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知，当前出版业对两类图书已经司空见惯。第一类是介绍大宗商品的书，作者试图通过讲述食盐、土豆或鳕鱼是如何改变整个世界的，将个例普遍化；第二类是利用大量数据，对行将土崩瓦解的反全球化阵营，从正面予以痛击，对世界银行以及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数据进行炮轰，将劳工运动(Luddism)堡垒摧毁成瓦砾。

读者对这类出版物的厌倦情绪不断上升，不仅是因为这类图书毫无价值或令人乏味，而是因为看的书超过一、两本之后，人们不禁会有如下感想：第一类图书过于夸大了某一种产品的影响，颇有炒作和渲染之嫌；而对第二类图书而言，只要一本权威的参考书目（现在已有好几本了），就足以在全球化所处的宏观经济层面提供足够佐证。

华盛顿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学者皮厄特拉里奥利(Pietra Rivoli)已开始尝试一种新的综合性手法。她通过一件T恤衫的旅程，对现代经济进行了描述：从美国德克萨斯种植的棉花，到在中国经过纺纱、针织和缝纫几道工序后制成T恤衫，再回到美国进入零售环节，最后这件T恤衫被回收，以二手或破旧衣服的形式进入东非，被当地虽然贫穷但同样精明的消费者买去。

这种叙事方式获得了极大成功。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他最近有关全球化的《世界是扁平的》一书(The Worldis Flat)中，讲述戴尔电脑生产链时，尝试采用了类似的叙事手法。虽然弗里德曼也是用单一产品的例子，牵强地将之普遍化，但里奥利是通过细节传达信息，更具可读性，也揭示出更有普遍意义的教益。

里奥利的方式是对弗里德曼天真的冲动的一种纠正，令人耳目一新。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即便是T恤衫这种在全球经济中无所不在的产品，其生产链形态不仅取决于比较优势发挥良好作用，在极大程度上还要受制于政治和游说团这些不良因素。

比如，制成T恤衫的原料仍采用在德克萨斯种植的棉花，这一事实不仅是因为美国南部各州拥有肥沃的黑土地，也是由于政府对该行业投入了巨额资金，以及坚持不懈的游说行为。里奥利一针见血地指出，对生产环节的直接补贴，以及政府常年支持下投入的大笔投资，正在损害西非地区广大棉花种植者的利益，他们比德克萨斯的棉花种植者贫穷得多。与他们在德克萨斯的竞争对手相比，他们缺少杀虫剂，马里(Mali)的棉花种植者不得不用手捏死吞噬棉花的害虫。确实，从奴隶制度到现代的企业生活区，南部美洲的棉花种植历史依赖于规避、而非接受劳动力市场的自由运作机制而发展。然而，连里奥利也低估了其它国家（如巴西）对美国棉花可能造成的损害，如果终止了美国棉花种植者赖以维持生存的有利因素的话。

下面我们来讲下一个生产环节——中国。有关制造棉布和T恤衫的描述全部归结于这一观点，即被富裕国家视为力争下游的工作，在中国工厂的工人看来，却是一种力争上游的机会。这些工人是主要来自农村地区的女工，除了从事辛苦异常的农业劳动外，少有其它出路。这种观点看似常见，但有必要再次提出。最近，据称英国爆发了某丑闻事件，在支持“让贫穷成为历史(MakePovertyHistory)”活动的参与者中，有些人所戴的白色护腕是由一些未能通过“道德审查”的中国工厂生产的。这些中国工人中一些人的待遇无疑可以、也应该得到改善，但正如里奥利所总结的那样：“这显然会比农村生活强。”

该书中最有趣的可能是后半部分有关美国纺织品行业活动议案说客的描述。中国产T恤衫运回美国销售，代表美国纺织品行业利益的游说者，已经使规模很小且奄奄一息的美国纺织品行业竭尽全力；该书还生动描述了二手T恤衫如何通过繁荣的跨大西洋贸易，出现在达累斯萨拉姆(Dares-Salaam)市场。这种跨洋交易虽然鲜为人知，但效率至上，不亚于T恤衫最初产地的纺织业效率。

文中还出现了几个双关语。这可能反映出里奥利从事的学者工作，她在书中对史料的引用有时过于冗长。书中对轧花机起源的详细叙述，对希望清晰掌握世界经济状况的人而言，可能会开始感到乏味，他们不需要细致了解我们如何发展到今天。

作者以美国市场上一件T恤衫上松散的棉线为源头讲起，这样就限制了向读者介绍的国家数量。虽然选择一种产品来介绍，具有简洁的优点，但同时也限制了细节。作为全球化的象征，T恤衫虽具优势，因为消费者都很熟悉，但生产上缺乏普遍性。

然而，本书并非意在给当前的全球化程度，以及支持或反对全球化的论调做出权威说明，而是细致描述了单一产品中，市场和保护主义这两股互相对抗的力量如何冲突的。T恤衫可能并未改变世界，但它的故事对确实存在的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现象进行了很好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