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李乃义先生来信
玉忠，
很好，回复阮大方《中国言论控制已松动，政治改革必须启动》的三位，都是“士大夫”，这算是现代士大夫之间的议论。
“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也不是希腊、罗马的“专利”，但凡人类的初级阶段，社群在千人的数量级以内的，为了存活，绝少不了民主，但也绝少不了“领袖”。这是基因决定的。我老说，道家“小国寡民”的理想，不过也就是回归基因的简单状态罢了，无非是对春秋战国的王霸君权的一种人道反响。然而，开历史倒车，是做不到的，于是，中国的思想主流，便归到远比道家务实的儒家了，因为，在秦汉一统之后，儒家算是那时候勉可统合中国境内君权、贵族、地主、大小农的利益的思潮了，至少，庶民透过读书，尚可有往上的出路。
可是，人智毕竟是发展了，人欲毕竟是复杂了，二千年下来，儒的功力已经用尽，中国也确实做了人类社会二千年来农业时代的老大，奈何16世纪以来西方成就了经济、科学、“民主”的另类生活方式，改写了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
所以，这三位的议论，都没搔到痒处。李似乎是“毛派”，但，小平对中国的贡献，拨乱反正，将来史家一定会高度评价，似乎一定不下于毛。陆是理想主义者，言之有理，却没有“方法学”，而人性却不能等你画一到那个层面，才去实行理想的。段的史观不错，但不是人类观的，而且，中国人知道了又如何？能提出当今之世，中国应何以自处吗？
其实，大方不是个思想家，是个活生生活在中、美、台的“游侠”。发乎基因里的“民族感情”，舒发为议论：对中国“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实行方法的议论，至少是相当符合当代人性的，有实现可能的一种办法。
多谈方法，少谈主义。胡适之在这点上，100分 ！不然，“士大夫”对“民”还能更有什么联结点呢？
7月29日翟玉忠先生回信
李老师：
我个人是赞成民主政治的，主要是现在普通人的权力太小，社会严重失衡，自由言论可以让普通人的说话权力更大，社会压力得到释放，这是好事，我作过多年记者，接触那些上访之类的事很多。十分赞成李老师说的较大的社群都有“民主”和“领袖”，这是东西方不变的主题。这里想补充两点：
1，小国寡民具有李老师说的意思是很晚的，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是中就说：“臣闻古之王者，鸡狗之声相闻，其人民至死不得相问见也。上非禁其相问见之道也，法立令行而民毋以相问见为也。凡民为礼节，相朝夕问见者，外以备患祸，内以备衣食也。”小国寡民的意思是立法使民自治，这是所有法家的主张。可能是魏晋以后才有了今天注家所说的意思——我赞成潘维的想法，就是要先有法治，再民主。
2，李老师，陆先生我比较了解，他不是没有“方法学”，只是这种哲学方法和西方的太不同——但和中医同，追求平衡。这十分像理想主义，事实上比这复杂，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前些天加州大学的两位美国朋友来北京看奥运比赛，一个学习中国太极拳，另一位的专业是西方哲学。我对他们讲中国哲学的阴阳偶对体平衡之道，以及这种思维在中国古典政治经济上的复杂应用，学太极拳的朋友很快就理解了，但学西方哲学的朋友立刻反驳说：阶层（劳资）平衡！这可能吗？事实上中国政治家搞了几千年这个东西，有个专有名词叫“兼并”，王安石和司马光在这个问题上吵的厉害，现在是中国左派和右派在吵，问题一样，同时也是公元前81年西汉政府盐铁会议上的主题。
我想，中国未来的政治一定是融合中西的结果，比如国体，上个世纪开始时大家都说联邦好，后来毛泽东当了权，还是搞秦始皇的郡县，再加点联邦，我是赞成进一步郡县的，种族融合是早晚的事，我讲的中国古典外交理论就是世界郡县，《吕氏春秋》用了好多文字讲为什么和平主义不好，统一才好，西方我没有看到讲的那么透的；未来中国政体大概也只能中西合璧，美国无论怎样推，都不太可能是三权分立——事实上在人类文明中，政教一体的国家几乎从来不是“民主”的，因为被选举者需要承担教化责任，单有一般政治忠诚和业务能力是不够。教化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高、基督教信仰深之类才能实现。
我常常想，人类的文明范式是怎样的不同和丰富啊！我们研究中国的意义就在这里，除了西方的文明形态，我们要告诉世界还有另一种形态，不是原始社会落后的形态，二者不区别是欧几里得几何与非欧几何的区别。
7月30日李乃义先生来信
玉忠，
“民主”政治是不是普世价值？这题目太空泛。既要定义“普世”“价值”，又要定义“民主”，然而，大家议论的，不正是什么样的“民主”吗？这也就是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所有的“民主”形式，从原始部落到现代国家，民主的内涵，不过是互相包容、互相尊重、互相督促、互相激励罢了。
西方世界，又自由，又有纪律。规范了律法的范围，保障私权内的自由，而公权力内的纪律性却是动弹不得，没有自由的。美国人没有乱穿马路的自由，因为马路是集体的、社群的，“马路”是公器，得保障群体（别人）使用它的方便。个人“自由”的付出，是以尊重别人为代价的，从来就没有绝对的自由、民主，这就是“人”做为群性生物的基本法。约定成俗的“法”，大多是每个世代时、空下的产物，更改游戏规则（变法）的方式，流血躁动有之，不流血温温有之。“法治”的“法”，如何约定，如何遵循，这私与群之间的平衡，比情与理之间的平衡，其复杂度不遑多让呢，哪里是简单化的任何模型概括得了的。
所以，所谓“现代化”，不可能只有单一模式。英国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由下而上，贵族与资产阶级联合，流血不多。法国大革命，几同文革，杀人如麻，也更加造就一个鲜明浪漫的法国格调。日本明治维新，从上而下，硬把一个儒家社会由大唐式跃进为“现代日本式”，与过去拜拜，从此完全摆脱中国文化阴影。现代国家，无论欧美日，个人较前更舒畅，集体较前更密实，那是无庸置疑的，不然，咱们还用什么“现代化”？我们尽可以不满意西方的“民主”“自由”的定义和内容，过去百年，我们也试过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共产革命、文革、小平维新，我们的民族到点了吗，现代化了吗？！
“模式”是做出来、试出来的，路是人走出来的。中国模式的民主，也是要中华民族一步一脚印去“摸着石子过河”，试炼出来。中国知书明理的人，百分比并不太高，大家理性地、包容地探讨中国式的民主之路，便是“民主”、“现代化”的开端！
7月31日翟玉忠先生回信
李老师：
中国的民主当然不是用某个模式可以框定的，但就象您说的，自由地讨论这个主题就是一种“民主”的开始。
我想在民主化过程中，一定要防止两种情况发生：
一是强化西方的霸语权。这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美国基督教一神信仰强化的那种绝对主义观念，趋向于将所有非民主的东西当作敌对力量，这是危险的。西方最大的危险不是它产生的核子弹和其他战争机器，而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西方人没有“和”的概念，而这是一个商品和资本全球化时代必须的，“和”是什么，中国古典学术喜欢以味道为喻：如果都是一种美式民主香味，没有中国民本甜味，这才可怕，可能还要有伊斯兰政治的酸味才好，这样的世界政治就是“和”，它是以中国人阴阳思维模式为基础的。
二是要注意二十世纪全世界不同国家民主实践中常常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民主化成为挑起民族矛盾的诱因，成为国家分裂的正当理由，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延伸到我国的台湾和西藏；当然因噎废食是不对的，但这个问题不容忽视。听说美国小学生早晨都要念如下语录：“我向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及其所代表的共和国宣誓效忠；这一上帝庇护下的国度不可分割，民众享有自由和平等。”中国还没有解决不可分割与民主的问题，主要是中国的国家结构不是西方城邦式的民族国家，用白鲁恂（Lucian W.Pye）的话说“中国是佯装成国家的文明”，他的基础是历史和伦理的，而不是由生物种族特征以及法制的公民观念界定——人类文明是走向西方民族国家形态，还是走向中国式的文明共同体，这不能随意下定论，中国式文明共同体的形成逻辑也是新法家关注的重要问题，我个人发现，用西方许话语体系无法表达中华文明的历史，比如衣养天下，就不能说是一种战略平衡。
相对于民主，我更赞成民本这个概念，因为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他考虑了社会作为复杂巨系统的分层因素，是介于“主权在民”与“主权在君”之间的东西，如果没有世袭，我基本同意中国传统政治中的“虚君”概念，中国传统社会不是专制的，西方“民主”、“专制”这样的对立思维方法一定要破除。
二十世纪初西方移值词的泛滥导致了中国文化的灾难性损失（参阅相蓝欣：名不正则言不顺——国际关系的语境，http://www.xinfajia.net/article.asp?articleid=4857），增加了恢复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和政治经济学的困难——一位河北中医工作者告诉我，他为了给自己的学生讲阴阳思维，整整用了一周，才让学生渐渐有所悟——由此可见，中华文明真正复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再谈！ |
