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自从五四运动号召打倒孔家店以来，一个世纪过去了，该到为孔子正名的时候了。今天的我们，应该少点血气，多点理性，平平静静地坐下来，认认真真地翻开两千多年前的经典，仔仔细细地阅读、分析、思考，孔子、孟子当时到底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他们以后的两千多年，又发生了什么？这一系列文章，希望能抛砖引玉，为孔子正名而努力。第一篇以自西汉以来，孔孟儒家如何被异化、丑化为主。至于孔孟儒家如何以民为本，如何开放而经世致用，请看后续文章。

    以民为本、开放而经世致用的孔孟儒家思想体系，后来怎么成了独裁专制、固步自封、腐朽没落皇权的保护伞？怎么成了摧残生命、窒息人性、欺压民众的工具呢？清末民初大文人梁启超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第五》中一语破的：是孔子以后两千多年，那些像群猿跳掷攫果，泼妇骂街夺钱，争权夺利、取悦皇权的文人们假冒伪劣的结果。“我中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语，坑方术之士，而思想一窒；及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不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而思想又一窒。自汉以来，号称行孔子教二千余年于兹矣，而皆持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以为一贯之精神，故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于是孔教之范围益日缩日小。浸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韩昌黎、欧阳永叔矣，浸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浸假而孔子变为纪晓岚、阮芸台矣，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如群猿得一果，跳掷以相攫；如群妪得一钱，诟骂以相夺，其情状抑何可怜哉！”

让我们选几个历史上名头大的，西汉董仲舒（江都）、唐朝韩愈（昌黎）、北宋二程（程颢、程颐（伊川））、南宋朱熹（晦庵），来看看，秦朝以后，孔孟儒家政治思想是怎么被一步一步地扭曲、异化的。西汉初，文帝时期，精通诸子百家、极力推动仁政的年轻人贾谊，在他的《新书》里，深透的分析、总结了不可一世的秦王朝，迅速灭亡的根源在于不施仁政。他针砭西汉时弊，笔锋犀利；弘扬以民为本，不遗余力。“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强调国家的治理，必须从上而下作出表率：“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过也。”（《新书•大政上》）贾谊从另外一个侧面，表明了“民本”是“仁政”的核心，也从国家政治的高度，直截了当地说明了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

然而，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以他的天人感应，引申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玉杯》）也就是说，为了君，不惜使人民屈从。按他的理论，君不再以民为本，不再对人民负责，而只对他所设想的天负责，从而，把孔孟儒家的民本思想彻底地颠倒了过来。以他的阴阳论调，提出了：“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基义》）成为后世三纲的雏形。董仲舒推波助澜，促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哪所谓的儒术从何而来？先秦儒家有无数经典，《春秋》也有三传：《左传》、《谷梁传》和《公羊传》。董仲舒却偏偏对成书于汉景帝时期的《公羊传》情有独钟。先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的很多知识分子，周游列国，既可游说也可避难，所以，他们人格独立，思想开阔。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灭顶之灾，汉初贾谊、晁错等的坎坷命运，很多知识分子对大一统而独裁专制的皇权已经开始噤若寒蝉。《公羊传》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成书的，尽管其内容有不少可取之处，但是，其思想的独立性，与《左传》比较，相去甚远。

成书于先秦的《左传》通过对很多详尽具体的历史事件，栩栩如生的人物对话的记载，形象而生动地揭示了《春秋》褒扬当政者，以身作则，上下一心，勤谨为政，睦邻安民；贬斥当政者，骄奢淫逸，阴谋篡杀，好战虐民，亡国败家。相比之下，《公羊传》经常在咬文嚼字，任意发挥，少以具体史实为依据，多以主观臆断下结论；所谓的《春秋》“为尊者讳”就出自此书。此外，《公羊传》对贤相良臣的直言谏诤所记很少，对当政者应该勤政安民的职责所述更少，全书“民”字只用了八次。相反，《左传》对直言谏诤和当政者的责任用了大量的篇幅记述，全书“民”字也用了四百三十六次。《左传》甚至把人民置于神明之上：“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把民置于神之上，并不是不敬神，而是从尧、舜时代已经深入人心，民意即天意，天意由民意表达，宗教活动以现实社会为基准思想的延续。《谷梁传》也比《公羊传》对待人民的态度强得多，《谷梁传》全书“民”字用了五十二次，而且多次声明：“民者，君之本也。”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董仲舒偏爱《公羊传》是因为这本书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以及对人民的漠视。因此，可以不客气地说，董仲舒思想僵化，目光狭隘，把中华以民为本、取长补短、集思广益的政治文化引入了歧途。用他的微言大义，臆造而武断地把孔孟儒家思想扭曲、异化成维护独裁专制皇权的理论锦衣。

董仲舒的三纲雏形，经纬书《礼纬含文嘉》演变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再经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在《白虎通议•三纲六纪》中的推崇，东汉经文学家马融用来为《论语》注疏，就成了后世所奉的、所谓的儒家天经地义。三纲出自汉代，它破坏了权力和职责的平衡，把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单向的控制。尤其是君权，没有限制，并且不须要对人民负任何责任。三纲与孔孟儒家格格不入，豪无关系。

 唐朝中期的韩愈在他的《原道》中，提出了道统说，似乎对孔孟儒家很推崇。但是，他所宣扬的君臣关系，违背了孔孟儒家忠于道，不盲目忠于君的原则，表现出了唯命是从：“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孔子主张：“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子路问孔子怎么事君，孔子说：“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就是说，不能欺骗，但可以犯颜进谏。孟子则更进了一步，主张君臣是互敬互爱的关系，如果不是这样而趋于极端，臣甚至可以把荒淫无道的君当作敌寇仇人。西汉初贾谊在《新书•官人》里，也有大臣不应该违背职守为君徇私情：“职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托者，大臣也。”并指出，只有跑腿的差役才应该唯命是从。韩愈还假借周文王之名，作了首古诗《拘幽操》，其中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么一句话。北宋的二程将这句话当作至宝，认为这句话：“道得文王心出来，此文王至德处也。”（《二程遗书•卷十八》）“可谓知文王之心矣。”（《二程粹言•卷一》）。《二程外书•卷一》甚至以这句话为依据，批评屈原在《离骚》后面部分将荒淫无道的君比为禽是不合道：“《离骚》之中，忧君之心则至，然谓之不合道者，后面比君为禽。”“文王之心以纣为圣明，何可比君为禽？”韩愈那句话再经南宋朱熹的颂扬（《朱子语类•卷十三》），竟成了圣人名言，后世御用文人用来肉麻地吹捧昏君、暴君的口头禅，在中国政治史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戊戌变法失败，杀身成仁的悲壮君子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也对韩愈的那两段话作出了强烈的批评：“‘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竟不达何所为而立君，显背民贵君轻之理，而谄一人，以犬马土芥乎天下。至于‘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乃敢倡邪说以诬往圣，逞一时之谀悦，而坏万世之心术，罪尤不可逭矣。”

到了宋朝，程朱狂妄自大，捡起韩愈的道统说，就往自己脸上贴。韩愈道统说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圣人之道，传到了孔子、孟子，后继乏人。程朱自诩为自孟子后一千多年，唯有他们真正得到了孔孟儒家的真谛。《二程粹言》还模仿《论语》将二程所说的话冠以“子曰：”，简直狂妄到以孔子自居。程朱对孔孟儒家起到了什么作用？他们对孔孟儒家政治思想的扭曲、异化，上文有所叙述。在《朱子语类》中，与上文同一处，朱熹不仅主张：“看来臣子无说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见得是君臣之义处”，更贬斥孟子以“臣之视君如寇仇”对待荒淫无道之君的态度。不仅如此，面对中华民族历史上唯一一位用行动尊崇孔子，谨守“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创造千古称道的贞观之治，为儒家文化被整个东方世界自发地尊崇为主流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的皇帝李世民，这样一位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明当权者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却贬之为尚功利，乏义理。另一位中国历史上千古称颂的政治家、思想家管仲，朱熹也贬之为尚功利，假仁义。孔子在《论语•宪问》中，尽管也批评了管仲的一些违礼行为，但是，对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一匡天下，万民得益的功绩大加赞扬，接连称之为仁。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还把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位忧国忧民的铁骨文人，西汉贾谊、司马迁，唐朝魏徵等等，都贬之为尚功利，缺义理。对当时以复兴儒家文化注重务实、不尚空谈为己任的浙东永嘉学派更是大加指责，斥之为功利之学。晚年与他的弟子们提起永嘉学派，还耿耿于怀，恨不得处之绝地而后快。后来的结局大家都清楚，那次复兴儒家文化、富民强国的尝试被扼杀了。要不然，中华民族的文化再次复兴也比欧州早了几百年。政治思想上，经过程朱及其后来者的进一步扭曲、异化，孔孟儒家不仅成了独裁专制皇权的保护伞，更给独裁专制的皇权戴上了不能批评的圣明光环。更为恶劣的是，二程狂叫：“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摧残妇女生命；朱熹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对立天人，窒息人性。把孔孟儒家从督促当权者，以身作则、勤政为民，异化成束缚人民大众思想自由和生活欲望的魔套, 异化成当权者压迫民众，摧残人性的工具。鲁迅在《祝福》中描述的那些吃人的封建礼教就出自程朱理学；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也从那儿开始。他们要“灭人欲”来“存天理”，偏偏权势人物的人欲又那么难灭，只好道貌岸然地伪装了。（就像今天多少贪官污吏，一边贪腐堕落，一边道貌岸然地高喊献身什么远大理想、什么主义。）

更有甚者，程朱及其后来者，排除异己，把他们那虚无缥缈、窒息人性的理气、心性之学强加给孔孟儒家，把一个开放而经世致用的孔孟儒家思想体系与虚妄而脱离现实的思辨之学绑在了一起。孔子为改善现实社会操劳终生，他不愿意与腐朽的统治者同流合污，从政不成，致力于教书育人，根本不愿意空谈天理、心性。《论语•公冶长》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孟子为了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讲到了心性，但是，篇幅不多。孟子提出人性本善，主要目的是为了强调人民的本质是善良的，人民为非作歹是虐政所致 ，也就是官逼民反。因此，《孟子•梁惠王》劝告当政者施仁政，善待人民，让人民拥有耕地、房屋等恒产，使税收适度，促进商业流通，使人民生活有保障。然后再辅之以礼义教育，人民就能敬老爱幼，安居乐业，社会就能稳定和谐，国家就能繁荣富强，当政者就能成为人民尊崇的圣王。管仲所说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也与此一致。

对待程朱理学，及其后来的心性之学，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三》中作了评论。除了认为宋明理学要建立的那种“儒表佛里”的新哲学“在历史上有极大之价值，自无待言”之外，对这种新哲学的虚妄和脱离现实提出了极其尖锐的批评。指责这种新哲学既采用了佛教的学说，却又不承认，反而对佛教进行丑化；并非孔孟学说的本来面目，却要硬附其名，“既诬孔，且诬佛，而并以自诬也。”指责他们：“淆乱真相，于学问为不忠实。”“进而考其思想本质，则所研究之对象，乃纯在绍绍灵灵不可捉摸之一物。”对国家社会的危害在于“学者但习此种影响因袭之谈，便足以取富贵，弋名誉，举国靡然化之，则相率于不学，且无所用心。”到明代晚期，这种理学的弊端达到了：“恰如欧州中世纪黑暗时代之景教。其极也，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闭塞不用，独立创造之精神，消蚀达于零度。” 梁先生所论，在十年浩劫的文革，有了一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翻版。那年代，举国上下人人高谈什么主义，阔论什么思想，不仅相率于不学，无所用心，而且想学的也不让学，想用心的也不准用心。大学关门了，有良知的知识人才变成了“牛鬼蛇神”，被“灵魂深处闹革命”了，独立创造的精神何止达于零度，更是负数，因为举国上下都在搞破坏。如此惨痛的教训不应该设法永久铭记吗？

鉴于宋明理学的虚妄和脱离现实，对国家、社会带来的危害，明末清初，有识之士如傅山、黄宗羲等极力反对。黄宗羲在《原臣》中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企图恢复经世致用，以民为本的儒家文化。不幸的是，程朱理学在康熙皇帝的大力提倡下，一批急于投靠清廷的御用文人更将之发扬光大，继续统治、奴化中国人的思想和人格。程朱理学为什么被明清当权者如此推崇呢? 试想还有比连欲望都不能有的顺民使当权者更易统治，更能坐享其成吗?

综上所述，从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推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再经唐朝韩愈，特别是北宋二程、南宋朱熹等等的扭曲、异化，一个以民为本、开放而经世致用的孔孟儒家思想体系，被他们一步一步地变成了独裁专制皇权的保护伞，变成了禁锢中国人民思想的枷锁，变成了欺压人民大众的工具。近代研究儒家文化的学者都认识到，孔孟儒家在历史上经过了西汉董仲舒和两宋程朱理学两次大改造。大多数认为这两次大改造发展了孔孟儒家，使之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处于统治地位。从中国的发展史来看，这两次大改造不是发展了孔孟儒家，而是异化！宋朝的程朱尤甚，他们鼓吹：“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存天理，灭人欲。”不惜用摧残生命，灭绝人性的思辨去追求虚无缥缈的十全十美。这一切，终于把一个生龙活虎，极富创造力的中华民族，彻底地变成了独裁专制皇权的奴才；彻底地变成了既妄自尊大，又妄自菲薄的阿Q。这一切，到了近现代还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穷凶极恶地高喊批孔的四人帮，强求吃不饱饭，穿不暖衣的平民百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割资本主义尾巴”，“灵魂深处闹革命”，去实现他们的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不是与“存天理，灭人欲”如出一辙吗？芸芸众生，辛勤劳作，却被那些人折腾了那么多年，连过几天温饱、安宁的日子都那么难。而那些高喊口号、强迫人民者，他们自己除了无偿地享受各种各样的特供又都做了些什么？那些所谓的伟大理想、伟大主义，使几亿中国人民受了那么多苦，还不应该臭如狗屁？那些强迫人民的四人帮之流，说他们是乌龟王八蛋，是否还是太客气？

作为学者，董仲舒和程朱有自由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发挥孔孟思想, 成一家之学，他们，特别是董仲舒还不乏真知灼见。作为长期有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他们不去把握孔孟儒家务实、民本的总体思想，而去阐发什么微言大义，臆造而武断地歪曲孔孟思想，为当权者绝对的权位和腐朽的统治作理论锦衣；把经世致用、富民强国的孔孟儒家异化成虚无缥缈、窒息人性的理气之学。董仲舒，特别是程朱和他们的后学者把他们一家的极端偏见，极力推举给当权者而颁行天下，这恐怕是开了御用文人的先河，给后世御用文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导致了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功利被他们少数人的私欲所取代。有了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宣扬君权神授和三纲，就有后世御用文人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的所谓天经地义。有了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赞赏“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在《朱子语类》中主张“看来臣子无说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见得是君臣之义处”，就有后世御用文人的“天下无不是的君”和“君要臣死，不死不忠；父要子亡，不亡不孝”的极端愚忠愚孝。

董仲舒和程朱在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他们的学问远不至于我所述的这些，把他们说成御用文人，也许不公平，很多人不会接受，而会极力反对。他们年轻时的仕途并不一帆风顺，反而相当坎坷。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们向独裁专制的皇权低头了，特别是在老年著书立说，或教书育人时期，很多遗害后世的“经典”，也许作为经验之谈释放出来了。他们与“道不同，不共与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不助纣为虐，并持守终身的孔子、孟子相比，无论是学问或人格或道德，无法望其项背。也正因为董仲舒和程朱大名鼎鼎，所以，他们那些谬论危害中华民族也深、也广。他们不是发展了孔孟儒家，而是异化了孔孟儒家，至少给后世御用文人提供了为独裁专制的皇权推波助澜的理论依据，几乎把孔孟儒家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著书立说、教书育人者，中国历史上不乏其人，为什么董仲舒和程朱却大名鼎鼎？正是因为他们偷梁换柱，给他们的一家之学披上了继承和发展孔孟儒家的外衣。当然，对这些伪儒家，也用不着全盘否定，他们只是一家之学而已，应该还他们以本来面目。董仲舒就是董仲舒，程朱理学就叫做程朱理学。作为主流文化，这些假冒伪劣的儒学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应该再没有资格。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它们有存在的理由和至少作为前车之鉴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