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孔教的“自由放任”，我们不是说它对所有事情都一点也不加以调控，只是说明儒家社会主义不是依靠革命的力量，而是依靠事情的自然发展；是说人性能够达到完美，除了特殊情况之外，不需要太多的人为法律去约束、遏制它的发展。普遍平等、普遍机会和经济自由是孔子最重要的教义。阶级制度、垄断和关税是孔子所谴责的。按照真正的儒家学说，每个人都有自然发展的充分机会，这是实现儒家社会主义的途径。一方面，我们发现孔教赞成社会立法，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孔教也赞成自由放任政策，二者都有利于社会。孔教是中庸之道，从不走极端。适合时机或条件状况的就是最好的。一句话，儒家的社会立法更注重道德规范，而不是政府法律。 有关自由放任政策的准确论述， 我们看到孔子自己提出的一个普遍经济原则。当他的学生子张问他理国之术时，孔子列出了“五美”，第一就是“惠而不费”。“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1】这一论述最为高度概括、涵盖一切，不需要特别解释。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也阐述自由放任政策如下：“故圣人之治国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窍之所利。”【2】这就是因自然之道引领人们经济生活的总体政策。在儒林中，司马迁是最强硬地提倡自由放任政策者之一。他的学说基于人的需求之上，他说：“夫神农（2287 B.K.或者2838 B.C.）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3】这是他理论的基础。一言以蔽之，经济欲望或个人私利是经济政策建立的基础。“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4】他赞成自由放任政策的原因是害怕生产的自然过程会因为政府的干预而中断。他引用《周书》中下面四句话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5】他强调最后一句话说，如果财富匮乏了，山泽的资源就不能得到开发。由此他指出了资本的重要性。然后他总结这段引文说：“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6】这里他指的是大生产。如果生产规模大，财富之源也足。这不仅对个体家庭有利，也对公众整体有利。因此生产的自然过程应当不受约束，这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财富之源。对于分配，他说：“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7】所以，人们分为富人和穷人仅仅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在描述了富人们的不同生活状况和许多大城市的各种经济环境后，他接着写道：“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8】由此看来，司马迁承认因自由竞争产生的财富不平等，不过他指出贫者的雇用依赖于富者。从春秋战国直到汉初，中国的经济环境十分富有活力，大的富家很多。大富商能控制整个州，小一点的整个地区、再小的整个城邑。他们的财富通过不同的行业积累，比如农业、畜牧业、矿业、手工业、商贸业。既然有如此大量的生产和积累，所以司马迁相信自由放任政策。“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9】在这一章的末尾，司马迁从前面的论断后退一步给出了上述的否定回答。事实上，一方面他喜欢大生产，认为自由竞争是值得的；另一方面，他讨厌分配不均，所以讽刺了富人。扩大生产和平均分配是他的最后目标，因此在他的结论中，他得出了儒家的共同观点。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我们可以说中国人一直享受着很大的经济自由。除了为数不多的规范社会性消费的法律，人们实际上为其所欲为。其基本原因是，中华帝国十分庞大，它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的，因此政府严密干预人民的经济生活是不可能的。尽管存在着一些与经济生活相关的法律，人们根本无须涉及它们。事实上，中国商业团体主要是靠习俗，而不是靠法律得到管治的。【3】《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意为：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了解。至于像《诗》、《书》所述虞舜、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耳目总要听到最好听，看到最好看的，口胃总想尝遍各种肉类的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的环境，心中又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统治者让这种风气浸染百姓，已经很久了，即使用老子的这些妙论挨门逐户地去劝说开导，终不能感化谁。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随势引导，其次是加以教诲，再次是制定规章制度加以约束，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4】《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意为：所以人们要靠农民耕种，取得食物，要靠虞人进山开采、渔夫下水捕捉，获得物品，要靠工匠制造，取得器具，要靠商人贸易，流通货物。这难道还需要官府发布政令，征发百姓，限期会集吗？人们都凭自己的才能，竭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低价的货物能够高价出售，高价的货物能够低价购进。人们各自努力经营自己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就像水从高处流向低处那样，日日夜夜没有休止的时候，不用招唤便会自动前来，不用请求便会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符合规律而得以自然发展的证明吗？【5】《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意为：农民不种田，粮食就会缺乏；工匠不做工生产，器具就会缺少；商人不做买卖，吃的、用的和钱财这三种宝物就会断绝来路；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短缺。【6】《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意为：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是人民衣食的来源。来源大则富裕，来源小则贫困；来源大了，上可以富国，下可以富家。【7】《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意为：或贫或富，没有谁能剥夺或施予，但机敏的人总是财富有余，而愚笨的人却往往衣食不足。【8】《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意为：凡是编户的百姓，对于财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多出百倍的就会惧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会被人役使，多出万倍的就会为人奴仆，这是事物的常理。要从贫穷达到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织绵不如倚门卖笑，这里所说的经商末业，是穷人致富凭借的手段。【9】《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意为：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能够集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财。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封君，有巨万家财的富翁便能同国君一样的享乐。这是否所谓的“素封”者？不是的。（节选自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陆寿筠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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