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庞朴先生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的马王堆帛书《老子》与《五行》研究、“火历”探索、思孟五行新考、公孙龙子解析、阴阳五行探源、楚简《五行》新解，以及关于中国文化起源研究诸多大作， 曾在学术界掀起层层波澜，北京的学者多尊称他为“庞公”，不无缘由。最近，中华书局推出庞公的新作《中国文化十一讲》，读之再三，益加感叹其学的廊庑之广与堂奥之深。

　　此书是庞公为北大哲学系研究生授课的讲稿，也是将平生研究成果课程化的结晶。庞公先构拟了世界的源头、秩序、结构、范畴、价值观、认识论等这样一个框架，然后提出了全新的理论体系，而其主旨，则是要挑战现行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这是该书最吸引人的地方。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为数极少的几大原生文明之一，它是在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中自发地形成的，很少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这就决定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必然会有某些鲜明的个性。在“万物的源头”一章中，庞公跳出了盘古开天地、女娲抟土造人之类的神话俗套，直接用郭店楚简中的《太一生水》来谈讲中国人的宇宙发生论：“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四时复相辅也，是以成寒热。寒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止。”造物主太一先生了水，水反过来协助太一生了天，天反过来协助太一生了地；如此转相辅助，先后造就了神明、阴阳、四时、寒热、湿燥等。如此复杂的造物运动，可谓旷世未闻，令人叹为观止。郭店简乃新近出土的第一手资料，是地道的中国货，很新，也很权威，中国人思维的独特性，于此可见一斑。

　　以往讲中国人的哲学思维，往往从阴阳讲起。但是，用阴阳、五行来进行抽象思维，当属比较高的层次，它不可能是人类认识的第一个台阶。在它之前，是否还有更为粗浅的层次？似乎很少有人考虑过这个问题。庞公注意到了《尚书·洪范》的一段天书般的文字，说是天帝曾教给禹一套被称为“洪范九畴”的治国大法：“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这段话想表达什么？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之间有何关联？历代注疏家大多随文诠解，不求大旨。庞公认为这段文字反映了中国历史在混沌之后、阴阳与五行之前的那个时期的思维状态，人们的归纳能力还比较低下，因而呈现出一种“杂乱无章的多”：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等，庞公名之为“杂多”。“洪范九畴是标准的杂多思想”。到了殷商，原本是杂多之一的“五行”地位渐次上升，跃居于思想界的中心位置；进入西周之后，“阴阳”才成为主流思想。

　　庞公进一步指出，《逸周书·文酌解》中的“则有九聚，德有五宝，哀有四忍，乐有三丰，恶有二咎，欲有一极。极有七事，咎有三尼，丰有三频，忍有四教，宝有五大，聚有九酌”一段话，也是把万物分为若干个类，类中包含有数，数再引出子类、孙类等数目化的亚类：

　　万物被分成不同的类，每一类下分列着一定的数；数又排出新的类，类又带来新的数。其中，数是抽象的，类则比较具体；而数类既使得数具体化，又使得类抽象化，形成一个介乎抽象与具体之间的东西。于是数和类共同构成了一个适用于天下万物的分类标准，我叫它数类。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时期用数类来规定事物。

　　庞公的这一结论，完全符合学术逻辑，理该如此，堪称是真知灼见！《洪范》这段历来被囫囵吞枣地阅读的文字，居然蕴藏着如此丰富的素地。“杂多”时代的揭示，激活了人们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识，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书中有些似乎很难说出新意的话题，例如阴阳。西方人好以两点论看问题，而阴阳则成了诠释两点论的最佳例证。而这些问题到了庞公手里，同样能说出新的见解来。《易传》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段人人耳熟能详的话，通常的理解是：八卦是由太极不断裂变而来的，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太极生两仪，如同剖西瓜，一分为二，阴阳判分，两者对立。庞公认为这不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阴阳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一种辩证的宇宙图式。“阴阳”本身不是“道”，阴阳的变化和变化之理才是“道”。他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不是‘两点论’可以概括得了的”，“一阴一阳”“关心的是前景和未来，是动态的，发展的”。太极生两仪的形态，是如同“太极图”那样，“是让两仪相偎相依，相反形成，有始有终，有起有落”。

　　庞公将诸多的发现，作为彰显中国文化个性的支撑。他尽力查找出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之处，这不是为了如同许多学者所做的那样，讥讽中国哲学的不入流，而是分析其所以如此的合理原因。例如，庞公在谈及“杂多”时代时说：这个时代的思维特征就是抽象而不彻底。在西方人看来，这是一件坏事情，但在我看来，彻底而不抽象是某种有意识的保留，是带着具体的抽象，带着感性的理性，是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的一种状态。过去，我们从西方人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文化，所以，对这个时代和此种思维方式有所忽视。

　　又如，他在谈到“数类”的问题时说：

　　古希腊人把世界规定为数，而古代中国人则把世界规定为数类。我们不能由此断定中国人的抽象能力差。虽然西方人常常这样批评我们，笑话我们。事实上，中国古人似乎不愿意彻底抽象，不愿意完全脱离具体，他们愿意带着感性思维来认识世界。他们不愿意把事物完全抽象化为符号化的12345；如果一定如此的话，12345也要带着水火木金土这样具体的东西。

　　我想，庞公所为，不是为中国文化护短，而是基于深入研究之后形成的文化自信。人类文化原本就是多元的，不可能千人一面，犹如牵牛花、牡丹花都是花，但各有个性，不必用牵牛花的样子去指责牡丹花，反之也是一样。尊重民族文化个性，使之享有平等的话语权，是文化走向繁荣的前提。而探寻民族文化的个性，是平等地进行对话的基础。

　　庞公何以总是新见迭出，原因恐怕不少，在我看来，重视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当是重要原因之一。庞公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是从文本中发掘而来。例如上古时代的历法，学术界的定见是只有夏正、殷正、周正等“三正”，即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如此而已。但是，《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六月鲁国发生的一次日食时说，这次日食正当正月初一。六月初一怎么会正当正月初一？这段文字扑朔迷离，由于读者知识结构的缺陷，不少人干脆跳了过去，存而不论，几乎没有人深究。庞公读《左传》至此，认为大有问题，他根据《左传·襄公九年》关于“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左传·昭公三年》“火中，寒暑乃退”等记载，认为尧时存在过一种既不按太阳，也不按月亮，而是按大火星（心宿二）纪时的历法，庞公称之为“火历”。这个说法很新奇，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这是庞公读书过人的结果。

　　再如。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竹书中有一篇《子羔》，该篇第2简的简文为“与抑尧之德则甚明与孔子曰钧也”，第6简简文为“尧之得舜也舜之德则诚然”，看似两句没头没脑、不知所云的残句断语。庞公指出，这两支简原本前后衔接，只是误被整理者颠倒，并且被隔开了，应该是第6简在前、第2简紧接于后，他复原并句读如下：

　　尧之得舜也，舜之德则诚然与、抑尧之德则甚明与？孔子曰：“钧也。”

　　经由庞公的手眼，这段文字顿时变得文从字顺，大意是说，子羔请教孔子：尧从民间得到舜、并且举以为天子这件事，是由于舜的德“诚然”呢？还是因为尧的德“甚明”呢？孔子回答说“钧也”，一半一半吧。毫无疑问，庞公对简序的更正完全正确，令人感叹。由此可见庞公对于简帛文书的熟悉程度。

　　又如，《左传·庄公》四年有“楚武王荆尸”一语，其中的“荆尸”一语历来不得其解，此词又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庞公根据云梦秦简中“正月，楚荆夷”的记载，指出“荆夷”即“荆尸”，这句话是说：周正月，当于楚国的4月；而知荆夷是楚国历法专有的月名。由此，《左传》的两段文字犁然贯通，涣然冰释。

　　今年是庞公八秩大庆，谨以此小文为仁者寿，并就教于庞公。

（庞朴先生《中国文化十一讲》一书由中华书局2008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