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过去是严重的道德犯罪。”

面对19世纪埃及疯狂的盗墓和文物破坏行为，科学考古学之父、英国埃及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Flinders Petrie，1853~1942年）愤怒地写下了上面的文字。

我们永远感谢皮特里，他在考古学和文物保存方面首创了成体系的方法，拓展了人类自身的知识，延长了历史本身。

对文物的破坏是野蛮行为，对文化的破坏是更为野蛮的行为。

当太多人将中国文化等同于儒家，将百家之母《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等同于儒家经典的时候，中华文化的真相被野蛮地屏蔽了。

有人问我：如何用最简洁的文字概括中华文化的博大与精深？每当这个时候，我都想起唐代诗人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的诗句：“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站在全球文明的视野，考察绵延不断近万年的中华文化，你会看到它震撼人类文明的气势、波澜壮阔百家争流的恢弘！

说它震撼人类文明，因为“不仅摆脱了巫术，中华文明也摆脱了一切宗教束缚，是这个地球上唯一超越神和神话信仰的复杂文明体系。中华文明脱去了宗教形式的外衣，直指内外不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的大道；反观西方文化，尽管已进入21世纪科学昌明的时代，但其基础仍然是犹太一神神启宗教。中国文化不是这样，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与西方文化相反，她主张‘道在帝先’、‘民为神本’、‘神不胜道’。”（本书下编十三《人命关天——中医背后光芒万丈的中华文明》）

说它波澜壮阔百家争流，因为中国文化“‘一龙生九子’、‘茫茫九派流中国’，西周王官学《六经》衍生出诸子百家。在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的轴心时代，从经学到子学，中国文化逐步走向了成熟。《汉书·艺文志》说诸子是‘六经之支与流裔’，将诸子比作六经的支流与衣裳末尾。”（本书上编一《中华政教一龙生九子，中国文化一花开四叶》）

中国学术源于大一统的西周政府官方学术“王官学”，锚定了其学术本身统一性（相通）特点。王官学主要指当时治国必备的《诗》《书》《礼》《乐》“四术”。这种学术框架影响深远，直到春秋时代的孔子，仍以《诗》《书》《礼》《乐》教育弟子。《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

《礼记·王制第五》说，负责大学教育的乐正应特别重视大学生必修的四门课，每门课都要设有老师——用先王传下来的《诗》《书》《礼》《乐》培养人才。春秋两季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礼记·文王世子第八》也提道：“秋学《礼》”“冬读《书》”。

周代《诗》、《书》几乎是政治教科书的代名词。《国语·周语下》载公元前550年太子晋的话说：“观之《诗》《书》，与民之宪言。”对春秋时代的精英来说，《诗》《书》具有崇高的地位。饱读诗书，遵守礼乐是德行高尚的象征。公元前633年，晋国作三军，选择元帅，赵衰推荐郤縠，其理由是郤縠喜爱礼乐而重视《诗》《书》。并说《诗》《书》是道义的府库，礼乐是道德的表率。《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于是乎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

春秋时期，熟知礼乐、心系天下的孔子怀着重建社会秩序的理想，开始了对西周王官学的系统整理和改造。他最大的贡献是将《春秋》和《易》高度义理化了，大大提高了两书的地位，使之与“四术”并列，合称“六经”（六艺）。

不过直到战国时，《六经》之说仍不见得十分流行。先秦儒家也极少称引《易》，却大量引用《诗》、《书》。在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战国中期竹简《六德》中，我们才开始读到后来儒家“六艺”的内容：“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但在同一墓出土的《性自命出》中，仍将《诗》《书》《礼》《乐》称为“四术”，没有提《易》和《春秋》。

孔子一方面上承西周王官学，开创了《六经》学术体系，另一方面，其弟子和再传弟子发挥《六经》，分化出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诸子百家由是生焉！

德行，即礼义修为，为百家所共修。因为儒者主教化，所以其德行科有很强的普世性。这方面突出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政事，即处理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社会诸事务，后流为黄老道家、法家、兵家诸家。这方面突出的有冉有，季路。

言语，包括名家和纵横家，修习言语科的人先秦被称为“辩者”或“辩士”。这方面突出的有宰我，子贡。

文学，即古代经书，也是后世“游文于六经之中”的儒家所研究、传习的内容。唐代颜师古《汉书·西域传》下解释“为文学”说：“为文学，谓学经书之人。”这方面突出的有子游，子夏。

至战国，“孔门四科”终于流变为分属不同社会功用，相辅相成的诸子百家。子夏、荀子这样的文学大儒，皆传授后世的百家之学，比如子夏的学生包括墨家的禽滑釐、兵家的吴起、道家的田子方等，法家著名人物李悝也受业于子夏门人。

可惜，汉以后，孔子所传四科之学渐次分崩离析——道术为天下裂，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大道沉沦！礼义之学强分为大戴、小戴，名学散入墨家与名家，纵横术理论与实战案例分列纵横家和史学，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长期埋没于《管子》一书······

至宋代，儒家独尊开始真正形成。除了与儒家多有相关的德行、文学两科，诸子百家皆成异端。德行科受佛教禅宗的影响，被高度佛学化了——脱离中华文化在人事中修行的根本，落入空谈心性的泥潭不能自拔。

进入20世纪，随着西式大学教育的全盘引进，许多学者开始用西方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学术框架肢解中学。

悲夫，斯文危矣！

是我们恢复国学真相的时候了。面对数千年中国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数百年整个人类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不仅需要新的政治学、经济学、生活方式······我们还需要的是一种崭新的文明范式，一种足以支撑人类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范式。

这，迫使我们将目光投向崛起的中国，重整文化山河，从中国古典学术体系的金矿中找到一条有迹可寻的可替代道路。

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本书的目的是让海内外学人一览中国文化的巍巍群峰。如果在狭隘的儒家独尊视野之外，读者能看到另一个中国文化，笔者幸甚。

乌云可以遮蔽阳光，但乌云不可能永远遮蔽阳光！

我们坚信这一点！

翟玉忠

2021年6月29日星期二

（摘自翟玉忠先生《文脉寻根：重新发现中国文化》，该书由华龄出版社2022年出版；购买作者签名版请加微信：zhai2005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