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学，即西汉学人所称的道家，其内在思想结构融通道、术，“自道以至名， 自名以至法”（刘向《尹文子叙》），从中我们能清楚看出先秦时代百家和合，中国文化“道术未为天下裂”时的恢宏壮阔！

这里的道是超越名相的形上之道（完全不同于西方哲学中的metaphysics），[1]法属于有名相的形而下范畴，而名则贯通形上形下。黄老学道、名、法一以贯之的学术特点不仅表现在传世和出土的黄老书中，也是诸多新出土的道论文章的重要特点。

比如上博简《恒先》，在论述了天道之后，马上论述了名及事（实），上面说：

“有”出于“域”，“生”出于“有”，“音”出于“生”，“言”出于“音”，“名”出于“言”，“事”出于“名”；“域”非“域”，无谓“域”；“有”非“有”，无谓“有”；“生”非“生”，无谓“生”；“音”非“音”，无谓“音”；“言”非“言”，无谓“言”；“名”非“名”，无谓“名”；“事”非“事”，无谓“事”。[2]

这里的相生顺序是：域、有、性、音、言、名、事，重点强调的是名家名实相副的道理。

《恒先》的结尾，则论述了复归清静，自然无为的道理。上面说：

举天下之为也，无舍也，无与也，而能自为也。举天下之生，同也，其事无不复。[3]

那么，为什么黄老学能够道、名、法兼具呢？

这是因为战国至西汉，黄老道家折中诸子，集百家之大成。也因此，黄老道家在中华文化中具有了独特的地位——在西周王官学之后，将中国文化又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

西周王官学与黄老道家皆言治道，皆为南面术，但后者经过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研习，已经是一种高度发展了的思想体系，进而成为西汉初期的治国指导方针，亦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习道论于黄子，故其《六家要指》中论黄老学术，最为精当。其论道家体用云：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这里的“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是诸子合于中道的可取之处。以大道为标准，黄老道家对于百家的所取、所去，我们不防按司马谈的论述列表如下：

表一：黄老道家对百家的去取

正是由于集百家之大成，才有了黄老学的博大恢宏。在《六家要指》的开篇，司马谈就引《易大传》中的话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今本《周易·系辞下》作：“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那么百家同归于何处呢？归于南面之术黄老道家。司马谈指出：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百家和合，殊途同归的看法，是汉人对诸子百家相当普遍的认识。《淮南子·齐俗》上说：“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体也。”《淮南子·氾论》也说：“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

若我们将《汉书·艺文志》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家的去取与司马谈对诸子的去取相比较，会发现二者多有相通之处。只不过《汉书·艺文志》已经有了强烈的崇儒倾向而已，甚至称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表二：《汉书·艺文志》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家的去取

从上表中我们看到，道家中也有激进的“放者”，即杨朱、庄周一派，他们“绝去礼学”，“兼弃仁义”，“独任清虚”。此类竟然成为后来道家（教）的演进方向，而黄老之学几尽失传——道家失中道而落入偏狭，这是中国文化的极大不幸——历史真是充满了吊诡！

今天，学人言百家，不知取舍，过度强调百家争鸣。以至于谈大道，亦有了儒家之道、法家之道、道家之道的不同，岂不怪哉——百家同归于黄老，岂虚言哉！

两千多年前，《庄子·天下篇》的作者就慨叹：“……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两千多年后，如果我们仍不识大道，不知学术之大本大源，于诸子百家不知取舍——光看到百家之异，不见百家之合，继续走过去一百多年来西方学术碎片化的道路，我们只能离中国文化内圣外王，道、名、法一以贯之的大道愈来愈远。

今天，这是国人必须面对的严肃问题！

注释：

[1](美)陈张婉莘：《追求道家形而上学的中心思想——希腊形而上学和道家形而上学的比较》，《道家文化研究》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81~395页。

[2][3]赵建功：《<恒先>意解》，《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15~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