣质原料粗制滥造，万历三十年，民窑作坊主忍无可忍，组织陶工火烧御器厂，矿税太监仅以身免。这样的变故严重影响了外销瓷的生产，为了供应从日本到欧洲的庞大世界市场所需，葡萄牙人不得不在景德镇之外四处寻找货源，一时之间，东南沿海的民窑四处涌现，平和已经形成规模的陶瓷工场，快速变身为景德镇陶瓷替代品的生产基地。

    大航海时代的世界风尚

    1984年至1986年，以“晚到了400年的中国瓷到了”为名的大型拍卖会连续三次在阿姆斯特丹举办，它们都获取了巨大的成功，第一场的成交额就高达3亿荷兰盾，其中一张典型的克拉克瓷风格的八开光青花大盘更是拍出了相当于人民币800万元的高价。

    这些瓷器都是由专业的打捞公司从16世纪至17世纪的海底沉船中发现的。在四百年前的欧洲，它们曾掀起一阵阵的“中国热”。

    在中国瓷器进入欧洲之前，西方人常用的器皿都是以陶器、木器和金属器为主，一开始瓷器都是经由阿拉伯商人转手进入欧洲，稀少而昂贵，那时的欧洲人甚至认为瓷器有一种超自然的魔力，他们确信，如果在中国瓷器中放进毒药的话，瓷器就会开裂。进入大航海时期后，随着葡萄牙人把中国瓷器大量运到欧洲，收藏瓷器开始成为贵族阶层中的一种风潮，葡萄牙国王把瓷器作为国礼，葡萄牙王后则在中国订制带有自己头像的瓷器，赠送给有军功的士兵。到了17世纪，更多的中国瓷器涌入欧洲，不但深入各阶层的生活，进而影响到欧洲人的审美观念，在欧洲掀起了长达百年的“中国热”。

    然而随着明末的战火四起，以及随后清廷严厉的海禁政策，属于克拉克瓷的时代却如昙花一现一样消失了，待到1684年康熙下令解除海禁，中国在世界瓷器市场已不再占有像以前那样的垄断性优势，日本和欧洲的陶瓷工场都已崛起，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采购对象也改为了利润率更高的粉彩和广彩瓷器。

    平和的民窑在经受这一变故后一蹶不振，直到彻底消失于山野之中。在欧洲，最早仿制出克拉克瓷的迈森作坊，则快速成长为欧洲的瓷业中心，经历了3个世纪的发展，如今迈森的瓷器种类已多达23万种，在德国传统高档商品中，迈森瓷器是第二大知名品牌，仅次于保时捷跑车。现在，就连一个小小的迈森咖啡杯也要60欧元，一套名为“一千零一夜”的迈森瓷器，以丰富的人物作为创作主题，价值100多万欧元。

    克拉克瓷的未来

    西方的收藏者热捧克拉克瓷，不仅仅因为它们做工精美，更是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它们回顾一段辉煌的历史，但是在国内，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克拉克瓷才开始引起研究者和收藏者的关注。

    如今在平和县明代民窑发现的克拉克瓷大多收藏在福建省博物院，一些民间的收藏者则从沿海的渔民那里寻找海底打捞上来的克拉克瓷。漳州的民间收藏者林俊三十多年来一直在搜集散落的克拉克瓷，到了2008年，他开始对复原克拉克瓷的生产工艺产生兴趣，并在当年7月于平和县文峰镇的宝桥村建立了一家复原克拉克瓷生产流程的“克拉克瓷研究基地”。在分析了几百块残器的成分后，他做出了一份与明代民窑相仿的胎釉配方，并于当年10月做出了第一批仿制的克拉克瓷，但由于整个过程都是手工操作，聘请工匠的事情一直都让他很为难，因为会手工拉坯的师傅越来越少。林俊希望能通过老师傅的“传帮带”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这“冷门”的手艺又引不起当地年轻人的足够兴趣。此外，林俊仿制的克拉克瓷在烧制过程的次品率也都相当高，往往是烧制50件瓷器，最终成品只有十几件，因为整个过程都是靠工匠的经验来控制传统结构的窑炉的温度，其精准度比起现代化的工业窑炉要差很多。

    目前，“克拉克瓷研究基地”的运转主要由林俊和朋友投入的资金来维持，从烧制出第一批仿制的克拉克瓷到现在已经三年多过去了，这些产品仍没有进入市场。

    那些曾发掘出来的窑口，也仅仅保留了一处供国内外的研究者参观、考察，其余的都一一回填了。对此，平和县博物馆现任馆长杨征说，在没有更好的保护能力和措施的情况下，采取回填的方式破坏性较小，是现有条件下能采取的“最好的保护”。目前克拉克瓷仍然停留在研究阶段，至于进行旅游、仿制等方面的开发，那就“还谈不上”了。

    不过，目前“海上丝绸之路”申遗行动已经启动，平和的克拉克瓷古窑址群有望成为这次申遗中的一个子项目。林俊等人觉得，这或许能在今后成为加强克拉克瓷保护和推广的一个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