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武帝“凡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文化围剿的淫威下，受过汉武帝腐刑的司马迁及由他撰写的《史记·老子传》必然也要带上“绝其道”的眼镜。且他已远距离老子时代近 400年，依理，对史实只有引述而没有直述的权力了。可他，在《史记·老子传》中，没有根据地直述笔笔皆是。如：
    一、《史记·老子传》：“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聃；周守藏使也。”“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或曰儋即老子……老子，隐君子也。”就没有先汉依据，均为妄加的杜撰。
    距离老子时代只有 200来年的《庄子·天下》说：“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关、老为族氏，尹、聃为族位。聃族是周文王的老儿子季载的后代，因周公封季载为周朝司空（相当于建设部长）和聃国君主故称季载为聃季（见《左传》《国语》）。《老子校诂》“郑献甫曰：老彭即老聃，一字是姓，一字是国。本一人，非二人也。”古王道时期，聃字是不可乱称谓的，老聃应是聃季的直系后代，聃国君主兼周朝司空。《庄子·天道》：“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指的是免去周朝司空归居“征藏”书文的史官，以随王子朝适楚。据近期考古发现，老子随王子朝适楚的营地在涡阳县郑店村，同时还发掘出了老子妻子“圣母墓”及“关尹墓”，“楚苦县厉乡曲仁里”可能是王子朝适楚的大本营之一。
    《庄子·寓言》：“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谁与居？！”显然，是阳子给的居，不然为什么杨朱的职称叫“阳子居”呢？《左传·昭公十二年》：“丁酉，杀献大子之傅，廋皮之子过杀瑕辛。于世及：宫嬖绰、王孙没、郑州鸠、阴忌、老阳子。”过去把后五人断句到被杀之列，但十年后《左传·昭公二十六年》：“阴忌奔莒以叛。”的“阴忌”可证为错断，其中的“老阳子”应是老子的本名。《庄子·山水》篇中说阳子到宋国，在旅店听店主对其一美一丑妻妾讲了相反评价的理由后，感慨说：“弟子记之，行贤而去自贤之行，安往而不爱哉！”《吕览去尤》又讲了一个反其道的故事，说鲁国一个丑人的父亲，因为“尤乎爱”硬说美男子商咄不如他的丑子美。文中说“老聃则得之矣。”因为阳子主张“去自贤”，而鲁人却主张偏心“尤乎爱”，这一正一反的故事，道破了老子官道德“公乃王”与孔子民仁义“与朋友共”的官民不同治的两个思想路线的事实。同时，也证明阳子即老子在先秦是共识的，后人还将能安分的民众称为“子阳之民” 。因此可断：老子是周文王族姬姓，老是对聃季族总称，子为子学家。老聃是君称，阳子、老阳子是老子的本名。老子字称，需要做另一番考证：
    《韩非子·说林》“杨朱之弟杨布，衣素（白）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淄（黑）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杨布怒将击之。杨朱曰：子勿击也，子亦犹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来子岂能勿怪哉！”杨朱是老子同居的弟子，“黑白之朴不足为辩”“知其白守其黑”是老子的理论，可断：“来子”即老子。《庄子·外物》“老莱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于彼，修上而趋下，末偻（音楼·弓身）而后，耳视若营四海，不知谁之子。’老莱子曰：‘是丘也，召而来。’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　与汝容知，斯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音促·不安）然改容而问。曰：‘业可得进乎？’老莱子曰：‘夫，不忍一世之伤而傲万世之患抑固窭（困惑久贫）。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欢为，傲终身之丑。中民之行易进焉，耳，相引以名、相结以隐。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闭其所誉。反无，非伤也；动无，非邪也。圣人踌躇以兴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载焉！终，矜尔！’”中的“老莱子”指的就是老阳子，“莱子”自喻在楚的“草民”来子。
    老与周、聃与鲁一样，都是文王家族族称、君称，标志季载与周公后代。老子姓姬，名阳，爵伯阳，字来，学名老子。聃国称他老君，外邦称他老聃。任周朝司空，周乱后归居周征藏史，奔楚时素称老莱子。
    二、《史记·老子传》：“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疆为我箸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也是没有先汉依据的妄加的杜撰。
    《老子》：“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被司马迁说成是“修道德”“言道德之意”。《老子》：“无名，天地之始”被司马迁说成是“自隐无名为务”。庄子、列子……等文中的“关尹”被司马迁说成是“关令尹喜”。
    司马迁说老子“莫知其所终”，可比他先 220多年的《庄子·养生主》却记载：“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则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祈言而言、不祈哭而哭者。是循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循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悬）解’。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自发追悼的人痛哭三次就得出来，而且大都不是老子的旧友，可见凭吊的人数之多，心思之重。当时，世人都知道老子“西游于秦”“死于扶风葬于槐里”，惟独司马迁不知？《诗经·国风·匪风》就是歌颂老子入秦回周故乡的诗歌：

    文采的圣人出走了，
    文采的车勇无阻档，
    回想周朝的政局，
    心中痛苦惆怅。

    文采的圣人疾走了，
    文采的车疾行飞扬，
    回想周朝的政局，
    心中痛苦吊丧。

    是谁“治大国若烹小鲜”，而往锅中加水？
    是谁要还归西周理想，而让人民充满期望？

附原文：
    匪风发兮，
    匪车偈兮．
    顾瞻周道，
    中心怛兮。

    匪风飘兮，
    匪车嘌兮，
    顾瞻周道，
    中心吊兮。

    谁能亨鱼，溉之釜薪？
    谁将西归，怀之好音？

    这些史料怎能说“莫知其所终”？！难道司马迁没读过这些文章？肯定读过！其实，他和汉武帝的思想目的都很清楚，就是要对老子“绝其道”。
    三、《史记·老子传》：“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更是没有先汉依据，妄加的杜撰。
    《说文》“儒，术士之称”，《法言·君子》“通天地之人曰儒”。“儒”是伴随文化的诞生而诞生的社会人群属性，古称儒现称知识分子，既有一定文化素质的人。《书经·周书·立政》“今文子、文孙孺子王矣。”“孺子王”是专指立文之人“文子”的。因此，可认定春秋时记述老子言论的《文子》一书作者并非是本名，《韩非子·外储》也说“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仗。”从当时的地位和作用看，应当是主持“景王铸无射”——“宣布哲人令德”的“孺子王”宾起。单穆公“单氏取周”的第一刀，就是杀了“孺子王”宾起，立了“孺子王”孔子，开了在俗民中提拔“圣人”模范的先河。最后一刀是立了王子丐杀了王子朝，用“仁义”毁断了上义下利的道德传统。接着就是“王朝交鲁”并“修春秋”，据《汉·纬书》说在鲁国烧毁了中国绝大部分史料，造成中国周厉王前的断代史及后人对前史的望尘莫及。
    司马迁最先提出了“儒老相绌的理论，透过“儒老相绌”到“百家争鸣”及现代“儒释道主轴论”的“花架子”，我们看到教育稳稳地由一代一代的所谓“儒教”主宰。再从“花架子”到“主宰”的实践后果看，我们见到的是近两千多年来，一直将由黄帝到老子继承发展的几千年的科学道统排除在社会文化范围之外，孔子在“修春秋”后造成的上下谄术仍占据导向的主流。实际，还是实行汉武帝的“绝其道”政策。《韩非子·说疑》“单氏取周……人臣之弑君者也，奸臣闻此蹶然举耳以为是也。”难道两千多年来的教育和思想体制，不正是执行“奸臣以为是”的逻辑吗？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反思纠正吗！
    《庄子·天下》惊呼：“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我们必须把司马迁的《史记》看成是汉武帝和董冲舒主持下的作品。如同“述而不作”的孔子是其“几千弟子”们创造出来的作品一样，司马迁的《史记》也是汉武帝营造的庞大“文人墨客” 的“绝其道”的作品。现代所谓的“儒释道”主轴论，究其理，还是“王朝交鲁”后排斥黄老哲学上下统一论，提倡孔孟上下对立说教和“孔圣人”的相“谄”论。孔子把中国人生宗教化，而各种西方主义论者要把中国人生西方化。问题不在宗教化和西方化，而是在这“两化”没有优秀的中华传统化到位：“宗教化”是有上无下，不可以上下交流，因此是有主无民；“西方化”法制能法制后果却“法制”不了原因、经济能经济利益却“经济”不了道德，因此有民无主而“矛盾相残”。能上下全面，能“法制”原因、“济经”道德有民有主而“唇齿相依”的办法，惟有老子《义经》表述的“公乃王”的中国上下精神。由下看上和由上看下，是民与主的两个决然不同的视角，人应居高而临下。民道革命胜利后必须进行官道革命，官道革命是真假革命的试金石！同道度力，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同义度导，同导度成，同成度道！立人不如立事，立事不如立党，立党不如立法，立法不如立义，中国《义经》救世界！可以预见，中国《义经》精神走向世界之日，就是人类世界走向义法两制的世界大同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