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寿筠先生按：天下观、郡县制和华夷观这三根支柱是就“有机体”社会的结构层次而言，是很好的概括（整体与局部，中心与边缘）。在深层次上，这三者又都是以文化融合为基础、为条件的。在此条件实现以前，从军阀割据式的无政府世界过渡到文化融合的天下，在军阀式国家（集团）拥有毁灭性武力的当代，不能立即靠新“北伐战争”或新“战国兼并”，而只能靠“中心国家”的文化感召力（来自道法建国—目前还不是），逐步吸引更多的国家脱离军阀国家的蛊惑，使中心国家首先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在力量上压倒军阀。最后如果军阀不自动缴械，就聚而歼之。在这之前，免不了仍需合纵连横……

摘要：历史和现实证明，现代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基本主张均势理论只能带来更频繁和更残酷的战争；而以中国为中心，建立在郡县制基础的天下秩序曾经给东亚世界带来持久的和平——直到1840年以后东亚被强行纳入西方的国际关系模式为止。

和平是人类永恒的话题，然而持久和平的实现似乎永远存在于现实的彼岸。

在二十世纪的国际关系领域，美国继承了大英帝国在十九世纪实行的均势理论，也继承了均势理论带来的战争危险——这种危险并没有随着核武器时代的到来和信息技术的进步而减少，相反，战争中的死亡数字和战争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了。据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提供的数据：自从1900年，世界上已经有237场新的（国内的和国际的）战争，其战场每年至少死亡1000人。到2000年，这一数字估算为大约275场战争和一亿一千五百万战争死亡人数，而19世纪只带来了205场这样的战争和800万的死亡人数；从1480年到1800年，每两年或三年在某地出现一个新的大的国际冲突，从1800年到1944年，则每一年到两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每14个月左右。（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社，2007年5月，第74页。）

事实上，两百多年前，伟大的康德就已经认识到了均势理论的本质弱点。在写于1793年的《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一文中，康德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通过所谓的欧洲的势力均衡而来的持久的普遍和平，只是一场幻觉罢了。就好像斯威夫特的那所房子一样，它由一位建筑师根据全部的平衡定律建造得那么完美，以致于当只不过是一只麻雀栖息在那上面的时候，它马上就倒塌了。”（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11月，第209页。）

于是，康德设想了一种民族国家的联合体，一个自愿联合，又可以随时解散的“永久性的民族联合大会”。二十世纪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历史似乎表明，康德的设想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

历史和现实表明，现代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基本主张均势理论只能带来更频繁和更残酷的战争；而以中国为中心，建立在郡县制基础的天下秩序曾经给东亚世界带来持久的和平——直到1840年以后东亚被纳入西方的国际关系；这种东方传统的世界秩序由以下三个基本观念支撑：即天下观、郡县制和华夷观。兹分述如下。

一、天下观

与近代西方政治家不同，中国先贤不是一味寻求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平衡。他们将整个天下的政治统一和长期和平作为政治理想，儒家经典《大学》中“修齐治平”的说法，这里的“平”，就是“平天下”。

中国以天下为中心的政治理念极为久远，《诗经·小雅·北山》中就说普天之下每寸土地，没有不是王的属地。四海之内每个人，没有不是王的臣。上面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过到了近代，这句话成为中国王权专制的证据被西化知识分子们不断地引用。实际上这首诗与专制无关，是有关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中百姓均平原则的。这句话的下边就是：“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意即大夫分派总不公，我的差事多又重。《毛诗序》曰：“《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也。”

在《逸周书·武称解第六》中，已经将和平（武之定）定义为整个天下的统一和安定。上面说普天下归服以后，止息战争兴办文教，平掉险阻的工事，毁掉打仗的武器，四方敬畏服从，包有天下，是武事的“定”。（原文：百姓咸服，偃兵兴德，夷厥险阻，以毁其服，四方畏服，奄有天下，武之定也。）

至战国，上述天下观为百家所称道。孟子见梁襄王，梁襄王问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答曰“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

在秦相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中，作者将天下大一统的道理表达得淋漓尽致，认为只有天下统一，世界才会安定，否则会造成天下大乱。作者还形象的将治天下比作驾车，如果并排驾驭四匹马，让四个人每人拿一根马鞭，那就连街门都出不去，这是因为行动不统一的缘故！上面说：“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今御骊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则不可以出于门闾者，不一也。”（《吕氏春秋·审分览第五·执一》）

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说，天下观是中国先贤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据《吕氏春秋》、《左传》等古籍记载，夏禹时有万国，商汤时存三千余国。周初凡千七百七十三国，至春秋初年尚有千二百国。之后大规模的兼并战争爆发，至于战国，仅存十余，最后一统于秦。明末清初学者顾祖禹写道：“传称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成汤受命，其存者三千余国。武王观兵，有千八百国。东迁之初，尚存千二百国。迄获麟之末（指春秋末年——笔者注），二百四十二年，诸侯更相吞灭，其见于《春秋》经传者，凡百有余国；而会盟征伐，章章可纪者，约十四君。”（《读史方舆纪要·卷一》

关于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列表如下：

可以说，从夏朝初年至周朝末年，出于地理气候等多种复杂的原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天下一统成为历史的大趋势——这是先贤天下观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

只有世界（当时指东亚）的政治统一才意味着真正的持久和平，这种观念直接影响了后世中国精英看待世界的方式，培养了一代代中国人心怀天下的广阔胸襟和海县清一的政治抱负。笔者相信，它也是未来人类建设清静新世界的宝贵思想资源。

那么，在现实政治中是靠什么样的制度实现天下的大一统呢？答曰：郡县制。

二、郡县制

郡县制起源于何时？由于文献的缺失，史家只能给出很粗的线条。大致是：郡县制起源于春秋、发展于战国，全面推行于秦始皇统一天下。

从春秋开始，秦、晋、魏等诸侯大国把新兼并的地方设置为县，这当是以其地处边陲故。到了春秋后期，各国才把县制推广到内地，并逐步在边疆之地设郡，但当时郡的地位比县低。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有的边疆地区也逐步繁荣了起来，于是有了郡下设县的必要，逐渐产生郡、县两级制。至秦始皇统一六国，才最后确立郡、县二级制，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周振鹤教授认为郡县这种地方行政体制的建立是中央集权产生的标志，因为只有中央对地方有强大的控制力，才有任命非世袭、食俸官僚的可能性。他将郡县的产生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食田的县制代替了食邑的采邑制；第二阶段是食禄的郡县两级官僚制度更趋于完善。《晋语》载：‘大国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这是食田之制。栾武子（春秋时晋国权臣，前587年到前573年担任正卿）便有一卒之田。这是俸禄制萌芽。这种食田．一般是任职授与，去职交还。”（周振鹤：《县制起源三阶段说》，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03期。）

秦始皇时期郡县制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华夏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基础，自秦始皇迄今，这一制度从来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如钟一类的乐器——笔者注），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请注意，司马迁记录了郡县制的更为详细的内容，包括军事的统一、统一度量衡，文字，移民豪富，加强各族群血缘上的融合等等。虽然秦以前，周朝已经有了统一度量衡，文字等的制度化措施，但没有秦这样完备彻底。这一系列统一措施的施行使大一统的中国不致如罗马帝国一样很容易就裂解为诸多有独立主权小国——是秦朝将中国的统一推向了更高级的形态，集中表现为郡县制的确立以及其他法律制度上的统一。（参阅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第109~114页，“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比较”。）

郡县制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制度创新之一，它随中华文明在空间上的开拓不断发展，使中国长期处于统一安定的局面之中，避免了欧洲各国主权纷立造成的持续而野蛮的战争状态。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二十世纪西方文明被引入中国后，竟然不断有人主张中国应结束郡县制这样的单一制政治架构，学习西方的联邦制，甚至邦联制。《在民权主义》第四讲中，孙中山先生明确批评了这些人的主张，在回顾历史之后中山先生总结说：“由此便知中国的各省在历史上向来都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统属的；而且统一之时就是治，不统一之时就是乱的。美国之所以富强，不是由于各邦之独立自治，还是由于各邦联合之后进化所成的一个统一国家，所以美国之富强，是各邦统一的结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结果。中国原来既是统一的，便不应该把各省再分开。中国眼前一时不能统一，是暂时的乱象，是由于武人割据作护符。若是这些武人有口实来各据一方，中国是再不能富强的。如果以美国联邦制度就是富强的原因，那便是倒果为因。”

长期以来，面对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和强大的物质文明，中国太多的知识分子屈服了野蛮。他们将野蛮称为文明和先进，将文明称为传统或落后。在中国古典政治思想中，文明的不同层次是用华和夷来表示的——较高的文明是处在中原地区的华，较低的文明是处于边地、风俗不同的夷。

三、华夷观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先贤所眼中的华夷观不同于西方人眼中的文明与野蛮。华夷观不是建立在血缘和种族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的。春秋时地处山东的杞国是夏人后裔建立的国家，按三代传统，血缘上当为最正统的“华”，而由于杞人行夷礼，故《春秋》贬低之，称杞公为“子”，《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解释说：“十一月，杞成公卒。书曰‘子’，杞，夷也。”又《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

进而言之，不是种族和血缘，而且文化和习俗才是《春秋》称杞人为夷狄的原因。唐朝韩愈在其名篇《原道》中也指出：“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於中国，则中国之。”

刘家和教授通过中西对比，指出了中国华夷观的特点，他说：“从民族方面来看．中国古代文明具有一种不断的融合和联合的趋势。古代各个文明都有民族的区别和矛盾的问题。古代希腊人把非希腊人称为‘蛮族’(Barbaroi），古代印度的雅利安人(Aryans）把非雅利安人称为‘蔑戾车’(Mlecchas)，中国先秦时代的华夏族称非华夏族为夷狄。这些称呼里都含有重己轻人的意思。不过，在对待不同民族的态度上，中国与其他古国有所不同。古代希腊人认为，蛮族是天生的奴隶；古代印度稚利安人也认为，“蔑戾车”的子女被卖为奴隶是合法的。他们对于民族差异看得比较绝对，态度也很严厉。中国先秦时期也讲夷夏之防，不过其界限主要不在自然的血统上，因而也不很绝对化。‘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诸冯、负夏、鸣条大体在今山东省（具体地点难以确定），岐周．毕郢在今陕西省，早先就算是东夷、西夷的地区了。可是舜和周文王无疑又是华夏族的著名的‘先王’，在历史上备受尊重。”（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年7月，第493页。）

在现实政治中，中国的华夷观本质上是一种先进文化针对落后文化的羁縻政策，它保证了在华夏文明独大的非对称国际关系中，中国与周边弱小族群的和谐共处。其要在“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朱元璋奉天讨元北伐檄文》），具体表现为在承认中华为天下共主的条件下，周边族群的相对自治（而非绝对主权）。这种具有非凡弹性和稳定性的国际关系原则，极大地降低了华夷冲突的可能性，有利于华夏文明圈内各族群的长期和平共处。

显而易见，这种“制”与“奉”的关系与西方的均势理论完全不同，夷与华是在天下统一秩序下的从属关系，华夷不是二元对立的。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初，即下诏曰：“朕既为天下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之如一。”“自古为天下主者，视天地所覆载，日月所照临，若远若近，生人之类，无不欲其安土而乐主，然必中国治安而后四方外国来附。”（《明太祖实录》之五十三）。

在平等相待，而非力量均衡基础上和谐的非对称性国际关系，是华夷观的精髓所在。二十一世纪的人类要建立一种怎样的国际秩序，这种国际秩序是建立在西方已经失败了的经验之上，还是建立上东亚实践了数千年的成功经验之上？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选择！

天下观、郡县制和华夷观有如三个支点，保证了东亚世界长期的和平与稳定。我们为自己文明的成就感到骄傲！这是因为，在西方竞争性的国际关系模式之外，我们看到了一扇通向人类持久和平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