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玉忠是二十年前，已记不得为什么事情、在什么场合了，留在印象中的只有一副眼镜和红红的脸庞。后来有回在什刹海后海的九门食府，三个朋友坐一起，交谈和静而悠长，就像湖边从高处垂到水面的柳条。水中的云聚了又散了，树上的鸟落了又飞了。不知不觉间，玉忠人到中年，我也老之已至。

玉忠这些年沉潜经史、出入百家，主持着一个有影响的思想网站，还出版了数种专著，正所谓卓然有成、不负岁月。他不久又将有一部三卷本的文集付梓，来邀作序，我遂得先睹之快。集中有网络文章、朋友通信、会议发言、甚至韵语联语，形式不一而足，而一以贯之的是他对复兴“中华大道”的热忱和执著。

浏览了文集的大部分文字后，曾怀疑自己是否作序的最佳人选，因为我和玉忠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不尽一致。新作问世犹如店铺开张、孩子满月，作序题跋往往等于凑份子送红包。但存同去异净拣好听的说，也有违君子坦诚相见之义、友朋疑义共析之趣。我向玉忠讲了自己的顾虑，他让我“尽管去写，不同处正好补我不足”。百家之中，玉忠最推重黄老，而老子正是以虚怀为天下溪谷。解释人类的过去非一家一派所能独任，构建世界的未来更需集思广益、融汇众流。玉忠今日之有成、他日之大成，理有固然乎！那我就不揣浅陋，就书中几个要点与玉忠切磋商量，并就正于四方高明。

一

文集中有一个核心观点，我试着复述一下：中国早在西周即形成大一统的基本政治格局；中央政府各部门官员从各自角度思索社会治理之道，形成包括“六艺”的“王官之学”；王官之学又衍化为诸子百家；百家统属于政府，彼此配合，相须而非相害，相和而非相争。玉忠这个观点本于传统旧说，但加入己意后更形极致。百家争鸣公认是中国思想史上最绚丽的一章，如何理解它与中国政治传统的关系，不仅关乎历史也关乎现实。

秦并天下，思想上的“百虑”渐归“一致”。刘歆、班固的诸子出于周官之说，即儒家出于司徒、道家出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等等，虽不无根据，但也未尝不含汉代君臣对横行竖列的好尚以及从现实倒推历史的可能。刘、班的说法一直延续到近代，颇让顾颉刚纳闷：悠悠两千载，怎么就没人质疑呢？

胡适发难，否定诸子出于王官，并不是第一声，但声最大。他认为诸子应时而兴，救世之弊，与王官无涉甚至不共戴天。其后有柳诒徵等对否定之否定，不过二次否定与一次否定的差别并不很大，柳也承认诸子之学既“出于古代圣哲”，又“激发于当日之时势”，只不过前者为正后者为副罢了。再后来，胡边的傅斯年，虽视胡说为“公直”，却不以其忽略了“凭籍”为然，“百家之说皆由于才智之士在一个特殊的地域当一个特殊的时代凭籍一种特殊的职业而生”。而柳下的缪凤林则谓，“诸子之起，除受时代之影响为当时之因外，必以王官所守之学为前因”，则虽有前后之分已无主次之别。“王官所守”与“特殊职业”虽不相同却很相近了。其实早在班固那里，也没有否认诸子与当世的关系，他除了说九流“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外，还说它们“起于王道即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蜂出并作”。王官衰而诸子兴，这虽不是汉儒理想的历史，却是连汉儒都承认的历史事实。

古代文化资源匮乏，学在王官，就像今天高尔夫球的知识技能都在“高端人士”手里一样，这很好理解。但要说诸子百家是由衙门统一规划布置出来的，真就不好理解了。王官固有其用，官学自有其长，但官学缺少想象力、创造力以及生命冲动，则是普遍的事实。司马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没有他世袭来的官守，则不会有《史记》；没有其惨烈的人生遭遇所激发的壮烈人生抱负，则《史记》不会异彩夺目、照耀千古。大凡超迈的思想、奇丽的表达都需要思想者表达者独立不羁的意志，能包容这种意志的空间，是“行人之官”的厅堂里多些呢，还是几不管的诸侯边界上多些？我想答案不言自明。百家所发皆“一家之言”，其祖籍或在官学，其“现居住地址”实在私学，孔子就是私学的老前辈。各家固然都盼望天下一统、别家出局，但他们的“蜂起并作”实非一统的天下所培养和乐见。至于说诸子价值观上有相交，术语上有共用，客观上有互补，那也无碍他们形成不同的思想倾向、各异的治国路径以及你上我下的竞争的关系。街上相距不远、卖一样糖葫芦的摊贩尚且背后互相打假，何况那些颇具规模且各具面目的流派思潮呢？

二

与上面那个核心观点密接的，是玉忠的一个核心主张，即恢复“六经”的神圣性及权威性。玉忠认为中华的初心在六经，六经的主旨为礼义，礼仪的灵魂即“因人情节人欲”。

经，直截了当说，就是绝对真理，不用想也不能疑。管理国家统治人民外靠刑罚、内靠教化，而拿来就信、信了就做的绝对真理实乃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教化。六艺本为相对真理，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文、史、数、音、思政各科的教材，没有多不得了。其中有些也实在不像个“经”。如果哪天一声霹雳把我轰回两千年前、扔在汉帝的位置上，我可能会诏令老子《五千言》为五经之首。六经其实是被一代代儒门经师从相对真理揉成了绝对真理。就以《诗经》开篇那首大家都会背的《关雎》为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到了以礼笺诗的郑玄那里，成了淑静的王妃协助夫君搞好三妻六妾的关系；而“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则是讲，该妃团结了众姐妹之后，又朝思夜虑，从中精选出特别贤良的一位帮她张罗祭祀大事。无论什么样的书，旁边站着这样一帮讲政治的翻译，不成经几无可能。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六经在过去时代作为伦理教本的积极意义。即便对其有点可笑的权威化、神圣化过程，也应存一种历史的同情：要在捉襟见肘的资源条件下实现较好的教化目标，找几本书出任“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应该是很不错的选择。

对近人的疑古包括把群经请下神坛，我们应同样给予理解。毕竟时代改了，天地换了，构成“古人”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因素都发生了变化，《山海经》的世界观被地球仪的世界观取代，郑玄、朱熹所不会疑的，胡适、顾颉刚则不会信了。现代的疑古思潮确有过头失当之处，具体问题尽可继续争论，前不久还读到一篇论文，沿着《毛诗》的古道论证“窈窕淑女”即莘国公主、周平王的妃子大姒，《关雎》作于合阳。但总的说，要让诗、书等六位重新“神圣”“权威”起来，即便真有这个需要也早无这种可能，道理无须烦言，到大街上走走就清楚了。六经不是没有现代意义，它们宛如奇妙的琥珀，珍藏了我们民族早期的记忆，其中不少关于人生社会的智慧也历久弥新，值得后人诵习把玩。让它们的某些章节像古今中外其他优秀读物一样浸润少年人的心性、丰富成年人的思想，这应该是六经在当今所能得到的最佳职位、所能发挥的最大余热了。

玉忠主张的“因人情而节人欲”不但面对了人类社会尤其是现代生活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而且也抓住了儒家人性说相较于佛家和自由主义更近乎中道的特点。当今之世，市场经济、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平等主义的价值观等诸多因素协力联手，将社会成员的平均欲望推向新高，穷的难受，富的没够，亿万条肾上腺忙得都快冒烟了。如何认识并安顿好欲望，亟需社会思想来贡献真知灼见。玉忠提出“因情节欲”，我虽不能肯定“因情”的确切含义，不过节制人欲而不过分意思是清楚的，对此我非常认同，但还想提几点意见或建议。

其一，玉忠对“人情”“人欲”的理解似有偏颇，因为他认为“人性本静”。人性是人世的源头、人文的基础，对人性的理解差一个字，对社会的构想就能差半边天。人性确有静的一面，但也有动的一面。有人好动，有人喜静，少年奋起，老来躺平，实难一概而论。不过就文明发展的总趋势看，人欲不可能不强，不强则人类还在树上望月，不可能飞向月球和火星；不过争心也不可太强，太强则烽烟四起、社会土崩瓦解。动静大致平衡而动稍胜，这也许才是思想者所要立足的客观人性吧。社会要健康的发展，动的进步与静的保守，犹如人之两足、艇之两桨，缺一不可。其二，欲望的管理不止“节”“纵”两端，“导”也是一途，所谓“性犹湍水，导之东则东流，导之西则西流”，沙子可做建筑材料，洪水可肥沃土壤，合理引导、利用欲望的空间不可谓小。其三，因人情节人欲是玉忠对六经的极度提纯，很难想象一位普通的大学生或研究生能从《周礼》《易传》读出这样的意思来——假定他们真能读得进去。这意思并非六经独有，况且时代变了，有的是生香活色的新方式新形式，所以倒不如让提取物跟原料脱钩，把“因人情节人欲”的主张放在其他花花绿绿的胶囊或糖衣里给需要的人服用。

三

上面说了对前人信古的理解，也说了对近人疑古的理解，下面再说说对今人尤其是玉忠崇古的理解。

自上上个世纪下半叶，地处欧亚大陆东部、一向自行其道的中国遭逢欧美现代文明的全球扩张，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一时人仰马翻，至今犹在震荡之中。有冲击就有反弹，何况是如此大地山川、如此历史文明的神州呢？冲击大体分前后两波，一波近代，一波当代。近代那次我们读过没经过，当代这次我们经过还写过。以我本人为例，近二十年前写作舞台剧《我们走在大路上——近三十年的社会心理史》，对上世纪末西风中如醉如痴的人心世态多有慨叹、极尽讽刺，引两句戏中的台词：

路人甲过路人乙：瞅中国这路面，我妹回国省亲，一下飞机高跟儿就撅了！

路人乙伸手拭面：瞧中国人这他妈素质，吐沫星子喷我一脸！！

我是想说，同在反弹系列，我能体会玉忠作为中国读书人的民族情感，能理解他对“西方文化”的积怨，也能同情他“返本开新”的思路。

不过对于“本”，我的理解和玉忠若有不同。在我看，天地间只有生生不息的人民方为一切之本——不违其本性谓之“守本”；满足其基本需求谓之“固本”；实现其根本利益谓之“务本”；从人民出发走到人民对面或上面谓之“忘本”；拿人民说事儿却不给人民办事谓之“本末倒置”；拨乱反正回归人民谓之“返本”。至于上下古今中西内外种种学说方略路径手段包括六经，都只是 “用”。“用”是“本”的雇员，干得好干，干不好走人。

也许玉忠要返的“六经”、“礼义”、“中华初心”原是就“用”而言，只不过认为那才是真正有用于我们人民的根本不易之道。中国的事，没有理由不向中国想办法。但办法而已，也不必画地自限，非“中”不可。老百姓从来不拘柴锅电饭煲，怎么方便怎么来，什么合适用什么。玉忠断言六经为未来“人类文明的灯塔”，则对中国办法的自信流于自是了。入山深而执念重，以为大道存焉、万物备焉亦属人之常情。中学如此，西学又何尝例外？玉忠“返本”，取中取古不错，唯中唯古则过。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文明改天换地，影响人类发展至深至远，虽然其间多有不公不义，但否定了它，我们非但衣食住行要停摆，恐怕十句话有八句都说不齐全。同样，佛教的东来为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开辟了新的局面，给中国文化转来新的基因。由此而生的理学，使中国哲学及思想在思辨、形而上方面更上一层楼，实不宜以“空谈”“虚言”一笔抹杀。“天下之中”本来仅限于晋南豫西一隅，华夏是在不断的汉化与胡化过程中才变得广大深厚、多姿多彩。毛主席在上个世纪倡导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应成为这个世纪思想者应有的胸怀和气局。

和那些追风赶潮、拿古文辞当唇膏用的人，和那些由白宫向故宫仓促转轨、跑得从上气不接下气的人不同，玉忠几十年研习古代文献下的是真功夫，带的是真感情，否则不会对新出土文书的某字某义那样津津有味、孜孜以求、乐此不疲。他考辨墨家“非攻”与“无斗”的区别，洞幽烛微，让人钦佩其心思细密之际感叹他真没入错行。类似的例子集中俯拾皆是，这里就不再罗列。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玉忠见了美女什么样我缺少观察，但此人之好学，当不逊世人之好色。

为中华文化的重生再造，几代读书人觅道求索，把能找的地方都找了。有人以为探骊得珠，结果发现竹篮打水；有时欢呼终点在望，走近了竟是起点。来路迢迢，前路隐隐，时代需要诚心正意的思想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实话说，揽活儿的不少，值得信赖的不太多，但玉忠是其中一位。本文喋喋哓哓，商榷复挑剔，正是期之殷而责之重也。

黄纪苏

2022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