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大陆对术数之源《周易》的研究现状
《四库提要》曰：“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由此可见,术数乃易学的一个分支。《辞海》中解释术数曰：“术指方书，数是气数。即以种种方术，观察自然界可注意的现象，来推测人和国家的气数和命运，《汉书·艺文志》列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六种，并云：‘术数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但史官久废，除天文、历谱外，后世称术数者，一般专指各种迷信，如星占、卜筮、六壬、奇门遁甲、命相、拆字、起源、堪舆、占侯等。”一般认为，对“术”“数”的研究也可以称为术数学，术数学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杂有迷信成分在内的人生预测学,以追求预知社会、人生、事物的未知状态,企图揭示自然宇宙的秘密,寻找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告知人们趋吉避凶方法。
近年来，中国大陆对《周易》的研究，主要是对《周易》经传的解读、简帛易学研究、易学史问题研究、易学思维研究，易学与儒学研究、易学与道学研究、易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易学与文化研究，研究古代易学人物等,近年来对《周易》的研究在理论界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但对其分支的术数理论研究基本还在禁区，造成了中国大陆对古代术数研究的缺失。而江湖术士的占卜、八字推命、风水等术数的开发沿用，却已经风靡于网络，在现实中各种各样的预测招牌、预测公司也随处可见。
但从现代研究《周易》的主流看，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象数和义理两个方面去研究，例如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研究中心，以刘大钧教授为首的学者研究《周易》，即研究象数，又研究义理，但多研究象数。刘大钧教授著有主要著作有：《周易概论》《周易古经白话解》《周易传文白话解》《周易讲座》《纳甲筮法》《今、帛、竹书〈周易〉综考》《周易古经白话解》（英文版）、《易经全译》（法文版）等多部易学专著，校点整理85万字的易学巨著《周易折中》，主编《大易集成》《大易集要》《大易集述》《大易集义》《大易集说》《元典哲蕴》《象数易学研究》（一、二、三辑）等多部论文集。另外，林忠军教授著有《象数易学发展史》、刘玉建教授著有《两汉象数易学研究》、李尚信教授重新考究了“今本《周易》六十四卦卦序的基本骨架”。并且刘大钧教授为首主持召开了 “首届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以及四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又主持了“海峡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海峡两岸易学与中国哲学研讨会”“易学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影响巨大的学术活动，在推动易学的交流和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以北京大学朱伯崑教授为首的学者研究《周易》，也研究《周易》的象数和义理，但是更精于研究《周易》的义理。朱伯崑教授著有《易学哲学史》，主编《易学智慧丛书》《易学知识通览》等著作。朱伯崑教授注重阐发《周易》的内涵和哲学意义，还有陈奎元、任继愈、刘长林、张立文、董光璧、王国政、丘亮辉、韩增禄、蒋志、张其成等专家也一致认为，《周易》经传作为中华古典之一，所蕴含的哲理十分丰富，无论对于当今的科技思维还是人文思维的建树与发展，都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并且朱伯崑教授为首成立了国际易学联合会，着重阐述《周易》对哲学、宗教、政治、伦理、科技、艺术等影响深远，并涉及到欧洲近代文明；具体阐发易学与人生、易学与生活、易学与医学、易学与建筑易学与管理、易学与信息、易学与军事等关系，实际上很多专家的论述也涉及到了《周易》的术数部分，但是还没有专家对术数进行系统全面深刻地研究。
二、中国大陆对对术数研究缺失而造成的问题
当今在中国的台湾、香港、甚至日本、韩国、西方国家，对产生于中国大陆的术数的研究，显得更加重视和深入，相反，中国大陆却缺失了对其研究。而中国大陆对古代术数研究的缺失造成了下列问题：
其一，造成人们对中国古代术数倍感神秘，诱发迷信。人们并不能完全支配机遇，不能消灭突发事件，不能使人摆脱生老病死和情感上的折磨，有时感到日常生活中的某一件突发性的偶然事件都可影响到人的生存安危状况。面临着由人的喜怒哀乐构成的精神世界：常常感叹人有朝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说：“不论已经昌明的或尚属原始的科家，他并不能完全支配机遇，消灭意外，及预测自然事变中偶然的遭遇。”有时在天灾人祸交相加夹攻之下，人往往会感到自身命运的飘浮不定，又无可把握，常常觉得单个人的脆弱，就像著名法国著名哲学家帕斯卡所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它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于是人们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前景和变幻莫测的人生命运,在自己难以把握的时候,便本能地依靠他力趋吉避凶,寻求预知未来的方法。而中国古代的术数因为理论界缺乏研究，而通过某些术士的渲染增加了神秘感，人们越是觉得的神秘，就越是相信其神力，故而中国古代的术数，就成了人们在遇到知识无法解释的现象或在实际活动中遇到坎坷所采取的一种替代性的活动，盘根错节的中国古代术数，便乘虚而入，人们借此使情绪上摆脱受挫折感，在心理上得到安慰，模糊地认为通过某些术数就可以趋吉避凶。
学术是不该有禁区的，中国古代的术数，也是古人脑力劳动的结晶，也是我们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我们不要因为怕被认为是搞迷信，就避之对它的研究，因为越避之就会越使人们觉得好奇，也就越觉得其神秘，就越容易诱发迷信。
其二，造成迷信泛滥，悲剧频繁出现。现代中国大陆从社会成员的下层、中层、到上层人士，相信某种术数的，还不乏其人。即使个别学者、官员，尽管口头上是如何鄙视术数，但还是有人还暗中相信，或者半信半疑，并且为此耗费了许多光阴，但因为缺乏学术性的交流，暗暗研究往往被阻隔，造成了大众对术数认识的缺乏，以至走向愚昧、盲信。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吴忠民教授很早就开始关注一些官员落马前“一边贪污腐败，一边烧香拜佛”的现象。他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功利心理在作祟，因为担心腐败行径被发现、被曝光而寻求心理安慰。希望通过封建迷信来趋利避祸，因而在我国就出现了“不信马列信迷信，不信科学信风水、信算命 ”的现象。
由于现代中国大陆学术界对术数缺乏研究，即时偶有学者研究术数，也是多停留在空洞地批判层面，而对“风水”本身的各种复杂特性、内在体系没有实质性研究，致使社会迷信泛滥，例如看风水的、算命的屡见不鲜，打开电脑，上网随便搜索，就有上千个算命网站，八字算命、紫薇算命等等应接不暇，社会上竟出现了因为谈对象属相不合，遇家长反对而自杀的现象。还有上千个“风水”网站、风水预测公司，什么阴宅风水、家居风水，楼房风水，住宅风水，公司风水，办公室风水，企业风水，楼盘风水等目不暇接，并且派别林立，各执一说，甚至相互诋毁。江户术士对中国古代“风水”理论大加渲染，试图把人们引向神秘，故而导致“风水”热此起彼伏，也引发了民间“祖坟”争端导致血案、官员为自己升官而劳民伤财的许多人间悲剧。
其三，造成中国哲学史内容的缺失。有的人认为：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比较起来，显得较为浅显化，也误认为缺乏思辨力，但是说这种话的人，没有真正了解到中国的术数也有非常强的逻辑性和思辨力，也没有考虑到：在中国哲学史中，不管是先秦、两汉还是魏晋、宋明，没有一个朝代的先哲不去研究《周易》，或公开或私下对术数进行探讨，无论他们相信术数，还是反对术数，都是在自己深入研究术数之后，通过思考对术数所做出的评判，像孔子、董仲舒、王充、京房、王弼、张载、邵雍、朱熹、王夫之、颜元等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都对中国古代的术数进行过精湛的研究。
例如董仲舒援引阴阳术数来阐发《春秋公羊传》的微言大义,把儒家的文化价值理想纳入阴阳家的世界图式中,于是各派经学家以董仲舒为一代宗师,纷纷致力于阴阳术数与儒家经义的结合,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经学思潮,阴阳术数与《诗》相结合形成了“四始五际说”,与《书》相结合而形成了“洪范五行说”，与《礼》相结合而形成了“明堂阴阳说”，也可以说孟喜、京房的“卦气说”，就是阴阳术数学和《易》相结合的产物，汉代那种具有特殊形态的象数派的易学是当时经学思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自从汉武帝提倡经学以来，儒家的经义不仅是一般的学术了，而且广泛地渗透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行动的主要依据。汉代经学普遍致力于与阴阳术数相结合，掀起了一股天人感应的思潮，大讲阴阳灾异。当时孟喜、梁丘贺、焦赣、京房等都是大名鼎鼎的占卜家，并且有关占卜之类的书也相继问世，如《易林》《归藏》及扬雄的《太玄》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占卜用书。汉代大兴谶纬，促进了术数学的发展，汉五帝时诏命光绿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等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后来，刘向之子刘歆汇总群书分为《七略》，有诸子略、六艺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于是术数成为一门学问，成为汉代学术的一大门类。《汉代·艺文志》称“术数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这说明术数学是古代巫史治学沿袭。并在其书中载汉代术数学之书有六类，包括：天文、历谱、无行、蓍龟、杂占、形法。又《史记·日者列传》记载，当时的术数学界有五行家、勘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太乙家，使得汉代的术数学的范围逐渐地增大，并且汉人信谶纬，习太一九宫之术，一卦气说，爻辰说、纳甲说、干支纪年将天文历法和周易象数融合为一体，从而完成了术数学的理论基础。于是，汉代以后，太怡、六壬、遁甲之学日趋完善，并且汉代，五行说大盛。
到魏晋以后，术数学经过汉代近四百年的繁荣之后，被排除出正统学术的殿堂。自王弼注《易》的“得意忘象”开始，义理派就兴盛起来，一些儒生就“扫象不谈”，对其他术数更是难言之，于是术数便流入了江湖术士之手。
但是每个朝代钻研术数者，并不完全是江湖骗子，自古以来，术士中或有知识渊博的知识分子、或普通的农夫商贾、或出入宫廷的政客、或隐士高僧。例如宋代演术数者，就有文人雅士、社会名流，相陈抟、种放等著名隐士，钱若水、司马光等朝廷重臣，邵雍、蔡元定等著名理学家，都精通于术数。
也不否认，自从术数流入江湖术士之手，成为某些人谋生的手段，其少数人骗人钱财的工具时，就不免有一些骗术掺杂其中，以至使当今人们对术数深恶痛绝，从而使清高的知识分子们对术数的研究不再愿意涉入。特别是现代中国大陆，又由于我们反对封建迷信，虽然没有禁止研究术数的法规，但是学者们生怕研究术数被扣上封建迷信的大帽子，于是就在理论界缺失了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术数学的研究。
然而，我们不容回避，实际上术数学或隐或显地影响着历代哲学家的思维，哲学史的演进始终和术数学的思想联系在一起，而我们现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或教科书，都回避了贯穿于中国哲学史始终的一条线，那就是历代哲学家们对术数的研究，我们忽视或否认这一点，就造成了中国哲学史的缺失，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三、解决中国大陆对《周易》的术数研究问题的路径
其一，给中国古代术数研究合理定位。不了解中国古代术数的发展和来龙去脉，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哲学发展史，也不可能正确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风俗的独特面貌和内在含义，《中国方书大辞典·序》记载：“有些学者，碰到方术语词，常会弄出错误。不妨举几例。中华书局校点本（南齐书·高帝纪论）：‘主人与客俱得吉，计先举事者胜。’将‘吉计’分逗，不知‘吉计’即吉课，是太乙占中的术语。北京大学校注本《论衡》，把“飞尸流凶’解为‘会飞的尸体，行走的凶怪’，而不知‘飞尸’是丛辰之名。上海辞书出版社《汉语大词典》把‘伏吟’解为‘占卜吉凶时所得卦爻之象’，把‘反吟’解为‘以人的生辰八字，附会人事，推其吉凶祸福及婚姻成败’，而不知反吟和伏吟原指用‘式’占卜时天盘和地盘显示出的某种关系……可见在中国学术界中，‘方术’的研究确实是个弱门，今天很有必要扭转这个局面。”
我们也没有必要逃避实事抹杀古代术数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相反，正是由于中国古代术数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缺失，而显得中国哲学史好像缺乏思辨的东西，也是引发外国人对中国古代哲学没有逻辑误解的原因之一。中国古代某些术数有着严密的逻辑推理，不仅是古代，即使现代也影响着中国许多人的思维及其思想，某些术数已经作为民俗融入了人们的生活，故而给予古代术数的研究以合理定位，既不能扩大术数的作用，也不能抹煞术数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民俗的演化的影响，“必须看到，肇端于先秦两汉的名目繁多的术数，对于古代社会的各个领域有着无孔不入的巨大影响。自古以来，人们对于施政方略、用兵打仗、擢拔人才、赴考求官、工商谋财，乃至婚姻娶嫁、造房筑坟，自帝王贵族至于黎民百姓，无不求助于术数而企图预测吉凶。或许可以说，不了解各类术数的具体内涵与来龙去脉，就不可能深刻理解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及其社会风俗的独特面貌与内在涵义。”明确研究的古代术数目的是寻求其合理内核，剔出其糟粕，恢复其在中国哲学史、民俗史、逻辑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其二，理清中国古代术数发展的脉络。而术数的类别，历朝历代的记载稍有不同，例如《汉书·艺文志》《后汉书·方术部》《艺文类聚·方术部》《太平御览·方术部》《四库全书·术数类》《丛书集成·术数》等对术数的分类有所差异，由此，在术数分类的基础上的术数梳理和研究，首先需要学术界通过探讨、交流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
“我认为不但中国人，即中国以外的其他民族，如果其文化与西方不同，自可另用一套思想程式。这种另外的一套依然不失为正确有效的”。中国有着古老的璀璨的文化，有着中华民族独立的思维方式，有着自己的逻辑发展史，在其文化背景下，也创造了古老的领先世界的文明。我们考究术数的发展体系，整理出土、留存术数的古籍文献。古代术数有些文献作为陪葬品，失传于世，但还流传下来许多，例如《史记》之《天官书》《日者列传》、《汉书》之《天文志》《五行志》、《后汉书》之《方术传》、《隋书》之《经籍志》和《明史》《清史》也都列有《志》《传》论术数，我们应做梳理，挖掘其发展的内在根据，然后理清中国古代术数发展的脉络。
其三，有效遏制迷信的蔓延。术数中虽然包含了迷信，但绝不能把术数和迷信画等号，学术界应该对中国古代的术数进行深入地研究，正如《四库全书·术数》提要说：“术数之兴……然众志所趋，虽圣人弗能禁。其可通者存其理，其不可通者姑存其说可也。”由此可见，用行政手段是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迷信蔓延的，只有让人们充分认识“术数”，了解其渊源，分析其体系，然后自己判断其真伪。
然而，如何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古代的术数的任务，应该有理论研究者来承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应该实事求是地、中立的态度深入到“术数”理论内部，剖析其体系，继承合理的部分，找出滋生迷信土壤，寻找产生问题的症结，才能有效遏制迷信的蔓延，让人们心服口服地摈弃迷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