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学术潜规则 清末以降，对西方学术囫囵吞枣地引入极大地损害了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国本土学术的能力。比如亚里斯多德以来西方学者出于偏见，习惯于将东方政体称为“专制”（Despotism）。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学者在引入西方学术时，干脆直接平移过来，亦将中国传统政体称为“专制”，至于中国传统政体本身的研究则成了学术盲点。因为中国政体已经被西方定义为“专制”，当然就要在“专制”的框架内进行研究。如果超越这一既定框架，就是离经叛道，有违学术潜规则！难怪像钱穆先生那样否定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主义的观点，如此鲜为人知。（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6月。） 在拙著《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一书第五章中（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5月，第140~160页。），笔者提出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一种法治、共治、自治政府，结果遭到了学界的普遍质疑。更有人直接找到笔者，警告我不要为今天的中国政府涂脂抹粉——试看今日之中国，何其腐败，皆因专制所致，哪能说中国曾存在法治、共治、自治政府？不政治改革行吗？ 由于今天中国腐败现象泛滥就说中国历来都是专制，这在逻辑上根本不能成立！如果说秦国政府是专制的，为什么当时的官场比今天美国资本独大的官场还要清廉？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简单地归因为一个模糊引入的西方学术概念。 政治改革当然是进行，但如果基本方向只是将中国本土政治转换成美国民主政治，除了针对中国近乎谩骂式的言论，根本不顾及中国的现实土壤，我想这类改革只是纸上谈兵，很难说会取得什么结果。二十世纪一系列以西方为榜样的政治改革经验太值得我们深思了！ 幸运的是，当代一些严肃的学者也注意到了上述问题。比如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侯旭东教授在《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上发表了长文《中国古代专制主义说的知识考古》，其中明确指出，中国古代专制主义说并不是什么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亚里斯多德以来的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偏见，18世纪时某些西方思想家开始以此来描述中国，19世纪末以后则经由日本广为中国思想界所接受。他说：“时下的各种著作、报刊文章乃至各种课本中在涉及中国历史上秦至清的帝制时代时频频会出现‘专制’、‘专制皇权’或‘专制政体’、‘专制主义’之类的表述。具体说来，‘专制’既用来描述个别皇帝，如秦始皇、汉武帝、明太祖；亦用来概括秦代以来的二千多年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这一论断成为大陆中国史理论概括的基本观点之一，流传之广，影响之深无需详论。此说不仅盛行于国内，在日本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中也有一定影响。正是由于这种深厚久远的影响以致学界几乎视之为当然，而丧失了对此论断的反省能力，使得这一论断成为众多学者认识中国历史的无意识框架，影响了研究的深入。” 中国历史上极少见专制政体 本来，中国历史上极少见类似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定义的专制政体，即“既无法律又无规章，又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如果非要驴唇不对马嘴地套用西方学术（这在今天的大学里几乎是必须的），那么中国传统政体更像孟德斯鸠定义的共和政体和君主政体的混合物。关于三种政体，孟德斯鸠这样定义道：“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利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纯一个人执政，不过遵照国定的和确立了的法律；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纯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4月，第8页。） 用孟德斯鸠在研究西方政治的过程中归纳的定义研究中国传统政体显得过于笨拙，一如用英语唱京戏。所以我们还是用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的术语研究中国古典政治。 先谈中国传统政治的共治特点。 中国史学家早就注意到不同朝代中国政治存在贤人共治的特点，只不过这种共治的表现程度有较大的不同。 最著名的当数东晋的“王马共治”，就是东晋琅邪王氏诸兄弟与晋琅邪王司马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共同主导政局的形势。《晋书·王敦传》给出了造成这种局面的理由，即：王权衰弱，门阀强盛。上面说：“（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由是著名史学家田余庆先生在其代表作《东晋门阀政治》中认为这种共治不过是皇权政治的变态，且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在该书自序中，作者写道：“本书所指门阀政治，质言之，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本书定名为《东晋门阀政治》，原意并不是截取历史上门阀政治的一个段落加以研究。在作者看来，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前此的孙吴不是，后此的南朝也不是；至于北方，并没有出现过门阀政治。门阀士族存在并起着不同程度政治作用的历史时期，并不都是门阀政治时期。”（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 中国传统政治中皇权是强大的，但很难说中国传统政治就是皇权政治，因为中国皇帝并不能行使孟德斯鸠所言的专制。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设计中，贤人共治与绝对皇权是并行的，具体表现为臣下有为治事，皇权无为专权，二者互相制衡。皇帝既不能无端干涉臣下治事，臣下亦不能分割皇权。就是说君主不能自伐专事，臣下不能侵凌君政。因为皇帝是国家主权的象征，而国家主权是不可分割的。如西汉严遵《老子指归卷之一·上德不德篇》所言：“（上义之君）号令必信，制分别明，纲要而不疎，法正而不淫。万事决于臣下，权势独断于君。”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具有上义之性的君王，号令必信，制度分明，纪纲简约而不疏漏，法规公正而不淫滥，万事由臣下裁决，权势由君王独揽。 《韩非子·主道第五》对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解释更加哲理化，也更具体，上面说：“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躬于智；贤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躬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躬于名。”这段话大意是说，明君在上面无为而治，群臣在下面谨小慎微。明君的原则是，使聪明人竭尽思虑，君主据此决断事情，所以君主的智力不会穷尽；鼓励贤者发挥才干，君主据此任用他们，所以君主的能力不会穷尽；有功劳则君主占有贤名，有过失则臣下承担罪责，所以君主的名声不会穷尽。 《慎子·民杂》对这种君臣之道论述得简单明晰，上面说：“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故事无不治。”（大意是：臣子要多做实事，君主用不着做实事。君主只要安逸享乐就行，臣子则要不畏劳苦地工作。臣子要尽心尽力把事情做好，君主不要参与具体事务，只坐享其成就可以了，这样国家政事没有治不好的。） 周穆王时代《史记》所论中国古典法治、共治、自治政府 事实上贤人共治的思想至少能够上溯到西周时期。 据今本《竹书纪年》：“（穆王）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记。”这就是今存于《逸周书》中的《史记解第六十一》。在这本周穆王时代的史学著作中，对君主专制持明确的反对态度，史官作为历史教训将如下三条录入《史记》： 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专事，强力而不信其臣，忠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无使，曲集以亡。（《逸周书·史记解第六十一》，大意是：从前曲集国的国君自恃聪明而独断事务，强悍有力而不信任大臣，忠良之臣都隐而不出。后来愉州氏攻打他，国君孤立而无人可使，曲集国因此灭亡。） 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逸周书·史记解第六十一》，大意是：长久使重要位置空缺的危险。从前共工氏认为自己贤能，认为没有可用之臣，长期空缺显位，结果下面官员交相作乱，百姓无处依附，唐氏攻打他，共工氏因此灭亡。 ） [亻艮]而无亲者亡。昔者县宗之君，[亻艮]而无听，执事不从，宗职者疑发大事，群臣解体，国无立功，县宗以亡。（《逸周书·史记解第六十一》，大意是： 言行乖戾而没有亲近者的灭亡。从前悬宗国的君王固执而不听劝导，结果办事不顺，任职者生疑而发动政变。最终群臣四散，无人为国立功，悬宗因此灭亡。） 中国古典政治理论不仅反对君主专制，也反对大臣专制，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逸周书·史记解第六十一》中亦有多条记载，如下： 信不行、义不立，则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乱，皮氏以亡。（《逸周书·史记解第六十一》，大意是：信用不行，仁义不立，那么智谋之人就会侵凌国君政务。不让他侵凌就会发生叛乱，皮氏国因此灭亡。） 乐专于君者，权专于臣，权专于臣则刑专于民。君娱于乐，臣争于权，民尽于刑，有虞氏以亡。（《逸周书·史记解第六十一》，大意是：享乐由国君独有，权力就被大臣独占。权力由大臣独占，刑罚就都加在百姓身上。国君沉溺于享乐，大臣必争夺权势，百姓受尽刑罚折磨。有虞氏因此灭亡。） 奉孤以专命者，谋主比畏其威，而疑其前事。挟德而责是，日疏位均而争，平林以亡。（《逸周书·史记解第六十一》，大意是：侍奉幼主而独断专行的，幼主长大一定会畏惧他的威严，并怀疑他过去的作为。侍奉者依仗自己的功德而对人君不满，彼此日益疏远，君臣双方权势相当而争斗，平林国因此灭亡。） 昔者有巢氏，有乱臣而贵任之，以国假之，以权擅国而主断，君已而夺之，臣怒而生变，有巢以亡。（《逸周书·史记解第六十一》，大意是：从前有巢氏有个乱臣却地位显贵，把国事交给他，把大权托付给他，让他专擅国政而独断专行。国君后来夺回他的权力，乱臣生怒而发动政变，有巢氏因此灭亡。） 《逸周书·史记解第六十一》还有多条论法治、政治经济上勿扰民，人民实现自组织（自治）的事例，兹录在这里，以免读者翻检之功： 赏罚无位，随财而行，夏后氏以亡。（《逸周书·史记解第六十一》，大意是：赏罚没有标准，随财物多而行赏罚，夏朝因此灭亡。） 外内相间，下扰其民，民无所附，三苗以亡。（《逸周书·史记解第六十一》，大意是：外臣与内臣不和，都扰乱下面的百姓，百姓无处依附，三苗国因此灭亡。） 好变故易常者亡。昔阳氏之君，自伐而好变，事无故业，官无定位，民运于下，阳氏以亡。（《逸周书·史记解第六十一》，大意是： 喜欢改变故旧，变更常规的，灭亡。从前阳氏国君王，夸耀自己而喜欢变革，结果做事没有固定职业，做官没有固定职位，百姓在下面搬来迁去，阳氏国因此灭亡。） 宫室破国。昔者有洛氏宫室无常，池囿大，工功日进，以后更前，民不得休，农失其时，饥馑无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逸周书·史记解第六十一》，大意是：宫室破败国家。从前有洛氏不断建造新宫室，池塘与园林都很宽大，土木工程日益增多，还在用新的取代旧的。百姓不得休息，农民违背农时，致使发生饥荒没有吃的。成汤攻打它，有洛氏因此灭亡。） 由上面的论述我们能够明确看到，自西周以来中国古典政治理论一贯是反专制的，主张建立一个法治、共治、自治政府。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在不同程度上专制的君主，但我们不能以管窥豹，以偏概全，一概而言中国传统政体本身就是专制的。 中国古代专制主义说源于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偏见，而偏见的力量总是强大的——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不例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