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了孔子一生重要的事件，我们现在阐述整个孔子哲学的精义。孔子哲学的基本概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建立在“多样性”法则的基础上，一类建立在“一体性”法则的基础上。一类随着时代的需要而改变，另一类植根于人性，所以是永恒不变的。第一类如三统说和三世说，第二类如仁德，是要在恕的基础上加以实践的。 孔子像一位伟大的医生，他的教导像药方。就如同一位伟大的医生从来不会只用一种药物包治百病一样，孔子从来没有给出单一的教导作为万世不变的法则。在《春秋》中，孔子提出了三统说，这一说法在他所有著作中我们都能看到。三统以三个朝代为代表，分别是夏、商、周，所有的事物在三个朝代都不同。比如，有的朝代以正月为岁首，有的以二月为岁首，有的以三月为岁首；有的朝代将早晨作为一天的开始，有的将早晨和半夜之间的中点作为一天开始，有的将半夜作为一天开始。有的朝代崇尚黑色，有的尚白，有的尚赤。这里没有固定的形式，它们都一样好。因此三统好比一个循环，当前者运行不好的时候，后一个便取而代之。其精义在于所有的人类文明和社会生活必然是变化的，以革除过去的错误并适应时势的需要。所有好的东西都会腐朽变成恶的。文明可能会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回到基本原则，然后又重新开始，虽然这一原则可能不完全采取原初的形式。或者，不同的文明和制度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存在。三世说比三统说更为重要。第一阶段为据乱世，原始文明刚从混乱中脱颖出来，社会意识仍然相当粗陋。本国与其他文明国家之间的区分壁垒分明，因此人们主要关注国内的状况而不关心别国；大国受到重视，小国被忽视。第二为升平世，人们只区分文明国（夏）与野蛮人（夷）。文明的范围更宽广了，国家间的友谊更紧密了。由于权力平等，即使小国也可以派出他们的代表。第三为太平世，这时候彼此的区分不再存在。野蛮族群也变成文明国家，在外交领域获得同样的地位。无论这些国家是远是近，是大是小，世界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人类的品行达到最高水平。体现于国际关系的三世说是在《春秋》【1】中提出的，但我们发现它贯穿于孔子全部著作中，无论所述主题是什么。比如政治上，专制、宪政、无政府为三世；宗教上，多神、一神、无神为三世。三世可以再分为九世，八十一世等等，这其实是一种进化论或演化论。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才能理解：孔子的学说虽然有时显得前后不一，但都是适用于不同阶段的，我们不能错误地将低级阶段的原则应用于高级阶段。升平世也叫小康，太平世也叫大同，孔子描述了这两个阶段的不同。这段描述极重要，我们需要全部引用。在《礼记·礼运第九》中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这是所有孔子教导中最重要的论述。大同或太平世是孔子的终极理想，是孔教的黄金时代。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大同和小康，我们或许会更清楚。人人都知道孔教有五伦和五常，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但按照孔子的说法，它们只属于小康社会。大家还知道孔子喜欢君主制政府和孝道，但他们只适用于小康社会。在大同世界，整个世界是唯一的一种社会组织，个人是唯一的独立单元，社会化和个体化特征都达到了极点。这里没有民族国家，因此也没有战争，没有国防的需要，也没有对于勇武和诡诈之士的需求。贤德的人被人民选举出来，因此主权在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不复存在；男女之间的婚姻纽带没有了，所以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儿子、兄弟间的关系也没有了，唯一剩下的是友谊。家庭没有了，所以没有继承关系，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自私之谋。阶级也没有了，所以仅存的类别区分是按年龄或性别，但无论老、中、幼，无论男女，每个人的需要都得到满足。大道之行也，自然每个人都和其他人一样善良，五常消失了，每个人自然地爱其他人，不讲究造作的礼义。谈到小康，孔子给了我们六位圣贤作为榜样，然而谈到大同，他没有提及任何人，因为大同社会还没有存在过。在《尚书》中，孔子用尧和舜代表大同社会，因为他们没有将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但在《礼记·礼运第九》中没有提及他们。三世说是进化论，我们只能向未来寻求黄金时代，太平世即大同世界就是目标。无论是三统说还是三世说都是以外部环境为转移的“多样性”法则的展现，而“一体性”法则植根于人的本性，即“仁”的原则。从宗教的角度，这个“一体”被称为“上帝”；从哲学的角度，它被称为“元”；从伦理的角度，它被称为“仁”。这三个名称是建立在同一原则基础之上的，因为他们是同一的。宇宙之同一不是别的正是仁，能将自然统合为一的称为“上帝”或“元”，能将社会粘合在一起的称为“仁”。孔子说：“仁者人也。”孟子也重复了这句话。 如果我们将之改为否定的说法，就是：任何一个不遵从仁爱原则的人都不是人！问题是，如何实践仁呢？孔子对他的学生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后 ，曾子向其他学生解释说这里的“一”不过是忠恕， 孔子自言：“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2】可见，忠恕构成一体，而忠是包含在恕道之中的。当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 在另一场合，孔子还从正面陈述这一黄金准则说：“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4】【1】很奇怪，理雅各（James Legge，十九世纪英国传教士，将四书、五经译成英文，陈焕章写作本书时曾大量引用他的英译——译者注）显然完全不懂得孔子的国际观念，他说：“孔子没有为他的国家与其他独立国的交往建立规范，他实际上没有意识到这回事。中国对他来说是‘中央王国’（The Middle Kingdom），‘诸夏’和‘天下’，其疆域之外是原始野蛮的部落。”（Chinese Classics, vol.i,pp.107～8）。这一论断与真相差之甚远。孔子为同其他独立国家交往制定了很多规范，甚至只根据《春秋》就可以编纂孔子国际法。在孔子时代，中国被分为许多国家，主要国家有十二个，总数超过一百。因此，孔子的‘国家’不是中国，而是鲁国。既然鲁国同其他独立国家有持续的交往，孔子怎么可能会对此一无所知呢？这些国家被称为‘诸夏’和‘中央王国’。这就是整个国际社会。‘中央王国’这一概念犹如“基督世界”（Christendom）一样，对于中国人来说当时的域外只有原始野蛮的部落。这就是孔子生活的时代状况。但是对于孔子来说，“天下”一词实际是指的整个世界，它不仅包括‘诸夏’，还包括所有野蛮部落。虽然有时人们仅用以指称中华世界，但谁都明白这个词从来都不是只指一个民族国家。实际上，孔子从来都是胸怀天下的。（节选自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陆寿筠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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